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觀園改革，居然改出一堆反賊

——洞燭

受到挑戰

這次的情況，真的有點奇怪

第五十九回回末，平兒對襲人說：

“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來了八九件了。你這里是極小的，算不起數兒來，還有大的可氣可笑之事。”

第五十六回探春改革，把大觀園承包了。

第五十七回寶玉發瘋，視角全在賈府上層，算是宕開一筆。

緊接著三回，都是講大觀園內的混亂。

襲人的觀感是 “各處大小人兒都作起反來”。

晴雯的評價是“如今亂為王了，什么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樣起來還了得呢！”

鶯兒更是感同身受，為了幾根柳條，居然被一個底層婆子何婆給頂撞了，搞得體面無存，簡直荒唐透頂。

但這次的情況，真的有點奇怪。

以往襲人、鶯兒這些威風八面的大丫鬟、平兒這樣的高級管理者，甚至是上一回硬幫燒紙的藕官出頭的寶玉——突然都受到了挑戰。

而挑戰他們的，恰恰是那幫最不起眼的婆子，寶玉最討厭的“魚眼珠”們。

在他們看來，這當然就是做反，就是亂為王。

形勢變了

自我意識覺醒

其實，這就是探春改革必然會發生的后果。

因為形勢變了。

承包制的情境一旦發生，社會結構與意識變遷也就發生了。

事實上，當何婆等承包人被賦予了對特定區域的管理和經營責任后，就具備了類似于一種基于勞動的 “產權” 的轉移過程。

何婆對柳葉渚一帶的悉心照料，是她 “勞動投入” 的表現，而她對鶯兒折柳編籃行為的干涉，則可視為對其 “產權” 的一種本能捍衛。

盡管這種 “產權” 在賈府的體制下并非完全意義上的現代產權，但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個人對特定資源的占有和支配意識的萌芽。

這是走向個人獨立的重要基礎。

洛克認為，個人產權是構建自由社會的基石，因為產權給予人們安全感和獨立性，使其能夠在一定范圍內自主決策。

當何婆等人開始有了這種模糊的 “產權” 意識后，便不再愿意完全屈從于以往的等級秩序，而是試圖依據自己對所負責區域的 “權利” 來行事。

這是她自我意識覺醒的初步體現，也是從奴隸性質的人身依附關系，向追求個人獨立地位轉變的開端。

在賈府長期的等級森嚴的環境中，下人們習慣了無條件地服從主子的命令，這種習慣成為了一種穩定的行為模式。

然而，承包制的實施打破了這種傳統習慣。

何婆在與鶯兒的沖突中，她的行為不再是以往那種對大丫鬟們的順從，而是基于自己對承包事務的新經驗和認知。

這種新的行為模式的出現，表明她開始擺脫舊有的習慣束縛，去探索一種基于自身 “權利” 的新的行為方式。

這意味著，她在逐漸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個體，有權利根據自己的判斷和利益來行動，而不僅僅是作為賈府等級體系中的一個被動的棋子。

這種意識的轉變雖然緩慢且艱難，而且行為笨拙吃相難看，但我們可以看到，習慣與新經驗正在沖突與融合，開始推動著個人獨立意識的孕育和生長。

任何改革的起初，大半都是為了搞錢，探春改革初衷當然也不例外

但在實施過程中，何婆等這些原本身處底層的人物，看到了通過自身努力能獲得的實際利益。

作為個體，她們開始關注自身的幸福和利益實現。

而當個體意識到自己的利益訴求并積極去爭取時，就是權利意識覺醒。

她們不再將自己的命運完全寄托于主子的恩賜或賈府的傳統安排，而是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對 “權利” 的維護來改善生活狀況，追求個人的幸福。

這是一種具有突破性的觀念轉變。

這就是我們從小就在政治課所學到的耳熟能詳的概念：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新的維度

矛盾因此產生

從何婆等人物的行為變化可以看出，大觀園承包制引發了從模糊的產權意識到初步人權意識覺醒的過程。

這一過程雖然受到賈府傳統體制的重重限制，但我們依然能夠清晰地把握到其中蘊含的個體對自由、獨立和權利追求的精神內核。

“做反”也罷，“亂為王”也好，都反映了這一個新的維度，人性中對自由和權利的渴望開始自發而頑強地生長，進而讓現有的體制和既得利益者感到威脅。

探春絕不會想到，一個簡單的承包制，卻造成賈府傳統上依賴等級秩序的權力結構開始松動。

以及隨之而來的，產權意識與權力結構之間的矛盾激化。

何婆對柳葉渚的管理不再僅僅是完成主子的命令，而是體現了勞動者對資源的占有和保護意圖。

所以，何婆頂撞鶯兒的行為，本質上是對這一產權的維護，是一種真正的權利訴求。

矛盾因此產生。

等級秩序

權力的重新分配

賈府的權力結構長期建立在主仆間嚴格的等級秩序上。無論是高級丫鬟如襲人、鶯兒、平兒，還是底層婆子如何婆，均需無條件服從家族中層級更高者的命令。

而承包制的實施，無意中賦予了底層角色部分管理權，這種權力的重新分配，與傳統的等級秩序形成了直接沖突。

以往，賈府中的底層人物依賴于主子的恩賜生存，其角色定位是被動和聽命的。但隨著管理區域成為其賴以生存的資源，何婆等人逐漸形成了“這片地是我的”的意識。

于是，這種產權意識與傳統權力結構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凸顯出來了：

一方面，賈府的管理者仍然將底層角色視為“工具人”，而另一方面，承包制卻在無形中賦予了這些“工具人”以某種主體性。

制度創新與權力意識滯后之間形成了極大的張力。

在以權力關系為核心的傳統社會中，權力擁有者很自然地將底層勞動者的權利訴求被視為“反賊”。

何婆對柳條編籃的抗議行為，在鶯兒等高級管理者看來就是“做反”。

襲人和鶯兒的憤怒，既是對權力被削弱的不滿，也是對等級秩序被挑戰的本能反應。

而作為部分的產權擁有者何婆來說，她卻是在維護自己的權利。

兩者是完全對立的，卻奇特地混合在同一個場景之中。

這種對立，注定了任何觸及產權分配的改革都將面臨強大的阻力。

探春試圖通過承包制提升經濟效益，但她忽略了產權意識的萌芽會動搖權力基礎，暴露了賈府權力結構的固有弊病：

主仆關系的松動讓傳統等級秩序面臨瓦解；

權力層的反噬又限制了產權意識的真正發展。

產權意識的萌芽與權力結構的沖突，是社會轉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張力所在。

這些亂象，既是人性中自由訴求的必然結果，也是社會變革不可忽視的代價。

美好前景

一切秩序都將被打破

在以階級敘事的紅學年代，寶玉和黛玉的愛情被視為資產階級萌芽而大加歌頌，這是非常可笑的。一對年輕人的戀愛，能挑戰的無非是家族權威，頂天了也只是一些貴族圈里的八卦談資而已。

而“產權意識”，才是潘多拉盒子中那個最危險的幽靈，才會培養出真正的反賊。

一場小風波以后，何婆和春燕母女有一段對話：

春燕笑道：“媽，你若安分守己，在這屋里長久了，自有許多的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將來這屋里的人，無論家里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這謊做什么？”婆子聽了，便念佛不絕。

渴望“放出去”，自然說明春燕母女并不羨慕襲人、平兒這種從通房丫頭起步，進而成為寶玉和賈璉的妾室的“美好前景”。

她們不憧憬這些，她們更希望獲得自由。

這種觀念如果普遍出現，以往的一切秩序都將被打破。

大觀園怎么能不抄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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