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青年智庫

Glory Diplomacy

讓中國外交青年智慧被全球看見

為中國青年智庫代言

01

今日語錄

（2025年1月2日）

既是身臨絕境，退無可退，何不向前拼死一搏，說不定還能搏出一點微茫希望。

——〔中〕馬伯庸《長安的荔枝》

02

美國會回到“利益相關者”模式嗎？

作者 / 程亞文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環球時報

在美國新一屆政府即將上任之際，橫亙在美國精英人群與大眾間的“斷層線”仍清晰存在。政治的背后是利益，美國普通民眾未來4年將面臨什么變化？他們主張的利益會否得到滿足？

更多選民在去年美國大選中選擇共和黨，主要出于移民和經濟議題，這兩個問題又直接相關。在美元超發引發的通貨膨脹影響下，作為大多數的美國中下階層近年來承受了越來越大的生活壓力，民主黨政府對移民安置及其他非民生領域的過多投入，在民眾看來擠兌了他們的應得福利。共和黨提出要“重拾美國夢”，減少政府日常開支、增加就業機會，同時降低住房、教育和醫療費用，讓家庭、年輕人及所有人都負擔得起。

特朗普影響下的共和黨被認為已不代表美國精英階層，而是和該國中下階層結盟，這從表面來看是要在一定的國家邊界范圍內，重建“美國人民”的利益相關性。這其實也是自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以來，美國在較長時間內為維護社會安寧、保衛公共秩序、促進國家認同的傳統觀念和做法。

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是美國工業化的高峰期，隨著大公司的出現和資本主義的野蠻擴張，美國當時的勞資關系非常緊張、社會矛盾格外尖銳，對資本主義擴張中如何“保護社會”和界定公司行為，引起了更大關注。1932年，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梅里克·多德提出，商業公司是一個既具有商業能力、又服務社會的經濟組織，不能僅為股東謀利，還要保護雇員合法權益，遵守商業和行業法規，以及為公眾利益負責。換句話說，公司的員工、客戶、合作方、所在社區，乃至公司所處的國家和社會，都是其利益相關方，需要在公司運行中被關照到。這一“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理念，在20世紀中下葉成為西方國家協調經濟活動與社會總體需求之間關系的圭臬，尤其是歐洲一些國家所奉行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更是強調經濟活動要服從于社會總體需求，甚至被寫進國家法律。這段時期，也是西方國家分配相對公平、社會比較和諧的時期。

然而，最近幾十年來，西方國家的經濟思潮、公司組織形態逐漸發生了巨大改變，曾經遭到唾棄的“股東資本主義”再次得勢，“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被迫淡出，這在美國表現得更加明顯。特別是經歷里根主義的洗禮后，企業、稅收、福利等相關的理念、政策與制度，都發生了重大變化。與以往強調公司的社會責任相比，今天的美國大公司更多體現的是自利性，對此提供重要理論支持的，相當部分來自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學說，他認為政府越小越好，應當盡量減少對經濟的干預，公司只不過是擁有它的股東的一個工具，它僅有一種社會責任，那就是在法律和規章制度許可的范圍之內創造利潤。支持“股東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還認為，大公司對經濟效率的拉動會帶來“涓滴效應”，會使所有人受益。然而，實際情況是，在經歷最近幾十年來“股東資本主義”大行其道后，貧富分化和社會鴻溝以驚人的方式不斷加劇，還傳導進入政治領域，催生了政治極化現象。

因分配嚴重失衡、國家內部不同群體的利益相關性消失而產生的分裂對立，已是不少國家面臨的嚴峻挑戰。因此，“利益相關者”模式近年來重新被頻繁談論。在2019年8月的美國年度“商業圓桌會議”上，眾多美國大企業總裁們坐在一起發表宣言，改寫股東利益至上原則，聲稱公司要與全社會構成利益相關者。其他一些國家也在政策上開始回調，比如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在執政期間曾主張推進新資本主義，側重點在于發揮政府和國家的職能調節二次分配，在大公司和中小公司之間，讓中小公司有更多比例的獲利，其政策的傾斜度偏重于中下階層。

美國的政客們不太可能不明白當前美國政治極化的原因所在。最近4年來，拜登政府做出的一些人事安排和推出的政策，一度被外界認為是仿效“羅斯福新政”，比如推動建立的全球最低企業稅、對大企業表現出的加強監管傾向，表面看來都是為勞工階層而設，但為何沒有引來勞工階層的共情呢？主要原因是拜登的政策充滿內在矛盾，其在移民、性別等方面搞身份政治，以及對資本運動的全球化并沒有真的做到有效監管，都在弱化國家認同和國家能力、加大國家財政壓力，進而無法真正改善中下層群體的生活處境。

特朗普團隊在競選中試圖展示回歸“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姿態。然而，其政策追求同樣充滿矛盾，并不都有利于中低階層。比如，聲稱美國的公司稅過高，要將當前21%的公司稅降低到15%。但從二戰結束一直到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公司稅曾在較長時期內都保持在50%以上，哪怕到了上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執政初期，也還在40%以上，這是以往美國內部不同人群形成利益相關的重要成因所在。未來，美國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在一種仍然致力于給公司讓權的制度設置中，如何來推進利益相關？

03

廣而告之

（2025年1月2日）

04

平臺記事

（2025年1月2日）

2024年4月26日，大外交青年智庫（GDYT）受邀入駐河南日報報業集團頂端新聞，注冊“大外交青年智庫（GDYT）”官方賬號并加V認證。5月30日，“大外交青年智庫（GDYT）”頂端新聞官方賬號發布第一篇文章。6月4日，“大外交青年智庫（GDYT）”頂端新聞官方賬號推文總閱讀量突破1萬；6月11日，推文總閱讀量突破10萬；8月12日，推文總閱讀量突破100萬；截至2025年1月2日13時整，推文總閱讀量突破146萬。

05

（2025年1月2日）

大外交青年智庫（簡稱“大外交智庫”）（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創辦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為主的綜合性戰略研究機構、社會/青年智庫，總部在中國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庫、中國首家青年智庫，創始人是王蓋蓋。GDYT一直堅持“只有修煉好內功，才能放心去實戰”的發展理念，從2017年創始初期穩扎穩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創評論組（于2022年改組為《智本青析》編輯部）并創辦《智本青析》電子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開設分支機構即海南大外交學會，同年成立青年發展研究中心，該中心在2019年創辦“大外交青年發展與實踐啟航項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創辦“世界青年菁英坊《早點知道》講座項目”至今；2020年成立應試就業研究中心并創辦《真題解析》付費專欄；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決策咨詢公司，集中研究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海外利益分析與保護、青年外交與青年發展、區域國別與國際組織、跨國公司與全球治理等事務；2021年成立外文編譯評議組并創辦《大譯編參》電子刊至今（該編輯部于2022年創辦《每日信報》微電子日刊），同年成立區域國別研究中心（該中心于2022年創辦《新國別簡報》欄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數據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該中心于2022年創辦《鴻士論天下》欄目）、國家安全研究中心、黨的理論創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專訪項目（青坊談、最有影響力人物訪談、21世紀中國外交天團、學人專訪等）整合為《與名人對話》欄目，組建“青年智庫特種部隊”全職高精尖部門和全球范圍內的“大中華菁英圈”，開啟“Smallibrary·小書屋”全球青年閱讀挑戰計劃（該計劃于2022年創辦《智庫書屋》欄目），運營新知太學（網絡）書院（該書院于2022年創辦《線上共讀》欄目）；2023年，成立全球創業研究中心、全球灣區研究中心、跨國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數字經濟研究中心、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在香港開設分支機構“香港大外交學會（GDYT HK）”，創辦“華灣國際創業發展新菁英匯”國際人才交流平臺等。GDYT從2021年以來，多次舉辦全國（含全球）青年國際問題學術研討、政策分析與思想交流等活動，如“國際問題研究型青年智庫發展模式探索論壇”、“新型國際問題青年智庫建設與發展論壇”、“國際關系青年辯論賽”、“國際關系青年辯論賽最佳辯手論壇”、“世界青年菁英坊《早點知道》系列講座”、“國際問題/區域國別學術研討會（GDYT·ISAS）”系列活動、“《與名人對話》系列采訪活動”、“《鴻士論天下》系列講座活動”、“新時代中國國際戰略高端論壇與菁英論壇”、“華灣國際創業發展新菁英匯”系列活動、“GDYT與國際知名學者對話”等等。自創辦以來，GDYT一直致力于“讓壹億中國大外交青年智慧與方案被全球看見”，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為實現個人、企業、社會、國家和世界和平發展而奮斗，至2021年底，已發展成集專家顧問、研究員（含高級）、特約研究員（含高級）、助理研究員、編譯評議員、時政評論員、實習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國際人才體系（200人）的樣本標桿青年智庫，聚焦中國與全球大外交領域青年的原創方案、發展計劃和外交延伸等助力與服務，在“對照全球外交發展、對接世界高端智庫、對比新型平臺建設”的三原則指導下，為中國的外交與安全發展貢獻青年力量和方案，為政府、企業、智庫、高校、非政府組織以及個人都有提供過咨詢服務，被海內外青年譽為現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腦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庫的開創者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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