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龍重磅新作《失去的三百年》自上市以來，好評不斷，得到眾多媒體和大咖的高度評價。

新京報書評周刊、界面文化、財新、得到等在內的多家平臺以及俞敏洪、羅振宇等知名大咖都誠摯推薦。

近日，《解放日報》刊登了袁燦興博士為《失去的三百年》一書所撰書評，今天轉載此文，希望能為更多讀者帶來啟發。

本文刊于2024年12月28日解放日報11版解放書單

失去的三百年，朝貢天下與閉關鎖國

無錫城市職業技術學院教授 袁燦興

郭建龍先生新著《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發現之后中國的開放與封閉（1516—1840）》，將地理大發現至鴉片戰爭之間的三百年，加以分期。在第一個一百年里，中國充滿了好奇與試探，接納了先進的知識。明嘉靖朝初期，沿海葡萄牙人的出現，給大明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在廣東、浙江、福建等地，葡萄牙人的艦船與火炮，向大明展示了威力，也刺激了一批士大夫，乃至喊出了“師佛郎機以制佛郎機”。晚明時期，涌現的以徐光啟、李之藻為代表，接受西方器物文明的士大夫階層，只是明朝體系中的極少數，以滿足明廷對天文、戰爭、歷法的需求。在士大夫的認知之中，中華仍然以文化先進居于朝貢體系之中心。如利瑪竇等傳教士，被視為是從文化落后的朝貢國仰慕而來。

在第二個一百年里，隨著明清易代，西學知識在顛簸中繼續傳播，直到被一個聰明的皇帝（康熙帝）利用，但最終在一個保守的皇帝（雍正帝）手中落下帷幕。明清鼎革后，傳教士延續利瑪竇等人的做法。一方面，在禮俗上繼續做出變通；另一方面，則走宮廷路線，以天文、歷法、數學、繪畫、醫學、機械等知識為中國皇帝服務。此舉獲得了成功，湯若望、南懷仁等耶穌會士獲得清廷信任，被委以官職，以各種西方知識服務清廷。但傳教士帶來的學問，只能局限在器物范圍，不能威脅到中華文化的根本“道”。至于這個“道”，則以儒家思想為主體，以華夏中心說為核心，以中央集權機制為表現，被視為是萬年不變、最為先進的文化之道。

在第三個一百年里，至乾隆帝時期，完成了盛世下的文化閉鎖。中國已經沒有了西學知識，只有自大，即便這樣，了解西方的中國人并不少，只是由于朝廷將外界的消息過濾，留給皇帝的只有萬年永固的朝貢天下體制。由此郭建龍先生認為，從大航海至工業革命，中國一度有機會去學習西方，在技術、資金、商業上向世界開放，但中國浪費了三百年的時間與機會。而清代的“閉關鎖國”，是在部分貿易的前提下，以維護穩定的名義出臺各種政策，讓對外貿易變得困難重重。之所以如此，乃是古代中央集權制度對開放天然性的抵觸，皇帝更傾向于禁止百姓接觸海外新事物、學習新知識，將百姓封閉在信息大壩中，最終產生對世界的厭惡與輕視。

清廷的“閉關鎖國”，要從經濟與思想兩個角度來解析。

在經濟領域，清代談不上“閉關鎖國”，持續通過海外貿易獲取了海量白銀。可以說，在對外貿易上，清廷并不排斥。但對外貿易的前提卻是，西方人需要有條件才能走進來，更要限制中國人走出去。

在思想領域，清廷卻嚴防死守，杜絕任何新思想體系帶來的沖擊，這才是清代“閉關鎖國”的真相。清代的“閉關鎖國”，實際上是在文化上鎖死系統。為此，一方面，對來華貿易的洋商，清廷施以種種禁錮，嘉慶帝曾明確宣告：“西洋人等除貿易而外，如有私行逗留講經傳教等事，即隨時飭禁。”另一方面，對于華人出海貿易，清廷重拳加以打壓。對在海外久居不歸的華人，清廷格外警惕，“若不嚴加懲儆，恐內地民人，習以為常，出洋滋事”。每當華人對外貿易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王朝就會予以打壓、剿滅，商業力量不斷被舊制度所絞殺。

清廷在經濟上與外界有條件交往，獲得現實利益，在思想體系上嚴防死守，不容產生絲毫異變，維持朝貢天下、王朝統治的是千年一律的華夏文化優越感。而西方人則努力接觸中國，更想一窺帝國內部虛實，以期展開自由貿易，卻又因為思想層面的因素，遭到清廷的排斥，中西方兩種不同思維的碰撞，終將引發沖突。

《1840年7月5日，第一次定海之戰》，19世紀，愛德華·H·克瑞

哪怕經過鴉片戰爭，國門被利炮轟開之后，中國在對西方各國的學習中，依然強調“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依然堅持中華文化無上的崇高性。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仍然恪守中華文化無上優越的觀念，并將西方的技術斥之為雕蟲小技，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堅守，使得知識分子眼中西方之強大，之領先于中國的，只是它的科技；而中國的文化將一直是優于西方且是西方所不能比擬的，此種思維深入血脈，難以根除。

中國民間社會之中，從來不缺海洋文化與冒險精神，中華文明對外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來自民間自發的對外探險。但經由民間商業行為所出現的新階層、涌現的新思想，沖擊人心，削弱統治，這是歷代王朝所不能容忍的，必須時刻加以打擊。

在西方的歷史敘事中，最常見的觀點是，清廷格外仇視外國人，于是采取各種措施，對西方各國來華商人進行打壓，排斥商業貿易，以保持清廷與世隔絕的狀態。然而，將洋商與華商的處境加以比較，則可以清晰看出，清廷對于本國商人的打壓更甚，洋商在貿易中享受到了相當多的優待，堪為超國民待遇。

自好望角及新大陸被發現之后，歐洲各國先后認識到，國內經濟只有與固有農業所匹配的糧食產量，而通過國際貿易才能帶動整個社會的轉變，創造更多的財富，才能改變每個人的命運，普惠民生，故而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可是，此時的清廷卻沉迷于天朝大國的榮耀之中。清廷可以為了維持朝貢天下的秩序，為了帝國的面子、皇帝的榮耀發動一次次戰爭，卻不會為了海外貿易而發動戰爭，更不會以武力去支持華商揚帆四海。國際貿易給歐洲帶來了整個社會的革命，但在中國，對外貿易帶來海量白銀的流入，只是強化了大清王朝的造血能力。雖有數字上的增長，但沒有社會層面的變革，王朝一切依然。

對于清廷的對外政策，往昔多以“閉關鎖國”加以概括，但清廷算不上完全的“閉關鎖國”，在經濟上處于“你來我不往”、在精神上處于“自我麻醉”的狀態，他們無心于外部發生的一切，更不關心海外貿易的開拓。清廷的統治者甚至連自己國內的經濟事務都不大了解，遑論對外貿易了。而英國倫敦、荷蘭阿姆斯特丹則收集來自全世界的情報，全力營建著海上艦隊，預備為商業貿易發起一次次對外戰爭，開拓全球。

《失去的三百年》

作者 郭建龍

出版日期 20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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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理大發現開始，到公元1840年的海通為止，中間有著漫長的三百年時光。在這三百年里，中國已經和海外有了一定的交流，甚至有過令人振奮的開眼看世界和大翻譯運動，但為什么三百年過去了，中華民族在睜開眼睛之后，又選擇了閉上眼睛，不僅沒有迎頭趕上，反而最終形成了封閉，從此徹底和世界隔絕了呢？這個歷史過程是如何形成的？又是為什么呢？

郭建龍

郭建龍，自由作家，社會觀察家，曾任《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史、世界近代史。近十年來，實地探訪幾乎整個中國以及非洲、歐洲、中東、中亞、東南亞等地數十個國家，用游走的方式觀察和記錄世界。善于從不同的宗教、文化根源入手，多視角叩問地域文化，帶領讀者在歷史和現實之間穿梭，透視千年文明的興衰存亡。已出版歷史暢銷書《汴京之圍》《盛世的崩塌》《絲綢之路大歷史》、“帝國密碼三部曲”《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中央帝國的哲學密碼》《中央帝國的軍事密碼》，歷史游記《穿越非洲兩百年》《穿越百年中東》《失落的世界》等。譯有甲骨文叢書《一把海貝：從奴隸貿易興起到革命年代的西非》《墨洛溫王朝：創建與變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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