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多數情況下，是對現實的關切。事實上，它是新聞人或退役新聞人的“避難所”：一切未盡的新聞，都通過非虛構來實現。

撰文丨連清川

多年以來，我一直極度厭惡“非虛構小說”這種提法。所以，特魯門·卡波蒂的書，我一個字也沒有看。

在我看來，非虛構就是真實，而小說就是虛構。一種寫作，要么是真實的，要么是虛構的，怎么可能既真實，又虛構？“薛定諤的非虛構”怎么可能存在？

非虛構小說的存在，對新聞是一個羞辱。

非虛構寫作要求的，是在作品之中，每一個字都是有來源的。但是即便是真實的事件，一經發生，其中一定有許多的細節、證據或人物會遺失，被掩蓋，無從還原，怎么辦？彌補的方法可能是傳言、推理和猜測，但是它也必須被作者明確地指出和標明，以免誤導讀者。

然而，任何真實事件或者人物在重構的過程中，都不能以想象或虛構來填充。

我們時代最偉大的非虛構寫作者，在我個人看來，是蓋·特立斯，他的《王國與權力》訴說了《紐約時報》從創立之始直至他寫作時的20世紀60年代，橫跨了百年歷史，其中的人物與細節無比精細與詳盡。“每個人物，場景，故事，句句屬實”。

蓋·特立斯是一個記者，“新新聞主義”的創始人。他篤信新聞，但同樣認為，新聞必須如同小說一般引人入勝。

01

非虛構幾乎從來就是與新聞相關的。

新聞在許多情況下是一種未盡的遺憾。它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新近發生的事件，以最詳盡的方法披露給期待了解真相的公眾。但是，恰恰因為其時間的限制，與媒體篇幅的有限，所以常常有許多的人物、場景與故事，必須從新聞中排除出去。

可這些被排除掉的事實，是無關緊要的嗎？當然并不是。甚或說，構建起一個完整的敘述，有時比新聞更加接近于真相。

普利策獎獲得者伊麗莎白·科爾伯特無疑是這個時代最優秀的環境寫作者，她的作品《大滅絕時代》（英文名實際上是《第六次大滅絕》）構筑了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巨大環境危機。而她在《紐約客》上所進行的報道，都不過是單一的環境災難，根本無從了解環境危機的全貌。

是的，非虛構多數情況下，是對現實的關切。事實上，它是新聞人或退役新聞人的“避難所”：一切未盡的新聞，都通過非虛構來實現。

普利策獎非虛構類目是他們的圣殿，許多的新聞人或退役新聞人的追求，就是獲得普利策非虛構獎。在過去的多年里，他們也成為了這一獎項的常客，例如2005年斯蒂夫·科爾的《影子戰爭》，2015年的《大滅絕時代》，2022年安德里亞·艾略特的《隱形的孩子》。

在中國，我們這個時代當然也有優秀的非虛構寫作者。

我的朋友易小荷在四川住了一年，寫作了《鹽鎮》。這是近些年里一部優秀的女性主義非虛構寫作。

劉子超穿行在全世界，寫作了《午夜降臨前抵達》、《失落的衛星》和《血與蜜之地：穿越巴爾干的旅程》，在旅行寫作上無人能及。

袁凌在過去幾年里出版了《寂靜的孩子》、《青苔不會消失》，他的文字和真相都極其驚人。

我們沒有普利策獎。袁凌前一段時間成了新聞，因為他要找工作，以維持他的非虛構寫作。

我們每個人都有關切的現實，只是各自所關切的東西不同。

我是學國際新聞的，也曾經做了多年的國際新聞記者和編輯。

2024年是國際新聞的大年：這個世界上有兩場地緣沖突正在進行，俄烏沖突和以哈沖突；2024年是大選年，除了美國大選之外，歐洲有許多場重要的大選正在進行；中東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倒臺，伊朗內部改革派上臺；韓國發生了民主化以來最為深刻的政治危機；米萊在阿根廷的改革日益深入，行將帶來拉美的多米諾效應……

這個世界正在步入一個新的、巨大的轉型期，以上所列舉的每一個事實，都將會深刻改變這個世界的面貌。

02

幸好還有歷史非虛構。當現實難以言說的時候，歷史寫作是一種“逃難”。

我的朋友陳季冰說，歷史寫作是他從現實的一種退卻。他的專業領域是財經，而他近年來卻在研究宋史。

但進入歷史寫作，并不是從現實中脫離。我們這些做新聞的，最終都難免筆下是歷史，眼中是今天。新聞是我們的專業，沒有新聞可做的時候，用歷史來觀照現實，起碼是假裝還在“務正業”。

但是歷史又如何能觀照現實？

在新聞操作中，有一個禁忌叫“主題先行”。就是說，我們先假設了一個事實，然后尋找證據來證明這個主題。這就是在我們心中先假設了一個新聞事實，而所有收集來的資料，只不過為了證明這個主題。這種新聞寫作，最終就會脫離新聞的事實本身。

但是在我看來，非虛構寫作恰恰相反，所有的非虛構，都是“主題先行”的。也就是說，我們想要去觀察一個領域，或者觀點，或者現象，就要先設定一個主題，然后用我們所收集來的資料去觀察它。

當然，它就未必是一個事件，而有可能是一個人物、一個現象、一種觀點或者一種社會變遷。

例如，普利策獎獲獎作品《形而上學俱樂部》所觀察的，就是美國社會如何進入現代化。作品考察了美國在19世紀到20世紀之交的幾個關鍵人物，最高法院大法官溫德爾·霍爾姆斯、哲學家杜威、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和教育學家查爾斯·皮爾士，他們的人生與他們的思想的變遷過程。

但是這里面就產生了與新聞操作同樣的風險。人物、現象與觀點，事實與故事，并不總是與主題相同，相一致，相契合，難道這個時候就引入想象和虛構嗎？

這可能就是“非虛構小說”與“非虛構寫作”的本質差別了。

我之所以說非虛構寫作與新聞相通，本身的關竅就在這里。新聞操作的核心，是提問。

新聞的目標從來不是給答案。新聞是追尋真相，無限接近真相，但從來無法到達真相。我在最近出版的非虛構作品《曹操的自白書》里說，歷史一經發生，就已經是不同的歷史了。

所以新聞和歷史非虛構的目標，都是提問。我們提供關于這些人物、現象與觀點有關的一切事實與證據，甚至包括推測和傳聞，從來無法提供答案。答案永遠在讀者自己的判斷之中。

《曹操的自白書》并不是要告訴你，曹操的終極面目是什么，紅臉還是白臉，忠臣還是奸臣，它所要提出的，仍然是我們如何去看待歷史，如何去尋找真相。

尋找真相才是終極涵義所在。我們很多人依然習慣用黑白分明、忠奸立辯的方式去看待我們自己的歷史，而無法以客觀的眼光去看待我們的過去。于是我們就永遠困在正確和錯誤的二元對立之中，而無法進化，無法理解在歷史的真實情境中所發生的一切，恰恰是我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原因。

我的主題是，我們如何看待昨天的曹操，是我們如何看待今天的自己。

葛劍雄老師在給我的序中提出了主觀非虛構和客觀非虛構的見解，我十分欽佩。他說，“歷史事實屬于科學，只有一個事實，而事實本身存在標準答案”。

在這樣的定義面前，我只能承認我自己的寫作的確屬于“主觀非虛構”。因為我試圖用歷史事實來討論一個并不存在標準答案的問題。

如果我還能有所辯解的，那么就是我的專業所決定的：新聞人的責任從來都是提問，而不是提供標準答案。我們提出所有的疑問，列出所有的證據，提供所有的推測，但是我們沒有答案。

在普利策獎的獎項設計中，除了非虛構寫作獎（General Nonfiction）之外，還有歷史寫作和人物寫作。我所十分鐘愛的作品《奠基者》（Founding Brothers: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就是歷史寫作獎。

我們這些非歷史專業出身的非虛構寫作者比起歷史學家而言，有著更大的風險。因為我們比起專業的歷史研究者而言，缺少歷史的專業訓練，缺少文獻解讀的能力，缺少歷史科學的研究方法。

我想，這就是我們新聞出身的歷史非虛構寫作者，與歷史學者的非虛構歷史寫作的差別：他們想要尋找關于歷史的答案，而我們想要提出關于歷史的問題。

03

但是非虛構寫作，無論是現實題材還是歷史題材，它的終極目標，還是如何講一個好故事。

這是一個類似于新聞的專業。我們設置了一個問題，然后我們從中去收集證據和資料，構建其中的邏輯性，尋找人物行為的情境，重塑他們所處的環境，搜尋相互之間的關系，呈現時代與空間的復雜性，然后，我們通過一個完整的故事，將他們講述出來。

歷史的發生，與我們今天并沒有什么不同。只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時代背景中，采取了不同的行動而已。

之所以可以通過歷史來觀照今天，恰恰是因為人性與文化，有著巨大的延續性，我們通過看見歷史上所發生的事情，可以去思考我們從他們的身上，繼承和改變了什么。

如果我們無法在歷史的情景中去重構一個故事，我們也就無法去理解他們的人性，他們的行為，以及他們的時代和環境。

沒有故事，就沒有歷史。

和其他歷史寫作者可能不同的是，我更加在意的是非虛構。我想要寫作的，是一個完整的曹操的故事，他所面臨的時代，他與當時人物的關系，他所處的環境，他所采取的行動的原因，他所面臨的困境，以及他的行為所帶來的連鎖反應，他在當時以及后世中之所以成為他的理由。

歷史真相是無從認定的。但因為非虛構，我們得以重構他的時代和他的生活，從中我們能夠看見自己，看見國家，看見文化，看見我們從兩千年前，如何演變成了今天的我們。

因為現實難以言說，所以我們必須從歷史的線索中去尋找今天。我們做新聞的，終究難以逃脫自己的宿命，我們關心現實，我們關心事實，我們關心真實。

我們始終只有一個使命：關心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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