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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信任知識、相信知識
本文選自英國作家兼媒體人西蒙·溫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所著的《知識的進化》前言部分。該書詳盡考察了人類從古到今如何獲取、保存和傳遞知識。
西蒙·溫切斯特
在構思《知識的進化》這本關于人類如何獲取與傳播知識的書時,我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獲得知識的情景。無巧不成書,我記得自己當時被一只討厭的小黃蜂蜇傷了腳,那時我才兩歲多。后來,我知道了黃蜂在本書將要講述的重大歷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那件讓我記憶猶新的小事便成了一個巧合。
雖然黑黃相間的普通蜜蜂蜇人很疼,但它也會釀蜜,所以深受人們喜愛,它的近親黃蜂卻截然不同。黃蜂有時看起來似乎只會做壞事,發出令人討厭的聲音,無緣無故惡毒地蜇人,兩歲的我就被黃蜂蜇傷過。
然而,在2000年前,東漢蔡倫在宮廷園林中著迷地觀察黃蜂的行為,尤其是它們煞費苦心地建造巨大的復雜巢穴的方式。黃蜂在筑巢時會制造出一種易碎的半透明材料,蔡倫決定嘗試模仿它們的做法,結果正如今天每個中國小學生都知道的那樣,他發明了我們所熟知的紙張。
就這樣,蔡倫創造了人類傳播知識的一種全新物質載體。然而,這種手段并不是最早的知識記錄方式。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蘇美爾人就已經掌握了記錄知識的方法。蘇美爾人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新月地帶,他們發明了文字,并用削尖的蘆葦稈在由濕潤的河泥制成的泥版上刻出短小的直線圖案。這些圖案便是有史以來最早的文字,各自代表相應的已知事物,比如母牛、桌子、月亮、母親、父親、農民、釀酒師等。
從那時起,語言文字迅速發展,埃及和中國相繼出現了更為復雜的文學,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應運而生,書寫在物質載體上供后人傳閱或儲存。在埃及,當時最常用的書寫材料是紙莎草紙,它是用尼羅河沼澤中生長的一種植物的髓制作而成的;有些文明把文字刻在用山羊皮或羔羊皮制成的羊皮紙上;在中國,漢字被刻在樹皮或龜甲上,至今仍可在全國各地的考古遺址中找到,而且可以識讀,因為在過去的5000年里,漢字的變化并沒有大到無法辨識的程度。
這些早期書寫材料的共性是質地脆弱、不易于攜帶或制作成本高昂,其中記錄的知識可能只傳播給少數人或者只在局部地區傳播。蔡倫的發明改變了這種情況。
到了公元1世紀,紙張以卷軸和后來被稱為“書籍”的簡陋裝訂形式呈現,這使當時的知識傳播變得廉價、迅速和普遍。西安的知識可以寫在紙張上,通過絲綢之路上的駝隊運送,不久后它們就會出現在安條克或君士坦丁堡的集市上,被人閱讀和翻譯。當時,知識處于得到普及的邊緣。
當然,將其推向普及邊緣的是活字印刷術的發展。我無意冒犯那些遠在中國西部的印刷商,他們印制的《金剛經》現藏于倫敦大英博物館,無疑是已知最早的印刷文獻。然而,600年后,也就是15世紀50年代,古登堡在法蘭克福的印刷室開始大量生產印刷品,徹底改變了當時的局面。
此前,一名抄寫員用紙和筆抄寫一份文獻可能需要一個月的時間,而現在,巨大的鐵制印刷機可以在短短幾個小時內生產出十份、百份、千份甚至數十萬份完全相同的文獻。知識革命正式開始了。
與其他革命一樣,這場革命帶來了超乎想象的影響,承載著沉甸甸的責任。這些責任今天仍然壓在我們的肩上,相關內容在本書中占據了很大篇幅。一旦所有人都能獲得知識,人們就會提出無數深刻的問題。例如,什么是知識?什么是真理?什么人應該獲得知識?什么人應該受到保護以免受其害?知識應該由什么人保管?
在17世紀的啟蒙運動時期,這些問題主導著西方人的思想,學者和科學家開始挑戰公認的教會教條。書籍和小冊子開始面向大眾,當然都是紙質印刷品。與此同時,第一部印刷版《百科全書》在巴黎問世,創作者狄德羅信誓旦旦地稱它的出現將“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
這部《百科全書》的出現讓教會感到擔憂。過去,教會一直嚴格控制自己的各種知識的傳播,那些知識通過布道和口耳相傳的方式流傳了幾個世紀,現在是否會受到這種危險的現代觀念的挑戰?以邏輯為基礎的理性世俗知識最終是否會取代古老的天賜真理?梵蒂岡就是在這個時候成立了傳信部,首次引入表示宣傳的propaganda一詞,最終形成了如今的局面。在當今世界,沒有人能夠完全確定他們所了解的知識是真是假,還是介于兩者之間。
在印刷品還盛行的時代,這就已經夠讓人頭疼了。例如,在戰時的歐洲,甚至早在19世紀后期,關于外國士兵在戰場上犯下暴行的夸張故事就被當作真相來講述,目的是讓本國公眾的怒火熊熊燃燒。《第一個傷亡者》(The First Casualty)是當時一本關于戰時信息的書,作者稱那些信息都是虛假的,因為戰爭中最先“犧牲”的永遠是真相。廣播和隨后的電視進一步放大了這種宣傳效果,各種虛假信息能夠輕松地灌輸給憤怒的公眾,并讓他們信以為真。
如今,印刷品已經不再是知識傳播的主要媒介,取而代之的是互聯網及統稱為社交媒體的所有組成部分,它們發揮著與印刷品相同的作用,但傳播速度和普及程度提升了幾個數量級,而且更加隱蔽。與此同時,百科全書已經消亡,大多數報紙也是如此,有些人認為報紙的消亡是對自由和善政的巨大打擊。現在,只要輕觸電腦按鈕或滑動一下智能手機屏幕,人們就能獲得任何知識。不過,在一些社會中,近期發生的某些事件根本沒有與之相關的知識可供獲取,結果就是有些無人知曉的事件可以說從未發生過。
知識傳播媒介在現代的發展引出了兩個重要問題。
其一,現在知識如此容易獲取,我們動腦思考的需要突然受到了明顯且日益嚴重的威脅。
其二,即時獲取的知識可能根本不值得獲取,因為沒有人知道這些知識是否真實,或者這些知識是否遭到了當今知識保管者的操控或歪曲。
我認為,這正是讀者需要思考的問題。全世界的人都有賴于所尋求的知識的完整性,我們需要信任知識、相信知識。然而,這種信心如今似乎面臨著消失的危險,而恰恰在這個時候,似乎又有那么多的知識擺在那里,只等著我們去索取。
最早給知識下定義的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他使用了后來成為名言的短語,稱知識是“確證的真信念”(具體請閱讀第12頁)。柏拉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我說我面前的這個物體是一把椅子,我真誠地相信這是一把椅子。這里有其他椅子的圖片,它們證實了我面前的物體是一把椅子。因此,這一定是一把椅子,而且我知道它就是椅子。我有這方面的知識,我相信我所知道的都是真的。”
如果有一天,你再也不能確定自己所看到的真的是一把椅子,而且人工智能的新奇功能能夠使你相信你所看到的不是一把椅子,而是一張桌子、一匹馬,甚至是一個人,那該怎么辦?這會對社會、人際交往和未來造成什么危害?
這就是本書接下來要講述的警世故事,其中不乏英雄人物,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蔡倫、古登堡、狄德羅等,同時也蘊含著對未來的警示、對世人的警醒。無獨有偶,黃蜂在知識傳播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尾巴上也有毒刺。因此,我們需要小心謹慎,需要保持警惕。我們也需要相信知識,需要信任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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