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字化時代，信息如同空氣般無處不在，它們塑造著我們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然而，隨著社交媒體和算法分發的興起，我們正面臨著一場精神和智力的挑戰。

2024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將“brain rot”（腦腐）選為年度詞匯，這不僅反映了公眾對過量瀏覽低質量信息的擔憂，也揭示了數字時代信息環境對我們的影響。在中國，億萬網民每天花費數小時在微信、抖音等平臺上，短視頻和網絡短劇的市場規模甚至超過了傳統電影行業。這一切背后，是信息環境的深刻變遷，也是社會文化和個人行為的復雜交織。

本文與傳播學學者劉海龍深入對話，探討了2024年信息環境的公共事件與話題。劉海龍教授以其獨到的視角，分析了媒介技術變革對文化、社會心理和公共生活的影響，提出了對當前信息環境的深刻洞察和未來展望。他強調，面對信息環境的挑戰，每個人都應有所行動，不僅需要個體的自覺和適應，也需要社會層面的綜合治理。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一同回望2024年，探索如何在信息泛濫的時代中，保持清醒的頭腦，避免成為“垃圾人”。以下是《晚點 LatePost》和劉海龍的對話，Enjoy：

本文經授權轉自《晚點LatePost》（ID：postlate）

文丨曾夢龍

編輯丨錢楊 黃俊杰

賽博朋克世界已經降臨——不用腦機接口，無須在耳后插優盤。在中國，每一天，9 億人接入微信，平均花去 1 小時 42 分鐘，7 億多人在抖音、4 億多人在快手各刷 2 小時。還有微博、B 站、小紅書等若干 “小” 平臺各吸入上億人半小時至一個半小時不等。這還沒有算拼多多、淘寶、支付寶、美團等內置視頻、善用游戲化設計的“工具”平臺，它們的娛樂性堪比迪士尼，讓人沉湎其中。

牛津大學出版社發起、數萬網民投票選擇 “brain rot”（腦腐）作為年度詞，主流網民可能倍感親切。這個詞特指過量瀏覽低質量信息，導致一個人精神或智力狀態惡化。

網絡短劇今年市場規模超過電影行業，超出科幻作家想象力的現實題材劇本被塞到數億人眼前，成為腦腐的最新證明。但少被討論的是，影視公司的內容創作會上早就在說 “得抖音者得天下”，現在只是再多考慮一下 “長劇短劇化”。

數字與現實被疫情和短視頻加速融合。中國國家統計局今年 10 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國時間利用調查公報顯示，中國網民（約 11 億）每天上網時間平均為 5 小時 37 分鐘，已經是 2018 年的兩倍。

新的信息環境帶來許多便利、重組了很多行業的分工和分配，也誕生了新的問題和爭議。

英國牛津辭典的年度詞匯選擇了 “brain rot”（腦腐）。圖片來自：牛津大學出版社。

信息常被類比為食物。吃下去的食物影響著身體細胞的生長和變異，攝入的信息則影響著大腦的運轉——一些神經科學家、心理學家通過研究證明，就像垃圾食品過量導致肥胖、誘發心血管疾病，過度使用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也確實會大幅改變人的大腦，造成深度思考減少，心理健康受損（如焦慮、抑郁、孤獨），現實人際關系被忽視等問題。

許多人不滿當前的信息環境，批判算法、平臺、AI 以及流量至上的價值觀，認為它們通過各種機制，想方設法讓人上癮，毀掉了人的智力、社會風氣和公共生活。

這些觀點都把新的媒介當成洪水猛獸。但傳播學學者劉海龍認為，有時很難簡單區分哪些問題是媒介造成、哪些問題是社會造成。

“如果你把所有問題歸結為媒介，認為不使用媒介，就沒有這些問題。我覺得這過于簡化了。” 他說。

劉海龍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傳播系主任，研究方向為傳播思想史、政治傳播、傳媒文化。他長期關注宣傳、真相、信息環境、網絡民族主義等傳播問題，專著有《宣傳：觀念、話語及其正當化》等。

2024 年 12 月，《晚點 LatePost》和他一起回顧了 2024 年有關信息環境的公共事件與公共話題。在近 3 個小時的訪談中，劉海龍的表達溫和理性，對新的媒介環境變化持一種適應、自由和開放的態度。

“人類社會就是跟著媒介發展，人的進化也是跟著媒介變化、技術變化不斷在變化。” 他不同意海德格爾等哲學家對技術持非常悲觀和批判的態度——如技術沒有敘事，導致人們虛擬化、社會被控制。

劉海龍認為，理解技術更好的方式類似達爾文的演化論。整個信息環境如同氣候，人類得學會適應新的媒介形態、信息分發方式，和它一同進化。

這個信息環境將如何發展也不是一定的。這取決于每個人的參與，哪怕你只是信息的消費者，你選擇點開什么樣的內容也在決定什么樣的信息被制造出來，“在垃圾的信息環境里，盡量不做一個垃圾人。” 劉海龍說。

1

大眾文化從來都被消費主導

現在是其他選擇在衰退

《晚點》：今年英國牛津辭典的年度詞匯是 brain rot（腦腐），澳洲麥考瑞辭典今年的年度詞匯是 enshittification（垃圾化）。這兩個詞匯激起很多人的同感。作為傳播學學者，你有什么感受？

劉海龍：我覺得好像回到上個世紀。因為在 1930 年代，收音機、電影出現時，英美知識界討論過大眾媒體和大眾文化使得整體文化品位下降。電視時代也談論過，像《娛樂至死》。這樣的爭論，每到媒介技術變革的時代就容易出現。現在是社交媒體和 AI 算法分發的時代，大家又重新爭論這個話題。

它反映的是媒介技術帶來文化領導權力的轉移。因為如果以文化質量品位劃分，任何社會的文化都是分層的，都有精英文化、中產階級文化、大眾文化。大眾文化肯定占主導。這種轉移使得我們原來熟悉的文化分層邊界突然消失或者擴展了。

在中國，我們要討論的問題不只是社交媒體導致文化品位下降，更重要的問題是其他力量對于精英文化的侵蝕。它們遠遠大于商業、算法。或者說，我們有沒有培育起精英文化去制衡這種商業、算法導致的 “腦腐” 文化？

批評資本、算法沒問題，比如不要以流量作為唯一標準，但從另一個角度，商業文化的核心就是迎合使用者。我們今天看到文化品位下降，也是使用者選擇的結果。這股潮流很難阻擋，因為它是在法律范圍之內迎合。大家喜歡看什么，它就會大量提供。

所以我覺得關鍵在于，社會需要其他機制補償或者對抗這種文化，要給人上升的空間。人都會成長，從喜歡低端的文化，到慢慢厭倦，往上走。最怕的是，當人們想往上走時，沒有足夠多的文化供給和吸引他們。這是最大的問題。

每當媒介技術變革時，“腦腐” 文化的爭論就開始出現。

《晚點》：也就是說，大眾文化從來都是消費性質，關鍵是沒有別的選擇？

劉海龍：對，我們有時產生錯覺，覺得現在文化很低端、世風日下。其實不是這樣。因為保留到現在的幾乎都是精英文化，過去的大眾文化基本都消散了。而且，過去的文化消費者較少，今天差不多所有人都是消費者。

前兩天，我看到一個數據，中國現在網上職業主播數量是 1508 萬。這是什么概念？歷史上從來沒有這么多職業的新聞或者廣電從業者。這相當于某些國家的人口數量。中國的短視頻賬號總數達 15.5 億個，等于每個中國人有一個多短視頻賬號。這么大的數量，歷史上前所未有。它們要填充什么內容呢？沒有那么多優質內容填充，也沒有那么多優質受眾觀看。

所以應該有其他文化對抗和平衡這股潮流。比如之前有很多知識分子或者普通公民參與公共討論，一件錯誤的事情出現后，有質疑、批評的聲音，現在越來越小，最后都是等政府出個公告。很多事情應該媒體調查、介入，通過媒體澄清，但現在很少有媒體報道，最后就是錯誤、垃圾的信息滿天飛、情緒高漲。但這些都不能全怪媒體。

《晚點》：一項預估數據稱，2024 年中國微短劇市場規模將達到 504.4 億元，同比增長 34.90%。而同期內地電影全年總票房收入預計為 470 億元，這意味著微短劇的市場規模有望首次超過內地電影票房。你看過短劇嗎？如何理解它的迅速崛起？

劉海龍：我出于職業需求看了看。短劇我覺得是個替代。因為現在我們的休閑時間在碎片化，都在等待或者路上，同時工作一天非常勞累，“文化體力” 不足，使得我們沒法像過去那樣去電影院或者在家看劇。大塊的文化消費時間蠻奢侈，這種 “加速社會” 帶來短劇流行。

現在我們的文化越來越簡單、微型化、碎片化。短劇跟算法息息相關，它結合了一些元素，比如前段時間流行 “銀發霸總”，結合霸總和老年人。傳統有起承轉合、鋪墊的敘事在消失，短劇變成對我們的情緒刺激。幾分鐘一集的劇，一分鐘就要有一個爆點，讓你情緒帶入。所以短劇非常夸張，很多都是情緒宣泄。

大多數人會覺得這很爽，刺激多巴胺分泌。霸總劇很解氣，還有被壓迫后逆襲的劇。這些主題在傳統影視劇里也有，但沒有短劇那么極端。

它不是敘事，而是怎樣操控你的情緒。很多短劇的表達，尤其對于貧富差距，都是非常極端的，現實中不可能出現，但它利用了人的心理和生理缺陷。

作為純商業產品，短劇可以存在。問題還是我剛才講的，有沒有好東西跟它對抗？如果所有都是這樣，那就完蛋了。

《晚點》：很多人也想看好東西，但沒時間，平常生活太辛苦了。

劉海龍：對，可能一些短劇也撫慰了很多人的心靈。像外賣員等外賣時可以刷短劇或者短視頻，否則他每天就只剩送外賣。之前網上有人討論 “電子陽萎”，連打電子游戲都提不起精神，問題顯然出在生活環境中。

2

AI 生產海量信息

正在讓我們喪失時間感

《晚點》：相比之前的媒介技術變革，今天因為算法、AI 等技術的出現，虛假信息猛增。像今年韓國深度偽造色情犯罪激增，中國一些賬戶利用 AI 生成虛擬人賣貨，你怎么看？

劉海龍：最近 Sora 發布新版本，又引來一波關注。類似這樣的新技術，使得 AI 生成的信息會越來越像人類創造的信息。

現在有人觀察到，我們搜索，AI 生成答案，但生成的東西不會消失，而會根據算法，越來越靠前。未來我們搜索的內容可能是 AI 生產的東西占主導，這些東西又成為新的語料喂給 AI，然后 AI 又會加工 AI 生產的東西，不斷反復。這就會出現 “遞歸效應”，出現尼采講的 “永恒循環”。

信息的永恒循環會產生一些危險。比如我們會失去時間感、歷史感。最新和古老的信息都是突然一并涌入，不像書籍那樣的線性時間排列或者秩序。現在接受社交媒體和推送內容這一代，其實已經出現這個問題。

很多人都活在當下，不太關心歷史，忘掉了歷史教訓，導致覺得當下最好、一切合理。

像吳柳芳事件，我看到有人說，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事情，都是歷史上靠擦邊擦出來的。比如電影里的吻戲、雜志上的泳裝照、李谷一的 “氣聲唱法”，當年都是冒著被查禁或者批評的危險。一點點地，通過類似這些事情，人們的道德尺度開始放開，社會變得更加寬容。如果沒有歷史意識，就意識不到封禁一個賬號意味著什么。

還有因果性的喪失。人們搞不清楚很多東西的因果關系。像今天許多人都是以我的情緒為主，被情緒裹挾，不會推理一件事情合不合理、正不正確。這種非理性的思維方式就是反因果、反歷史的。

AI 如何影響人類的信息環境還是個未知數。

《晚點》：你覺得如何能降低負面影響？

劉海龍：因為 AI 不能自己識別自己。現在最強的技術都是 “生成”。“判別” 意味著水平要比 “生成” 高。同時，今天 AI 生成的內容大部分基于文本，沒辦法和現實對照。很多荒唐的內容，問題就在于它沒有現實感或者歷史感。

那怎么讓 AI 有現實感？我覺得技術的問題可能還得技術來解決。因為人類識別不了那么多信息，不可能一條條核對。AI 未來可能要往如何感知現實、識別現實方向發展。現在已經有人在做這種 AI 開發，如何識別或者篩選虛假信息，這樣未來可能好一點。否則，這輪技術發展可能會是災難，大家以后都無法判斷什么是對，什么是錯。

《晚點》：雖然 AI 生成了很多低質量、不真實和不準確的信息，但你在《生產式人工智能與知識生產》一文中提到，AI 生成的知識也具有創造性。

劉海龍：我的主要觀點是說，AI 生產的知識跟人生產的知識不一樣，不能用人類的知識標準要求它。這里面涉及很多哲學討論，比如 AI 生產的知識能否自我解釋，能否指向現實，有無創造性，背后是否有情感等等。這些討論我就略過。

現在 AI 生產的知識，人類的參與很深：一是語料來自于人；二是問題來自于人。最簡單的例子，蘇格拉底創造的哲學是由蘇格拉底的問題引導出來的，所以人的問題引導對 AI 的知識生產很重要。

另外，我們過去認為機器沒有創造性，但 “創造性” 是人類產物，意思是打破人的預期和規則，并且要在人類理解范圍之內。比如梵高打破常規畫畫，但人們理解不了，生前賣不出畫。后人將他的創造性解讀出來后，我們才認為他有創造性。所以創造性是人類的標準。

那現在看 AI 是否有創造性，主要看的也是人類標準。因為對于 AI，生成的知識都是一樣的，都是根據統計學計算出來。對 AI 的評價取決于我們對它的態度。這就像佛教講的，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是人的心動。

還有，現在的 AI 依賴于人類數據，但下一步可能發展到不依賴人類數據，就是只有算法，沒有數據的 AI。AI 能自己獲得數據。這時，AI 生產的知識會達到新的高度。

比如最早 AlphaGo 是用人類棋譜，到后面 AlphaGo zero 完全沒有人類棋譜，自己從頭到尾通過自我對弈，總結想法，更厲害了。這也有點像李飛飛他們講的空間智能。AI 能感受這個世界，建立起時空秩序，能夠不依賴于人感知和推理。

《晚點》：到那個階段后，人類的知識生產會受什么影響？

劉海龍：到那個階段，可以說 AI 具有意識。人類的空間可能越來越小，或者很多東西 AI 會給我們參照。人類的知識不再是唯一的知識。這就涉及尤瓦爾·赫拉利在《智人之上：從石器時代到 AI 時代的信息網絡簡史》講的，不同政權怎么認識這類知識，用還是不用，會出現很大爭議。

3

平臺內容治理

更多讓言論市場自己解決

《晚點》：你怎么看待企業家陷入的輿論風暴和他對平臺和算法的批評？平臺的內容治理在全世界都是個難題，你覺得企業和政府在這方面應該做什么？

劉海龍：我覺得平臺的內容治理不能僅靠政府，需要平臺、法律、民間組織、普通公民等一起參與。政府要考慮到權力邊界和經濟發展的問題。這是一個整體的綜合治理，不是 “一禁了之”。

在中國，我們一方面要警惕平臺力量的強大，另一方面還要警惕借著治理旗號進一步管控，縮小普通人表達的權利。比如前體操運動員吳柳芳的視頻，只要不違法，是可以存在的，沒必要把邊界拉得那么高。不然會造成普通人表達空間越來越小，對整個社會不利。

社會需要一些表達出口，哪怕是情緒發泄。如果對這些表達堵得越來越多，可能造成高壓鍋缺乏泄氣閥，越來越危險。

我問過一些平臺，它們也有治理政策，比如當一個內容點擊量過高時，會觸發人工審核機制，判斷這些內容適不適合傳播。像鐘睒睒說到的誹謗和虛假信息，平臺可以處理，調整算法，包括降低權重，減少擴散，做些標注、提醒用戶等。

但我覺得更多要交給言論市場自己解決。平臺本身有某種自我凈化機制。關鍵在于，你要讓不同意見能在里面表達。不是所有問題都要政府介入，政府也不可能管理每件事情。要有常態機制，像吳柳芳這樣的視頻，線定在哪里？我覺得整體還是宜松不宜緊。

《晚點》：具體到鐘睒睒提出的問題呢？

劉海龍：鐘睒睒做過傳統媒體，我覺得他在用傳統媒體的思維討論短視頻平臺。因為短視頻平臺不是一個大家看到內容完全一樣的地方。每個人看到的內容，跟他自己的偏好、之前的選擇，是有關系的。

比如鐘睒睒和鐘睒睒周邊的人，肯定大量觀看農夫山泉的內容。因為他們會搜索、關注，很自然，在他們眼里，鋪天蓋地都是污蔑或者虛假信息。他們生活在自己的信息繭房。

傳播學有個概念叫 “第三人效果”，就是你認為這個信息的內容對別人的影響很大。

智能手機、社交媒體、算法、AI 成為新一輪媒介技術變革爭議的焦點。

《晚點》：不過鐘睒睒的事情還是一個網絡熱點。

劉海龍：那為什么這樣的內容點擊率高？大家在電視時代也討論過。有個理論叫 “培養分析”，說商業化體制會使得某些內容高度同質化，比如暴力、丑聞、名人，它們就是會受青睞、收視率高。從長遠來看，它們維護了統治精英的意識形態。

今天也是一樣，有些內容就是點擊率高，比如仇富、民族主義。商業迎合受眾，但這種迎合也是受眾一票一票投出來的。

名人因為社會責任和回報比較大，相對來講，個人權利要小一些。不能說到你，就被認為是誹謗，還有許多是正常的討論和輿論監督，以及灰色地帶。有時，平臺也不能判斷謠言、誹謗，有些可能過兩天就變成真相了。

任何人都不掌握絕對真理，為了大家有更多表達自由，要留出一些空間，容忍一些 “錯誤” 信息傳播，這是必然要付出的代價。

鐘睒睒完全可以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處理，但不能什么都 “政府站出來主持公平”。這不是一個現代的思維方式。

《晚點》：你曾研究過 “帝吧出征” 為代表的網絡民族主義，如果回看它在 2024 年的變化，似乎趨勢是極端化、商業化、回旋鏢效應（反噬）。你覺得這些年中國的網絡民族主義有什么變化和新特點？

劉海龍：我們討論 “帝吧出征” 時，基本上還是人在行動，通過網絡動員參與。現在的網絡民族主義，行動者加上了技術，尤其是算法。極端內容有爭議，評論轉發就多，點擊率就高。熱烈的數據使得這些內容被平臺認為很有價值，然后在算法的作用下，就會越炒越熱。

現在的網絡治理，對網絡動員和網絡行動的限制非常大。一方面，這打擊或者壓制了飯圈等不良行為，但另一方面，過去比較正面的集體行動也在變少，導致現在沒有力量去制衡另一面的言論。沒有制衡后，它們就無限膨脹。

這些信息需要被反制。但我們現在只剩國家介入，強制平臺做些事情。這樣，總是沒辦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網紅、噴子、騙子、癮君子……社交媒體世界似乎越來越虛假和極化。

《晚點》：網絡上很多事情都會呈現撕裂和極化的特征，在《打破社交媒體棱鏡：探尋網絡政治極化的根源》一書的序言中，你提到作者克里斯·貝爾通過實驗證明，即使在社交媒體上打破 “信息繭房”，接觸對立觀點，人們仍會產生政治立場極化。

這個研究很有啟發。但你也說，貝爾沒有考慮政治文化的影響。比如中國網民在遭遇不同意見時，并不一定會出于捍衛自己的身份認同而走向極化，更多的則會觀望現實政治環境和網絡意見氣候后再謹慎行動。能不能再講講你的比較、觀察和思考？

（注：貝爾稱，社交媒體是一面會扭曲用戶對自我和他人認知的棱鏡。社交網絡用戶遭遇不同觀點時，會強化原來的身份認同，為了捍衛立場變得更加極端。溫和派在看到極端言論后，認為社會分歧太大，感受到巨大壓力。溫和派越沉默，極端聲音就越放肆。這種扭曲會讓用戶形成錯誤的自我身份認同和虛假政治極化，從而變得越來越極端。）

劉海龍：：這本書的作者講，網絡有兩個作用，感知環境、表達意見。在大眾媒體時代，人們感知的是大眾媒體環境，表達意見是私下表達。兩者分開，使得個人表達沒那么大影響力，可見度比較低，也不會影響到其他人。但在社交媒體時代，會造成少數極端言論非常顯眼。它點擊率高，加上算法推薦，導致人們覺得這樣一些極端言論好像代表了一個社會真正的聲音。

但極化本身需要條件，至少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聲音表達。我們現在的聲音表達不平衡，很多人看到大多數人贊成某個觀點，或者某些觀點在政治上不正確，他們就不敢表達。比如極端民族主義言論可以表達，但批評他們的言論，表達起來就多有忌憚。這會導致我們出現一種結構性壓力，使得整個政治光譜發生巨大變化，言論越來越極端，大家無法討論問題。所以中國的輿論場經常表現出來的是 “虛假的政治極化”。

《晚點》：與極端言論相關的還有網絡暴力。這些年，韓國、中國等地網絡暴力造成的悲劇頻發。你覺得我們該如何理解和改善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有可能遭受網暴，尤其現在你還不能確定罵你的是真人還是水軍、AI。今年有一則法律判例，3 名網暴者被判在微博上公開道歉，支付精神損失費。但運用法律解決的是少數。

劉海龍：“網暴” 這個概念，現在大家使用得比較隨意。網暴有不同類型，比如有的就是單純網絡攻擊或者批評；有的批評只有兩三個人參與，但有人覺得是網暴；還有的是 “開盒”，在網絡上公布你的真實地址，讓人到現實中騷擾你。網暴也和承受能力相關。比如很多人罵胡錫進，但他不覺得自己被網暴，而鐘睒睒可能就覺得壓力就比較大。

董天策教授做過一項研究，分類整理了學術論文中提到過的 55 起 “網暴” 案例。他發現，有司法介入的 “網暴” 只占到 27.27%；在無司法介入的 “網暴” 中，公民表達和輿論監督占到 47.23%，網絡謠傳、網絡事件、網絡攻擊占到 25.4%。他認為，現有案例對 “網暴” 的認定擴大化，既不符合司法實際，也非規范判斷，實屬臆斷。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過《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那份文件提到，針對網絡暴力的不同行為方式，要準確適用法律，以誹謗罪、侮辱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等定罪處罰。我覺得網暴還是要按照法律的方式界定比較好，因為擴大化會影響正常的公民表達和輿論監督。

《晚點》：有時候人們也會夸大網絡輿論的影響。

劉海龍：對，這涉及受害者能不能回避？比如僅限于網上攻擊，那我可以不上網，“熔斷” 一下，逃避影響。網絡相對來講是可以逃避的。

有時你被罵，也要反思自己的問題。比如有人在性別問題上發表錯誤言論，那人家罵你，這個時候首先要反思的是，誰讓你說這話？沒有網絡之前，也存在這種 “輿論審判”。

作為普通人，我們要適應媒介環境的變化，提高心理承受能力。我們也不能把網絡世界作為生活的唯一世界，好像那個世界沒有，就崩塌了。比如四川德陽女醫生因網暴自殺事件，這是場悲劇，但也可以避免。

4

過去也有反智主義，但大家看不到

《晚點》：今年數學家丘成桐在演講中稱中國現今數學水平沒達到美國 1940 年代，然后被罵 “漢奸”“公知”。不知道你怎么看這種現象？像有本美國人寫的書叫《專家之死》，就把這種現象和美國歷史上的反智主義思潮關聯在一起了。

劉海龍：就像奧爾特加·加塞特講的，這是一個大眾反叛的時代。當大眾突然有了發言權，過去精英沒辦法聽到的聲音就表達出來了。過去也有反智，但大家看不到、聽不到，就認為不存在。其實現實世界一直是這樣，只是現在可見度更高。

我覺得現在比較可怕的地方是反智加上民粹，不信任整個體制。人們不是不信任某個專家，而是不信任既有的科學、理性、法律的體制，缺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耐心。那當一切都不可信時，你根據什么判斷和行動？

《專家之死》里也提到，過去我們認為文化水平低的人反智，但在新一波的反智主義或者民粹主義里，反智的人的教育程度也在提高，他們也開始不信任整個制度。這跟整個全球的互聯網化有關。我們看了太多負面，讓我們以偏概全，不恰當推廣。

因此不僅普通人，公務員、決策者的科學素養或者批判性思維，都要提高。

還有我們的真相尋求機制。因為傳統的真相尋求機制有三根非常重要的支柱——新聞媒體、法律、政府調查。如果三方協作，我們能獲得真相。而且我們相信它們之間相互監督，然后相互完成真相的獲得。如果三支力量不平衡，我們無法驗證真相，只能單純質疑，那就會產生許多陰謀論、反智主義、垃圾信息等。

大眾在反叛，專家在消失。

《晚點》：如果反智主義的趨勢延續下去，你覺得后果可能會是什么？

劉海龍：當沒有外在標準判斷什么是對什么是錯時，就是誰的聲音大，誰的權力大，誰就左右輿論場。最典型的是蘇聯的李森科事件。科學標準被推翻之后，就是政治的標準。這是最可怕的。包括特朗普也是典型的反智主義。

反智主義或者民粹主義，看上去好像每個普通人在發言，但其實不是的。

《晚點》：大眾文化呢？

劉海龍：大眾文化或者商業文化可能會產生壟斷，但不必然導向極權主義。因為消費者是多變的，不會永遠接受某類東西。私有財產也需要民主和法治來保護自己，要依靠理性的邏輯來維護自己利益。一個開放的社會，也不可能只有商業文化。

抽象文化是一個壓力出口

《晚點》：今年澳大利亞議會通過了一項有爭議的法律，禁止 16 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你怎么看這項法律規定？有人覺得這夸大了社交媒體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影響，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濫用社交媒體會帶來大腦和心理的變化，他們認為這一代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隨時與外界聯系，但孤獨感卻在加劇。

劉海龍：這種討論比較極端。哪些是媒介造成，哪些是社會造成，有時很難簡單區分開。如果你把所有問題歸結為媒介，認為不使用媒介，就沒有這些問題。我覺得這過于簡化了。

因為整個人類社會就是跟著媒介發展，人的進化也是跟著媒介變化、技術變化不斷在變化。甚至有人講，沒有技術，就沒有今天的人類社會。技術和人很難完全剝離。

焦慮、抑郁、孤獨等問題，我覺得還是怎么適應環境。每一代人都會面臨新的環境，怎么調整、適應，才是重要的。喬納森·海特在 The Anxious Generation（《焦慮的一代》）提到的問題，特克爾好多年前在《群體性孤獨》里也討論過。特克爾研究的還是使用電腦，不是社交媒體。

再往前推，涂爾干在《自殺論》說，整個社會轉型、社會的疏離導致大量的人抑郁、自殺、失范。你說這樣的問題是媒介帶來的嗎？顯然不是，那個時代沒有手機、電視、廣播。它是現代性帶來的。

我們今天的社會內卷、壓抑。我覺得工作對人的摧殘可能更嚴重。包括社會環境，逼婚、逼生等等，它們對人的壓力遠遠超過社交媒體。

很多問題看上去是媒體使用的問題，但更可能是現實生活的問題。

《晚點》：很多人也從社交媒體獲得快樂。

劉海龍：媒介研究會講，我們使用媒介是為了滿足我們現實生活中獲得不了的需求，比如補償、逃避、社交。過去研究電視時代，發現老年人喜歡看電視。因為他缺乏社交，看電視至少能看到人的互動。那電視到底是造成他孤獨的原因，還是緩解了他的孤獨？

社交媒體的使用也是一樣。很多人在社交媒體上，反而能找到快樂，不然更壓抑。每天上班，下班回家，變成機器，跟人也沒有交流。那發發自拍、看短視頻和看朋友圈，看看別人干啥，也滿足了需求。當然，這種需求也很無奈。

當滿足需求時，會帶來新問題。比如大家在社交媒體上，傾向于發過得好的內容，但這會讓人覺得別人生活得都比自己好。這就是互相傷害，產生了不平衡，會有抑郁情緒。

媒介技術變革總會引發人們對心理健康和人際關系影響的爭論。

《晚點》：青少年呢？

劉海龍：青少年心理承受能力相對差一些，所以更容易出事。但現實中，高中生不容易出事嗎？哪怕不使用社交媒體，他們也很敏感和脆弱。很多悲劇是家庭、社會處理不當，如果不因媒體而起，也會因其他事情而起。

媒介永遠只是社會的一部分，是被嵌入到社會中。有這樣的社會，就有這樣的媒介，反過來，有這樣的媒介，就有這樣的社會。

但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或者網絡，確實需要家長、學校和社會的引導，教他們怎么適應。比如怎么控制媒介使用時間，怎么讓它更好為自己服務。像很多媒介的過度使用，是因為家長沒有干預，沒給孩子安排活動，找有意義的事情做。家長自己都在刷手機，怎么可能要求孩子不刷手機？家長自己不讀書，怎么可能要求孩子讀書？

《晚點》：當代青年文化是個有意思的話題。去年的關鍵詞是 “發瘋”“萬圣節”“寺廟熱”，今年的關鍵詞則是 “夜騎”“搞抽象”。你怎么看今年一些新的青年文化現象？

你之前的訪談聊過 “抽象”，說：“如今，宣泄的空間越來越少，大家只好轉向一種更加曲折、奇怪的方式，抽象文化就是一個出口。”“當一個東西連意義都沒有，你怎么禁止它呢？”

劉海龍：問題在于表達空間。年輕人都是反叛的，希望越軌，但現在沒有給他們反叛的空間。小學、中學、大學都規訓得太過了，嚴格到年輕人現在缺乏激情。我的學生給我講了一個概念，叫 “淡淡的死感”。

我覺得蠻貼切。你感覺他們對任何事情都沒有激情，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鄭州夜騎特別典型，就是荒誕。你說他們想干什么事？也沒什么事情干。一開始就為了去吃個包子，后來的人都不是為了吃包子，就是參加一下。

沒有任何意義，但他們用一種無意義的荒誕去對抗荒誕。我覺得這是行為藝術。

年輕人成為整個社會的縮影。他們比較敏感，最早能體會或感受到社會的問題。整個社會都很規矩或者壓抑。像今年付航講 “passion”（激情），獲得《喜劇之王單口季》冠軍，現實生活中沒多少人有生活激情。

“搞抽象” 這些空洞的行為或者純粹的姿態，沒有任何意義和實質內容。但它能讓大家安全參與，帶進自己的意義，搞下抽象，連接起來。這也是人性的需求或者表現。

《晚點》：你覺得如何才能改善我們現在的信息環境？個人能做什么？

劉海龍：這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是一個很大的系統工程，最后還是要落到每個人的行動上。比如你認為這個環境不好，那是不是可以拒絕接受一些信息，不要再去點擊了；你覺得網絡環境不好，那能不能斷網，或者少用一點網絡，多一點線下交往、線下行動，多看看書，多生產一些東西。

首先是需要行動，然后個人不要過于依賴網絡。要知道有很多不同文化，不要沉溺在網絡環境。要給自己成長空間，非常有意識、自覺地去規劃媒介使用。除了個體，我們的信息傳播制度要怎么改善？

在垃圾的信息環境里，盡量不做一個垃圾人。如果大家都能意識到它是垃圾的信息環境，那你就想辦法去改變它，從改變自己開始。要相信大眾的力量，我對未來是樂觀的。因為我覺得歷史是往前發展，不可能退步，從長期來看，震蕩都是局部的。

題圖來源：《隱私大盜》

延伸材料：

1.劉海龍，《生活在媒介中：傳播學 100 講》

https://www.vistopia.com.cn/detail/285

2.劉海龍，《生產式人工智能與知識生產》《新常人統治的來臨：ChatGPT 與傳播研究》《算法想象與算法巫術》

3.卡爾·D. 馬爾奇，《放不下的手機：你的失控，來自被重裝的大腦》

4.Jonathan Haidt，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

5.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

6.湯姆·尼科爾斯，《專家之死 : 反智主義的盛行及其影響》

7.雪莉·特克爾，《群體性孤獨：為什么我們對科技期待更多，對彼此卻不能更親密？》

8.涂爾干，《自殺論》

9.克里斯·貝爾，《打破社交媒體棱鏡：探尋網絡政治極化的根源》

10.韓炳哲，《倦怠社會》《沉思的生活，或無所事事》《他者的消失》《精神政治學》《愛欲之死》《非物》

11.奧爾特加·加塞特，《大眾的反叛》

12.尤瓦爾·赫拉利，《智人之上 : 從石器時代到 AI 時代的信息網絡簡史》

13.威廉·弗盧塞爾，《書寫還有未來嗎？》

14.李飛飛，《我看見的世界》

15.劉遠舉，《中國 “擦邊” 簡史》

https://news.qq.com/rain/a/20241130A03U3X00

16.《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12dfb372281fcfc26a1489d012108b.html

17.董天策、伍晨陽、周潤哲、聶茜，《“網絡暴力” 治理研究中規范判斷與理論依據的學理分析》

http://cjjc.ruc.edu.cn/CN/Y2024/V46/I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