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宋代京都開封勾欄瓦肆的說話藝術，進入到晚清民國時期，已經延續了近千年。晚清光緒時期新興起的上海各書局，承襲了宋以來四家家數說話藝術余緒，建立起一種統一的、約定俗成的民間鼓詞說話藝術模式，開創了民間說書藝人敷演故事腳本的第二個黃金局面。

《稗海堂藏明清民國小說珍本選輯》第四輯四家家數鼓詞卷，趙俊杰

到了民國末期，隨著新舊社會制度的更替，上海各書局又目睹了流傳近千年的民間說話藝術的衰亡過程，成為了民間說話藝人四家說話藝術終結的見證者。

舊的文學時代的落幕，新的文學時代的興起，濃縮在上海各書局的命運變遷中，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一個歷史時代的縮影，也在中國民俗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個篇章。

一百多年前的中國新文化運動，使文學領域產生的一個顯著變化，是以白話文為主要語言形式的通俗文學，開始登上歷史舞臺，逐漸占據了中國文學史的主流地位。

領導這場思想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如魯迅、胡適等，客觀上說，更加重視明清以來章回體通俗小說的研究與推廣普及。在這些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人物的引領下，以四大名著為主要對象的章回體經典通俗小說的研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中國戲曲早在清代晚期已經得到宮廷權貴的喜愛、重視，成為一種經常性的活動。這種習氣與風俗由清代一直延續下來，形成了雅俗共賞的戲曲文化。民國以后，在歷代先賢、學者不懈的努力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同為民俗文化的戲曲藝術研究也已經有了豐碩的成果。

與以四大名著為代表的章回體通俗小說、中國戲曲文化的研究相比較，民間說唱文學的研究則與之有著一定的差距，從客觀上來說，也被主流文化學者與研究人員所忽視。

如民間說唱主體參與人員，即說話藝人中多有一些瞽人，這些殘障人士為生活所迫，走向了民間說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藝術群體。也因此歷史上這些瞽人所敷演的民間說唱故事腳本，因其純正的民俗化本質，天然地帶有“下里巴人”的面孔。

這一文學史上的社會現象值得我們做一個專門的探討。中國文學史上存在重通俗小說、戲曲藝術研究，輕民間說唱文學研究現象，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鄭振鐸全集》

雖如此，民俗口傳說唱文化近一百年來的研究工作在鄭振鐸先生的倡導下方興未艾。只是清代以來民間說唱文獻由于保存不善，藏品日漸稀少，以致今天的專業民俗文學研究人員很難看到清代以來民間說唱文學的實物藏品。即使是國家的一些公藏機構，所存也只是當年鄭振鐸、傅惜華、吳曉鈴、馬廉等民俗文獻收藏家的捐獻之物。

其中民間說話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話本小說）藏品數量尤顯不足，這些來自民間的說唱文學藏品，也被歸屬于普本、劣本之列，已經成為中華文化一個被遺忘的角落，亟待引起有關人員的重視。

民俗說唱文化是最富有活力、最中國化的民間口傳文學，始終服務于民間百姓這個大市場群體，其鮮明特點，一是它的口傳性，二是它的歷史傳承性。民俗文學與通俗文學有所不同，二者雖然都以民間百姓為服務主體，但不同之處在于民俗文學是一種“聽的”“下里巴人”文化，以說唱口傳藝術形式繁衍生存，由職業性說話藝人在百姓中間表演，在南宋臨安時期正式形成了說話四家家數（四家流派），到今天也有了近千年的歷史。而通俗文學以章回體小說為主體，更多的帶有了雅俗共賞的書面閱讀文化特點。

《稗海堂藏明清民國小說珍本選輯》(第三輯)，趙俊杰、趙辰主編，

明末清初以來，社會上一些大文人、大名士積極參與章回體小說的評閱、編改等創作，一大批經典、優秀的通俗小說被創造出來，流行于世，受到世人的歡迎。與民間說話藝人敷演的有說有唱、民間百姓“聽的”故事腳本不同，章回體小說是一種具備了案頭閱讀功能的通俗文學讀物，從存續時間上來說，距今只有幾百年的時間。

興起于晚清光緒時期的上海各書局所出版的鼓詞文獻，是中華民俗文化的瑰寶，如今已經日漸稀少，成為珍稀藏品。得到晚清民國時期社會及各出版書局普遍認同，被公認的小說（鼓詞）大家（師），時至今日卻鮮有人知，這是一種非常奇特的近代文學史現象。

有鑒于此，稗海堂試圖仿宋代勾欄瓦肆形成的四家家數體制，將晚清民國時期國內各個書局出版的一百余部鼓詞輯于一編，為民俗文學研究提供豐富的實物資料。

下面從晚清民國時期鼓詞出版概述、鼓詞的興起與四家家數的衰落、鼓詞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鼓詞在中國出版印刷史上的地位四個方面做一概要幫助。

一、晚清民國時期鼓詞出版概述

宋元時期民間說話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后人多以“話本小說”稱之。到了晚清民國時期，在上海各書局大規模參與出版的情況下，成熟于南宋時期的四家家數說話藝術，開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由一種師徒代代相沿、口傳心授的民間口頭表演藝術，轉變為帶有明確的案頭閱讀功能的正式出版物。

《話本小說概論》

民間說書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經過書局整理出版后，成為一種可閱讀的說唱藝術鼓詞。這種由“話本”到“鼓詞”稱謂的變化，大約地反映出了中國民間說唱藝術近千年發展歷史的開端與結局。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很大的變化，也是中國小說史上一次巨大的進步。

（一）晚清民國時期書局鉛、石印刷出版鼓詞初探

西方鉛、石印刷技術傳入中國后，推動了中國近代民俗文學的大發展。那么這里面的邏輯是什么？如何看待西方印刷技術傳入對鼓詞出版的助力？這是目前亟待整理研究的重要課題。

稗海堂認為，其背后真正的助力是晚清時期上海地區各書局的繁盛發展。研究鼓詞，首先要從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各書局的蓬勃發展入手，從這些書局的技術優勢（鉛、石印刷技術）、人才優勢、資金管理優勢等方面考察，探討近代中國民俗文學史、印刷史上這一偉大的變革。

《石間流唱：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詞小說的出版與傳播》

1.晚清民國時期書局出版鼓詞概述

自清光緒到民國年間，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上海地區借助傳進的西方鉛、石印刷技術，在國內各地區資金、人才短時間內匯聚于上海的背景下，迅速成為了中國的出版中心。

到了民國時期，上海地區已出現四百余家各類私營與股份制形式的書局，而參與整理出版鼓詞的上海各書局，經統計約有七十五家。

其中的骨干主要有上海書局、上海江東茂記書莊、上海大成書局、上海校經山房、上海錦章圖書局、上海廣益書局等。其他如上海鑄記書局、上海章福記書局、上海煉石書局、上海槐蔭山房書莊、上海燮記書局、上海惜陰書局、上海大新書局等，也是出版鼓詞的重要力量。

上海各書局的鼓詞整理出版工作，主要在上海地區完成，再通過這一時期便利的鐵路交通，發往銷售市場。銷售市場主要在山東、河北、河南、湖南、湖北、福建等省及京津、東北等地區。從目前鼓詞的流通地判斷，山東及東北地區的鼓詞存世量最大，鼓詞品種也最為豐富。而同一時期四川、江西、廣西等地區的民間說唱出版物，目前尚未見有鉛、石印鼓詞實物留存。

其時的上海各書局已經完成了鼓詞銷售市場的分工布局，每個實力較強的書局都有著自己的銷售市場份額，如上海廣益書局在奉天（沈陽）建有新京廣益書店，還在開封等地設有廣益書局分公司；上海書局早在光緒末期已經建立了福建地區的銷售市場；上海茂記書局在天津設有分公司；上海章福記書局在奉天、廣東、漢口設有分公司；上海大成書局在東北、廣東地區設立分公司。正是這些上海書局的不斷進取，才為我們留下了一批寶貴的、帶有當地特色的鼓詞實物藏品。

《晚清營業書目》

上海槐蔭山房書莊、上海燮記書局、上海惜陰書局等規模不大，但也有自己的出版特點的書局，它們專門制作出版一些適合東北地區使用的短篇鼓詞。這些鼓詞字數在一二萬字左右，因而裝幀形式不同于傳統的巾箱本，都是六開大本，薄薄一冊（六至十個筒子頁），適合于遠途運輸，成本低廉，成為鼓詞出版中一個非常有特點的板塊。

上海各書局之間既有相互競爭的一面，也有聯合發行售書，互相合作、緊密團結的一面，如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上海江東書局出版的《新出五彩蓮鼓詞》牌記上注明“印刷者昌明書局，發行者江東書局，分售處茂記書局，寄售處各大書局”。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上海大成書局石印出版的《新編諸葛亮招親說唱鼓詞初集》牌記上注明“印刷所上海大成書局，總發行上海大成書局，分發行各埠大書局”。這種書局間合作聯合發行的情況還是較為普遍的，以此來增強鼓詞出版書局的銷售力量和市場拓展能力。

幾乎同一時期，北京、山東、河北、陜西、山西、福建等地區也開始建立起本地的鉛、石印刷書局，整理出版鼓詞，如山東有承文信石印局，東北地區有奉天東都石印局、安東誠文信書局（后改名為“德興印書館”）、奉天德和義書局（總部在上海），北京有自強書局（總部在上海）、文成堂，天津有文成堂、聚文山房，河北有唐山文信書局，云南有鑫文書局，陜西有德華書局、華西書局，福建有益聞書局等。

目前發現大約有二十一家地方書局參與到鉛、石印鼓詞整理出版的工作中，這些書局出版的鼓詞在裝幀形式、行格字體、人物繡像等方面，與上海各書局所出鼓詞基本相同，只有個別地區的鼓詞品種有其地方特色。

一個有趣的出版現象是，國內這一時期出版鼓詞的近一百家書局中，上海各書局普遍利用了鉛、石印刷技術，東北地區各書局基本上也是采用了鉛、石印刷技術。而其他地區的鼓詞出版中，則往往是雕版印刷與鉛、石印刷混同出現，尤以傳統的雕版印刷為主，比如山東地區、京津地區等。

《石頭記：上海近代石印書業研究（1843-1956）》

這幫助上海各書局接受西方鉛、石印刷技術最早、最徹底。雖如此，國內其他地區的眾多鉛、石印書局仍與上海各書局一道，共同成為了近代民俗文學出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上海各書局積極參與鼓詞整理出版的同時，也有部分書局參與對流行于江南地區的彈詞的整理出版，其中包括上海大成書局、上海文益書局等。相對于這一時期的鼓詞整理出版來說，參與整理出版鉛、石印彈詞的上海書局數量明顯偏少，流傳于市面的鉛、石印彈詞的品種、數量遠不如這一時期的鼓詞。寶卷出版處于與彈詞出版相同的情形。

（二）鉛、石印鼓詞整理出版的階段劃分

鉛、石印鼓詞整理出版雖然只有短短七十余年的歷史，但隨著近代印刷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還是經歷了兩個階段，分別敘述如下。

1.鼓詞石印出版階段

鼓詞石印出版階段由三個發展時期組成，分別為清代末期、民國元年（一九一二）至民國十年、民國十年至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三個時期的劃分主要是以不同時段擔綱主力出版角色的不同而定，這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也是鼓詞出版史中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有必要細化一下，弄清楚鼓詞的出版歷史。

（1）清代末期

目前發現的最早期石印鼓詞，據文獻記載為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上海書局石印本《繡像巧連珠》（北師大圖書館藏）。

筆者未能觀閱北師大圖書館藏品，追溯鼓詞石印源流，只能在此注明。以稗海堂所輯鼓詞藏品而言，清末鼓詞中最早的為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京都琉璃廠石印本《繪圖燈月醉世傳》。其他清末藏品的出版時間大多集中在清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前后，少數在宣統年間。

《清末上海石印說唱鼓詞小說集成》

有數量眾多的鼓詞由上海書局集中在清光緒三十二年前后出版，究竟在這一時間段內民間說唱出版領域發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上海書局在此一時期一枝獨秀、一美獨大，個中原因目前還未能完全破解。

上述現象只是我們基于手中的藏品發現的一種出版史、文學史現象。清光緒三十二年，山東營口承文信也同時出版有石印本鼓詞，如《新刻繡像回龍傳》等，使得上海書局特立獨行的鼓詞出版行為有了呼應。

此后的五年間，上海章福記書局、上海廣益書局、上海江東茂記書莊、上海萃文書局、盛京德和義書局（總部在上海）、青島誠文堂書局等紛紛出版石印鼓詞。這些書局一同構成了清末鼓詞石印出版的主力陣營。

（2）民國元年至民國十年

進入民國后，上海江東茂記書局迅速成為中國鼓詞出版的主力，以上海江東茂記書局、上海大成書局、上海錦章圖書局、上海廣益書局、上海校經山房等上海書局組成的鼓詞出版力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這一時期的上海江東茂記書局、上海大成書局的地址同處于上海新北門，即使上海廣益書局、上海錦章圖書局等重要鼓詞出版書局的地址另在上海四馬路一帶，地理位置上也是近在咫尺，這為中國鼓詞整理出版第一陣營之間相互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地利之便。

如果我們把上海看作是中國鼓詞的出版中心，那么上海新北門儼然成為了中國鼓詞出版的一個搖籃。

上海校經山房刊《繡像紅樓夢十二金釵鼓詞》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上海校經山房書局主人，開創了新編鼓詞系列，為近代鼓詞出版增加了一抹亮麗的色彩。

經統計，短短十余年間，上海校經山房書局特聘當時的社會小說大家傅幼圃、唐在田、馮朝經、王塵影等，出版新編鼓詞系列有《新編愛情小說紅樓夢說唱鼓詞》《繪圖正續兒女英雄傳鼓詞》《繪圖前后永慶升平鼓詞》《新編前后說唐鼓詞全傳》《繪圖新編隋唐演義說唱鼓詞全傳》《繪圖五才子鼓詞全傳》《繪圖新編今古奇觀說唱鼓詞》《繪圖新編封神榜說唱鼓詞全傳》《繪圖五虎平西南鼓詞》《繪圖三俠五義鼓詞》《繪圖小五義鼓詞》《繪圖續小五義鼓詞》《繪圖新編八劍七俠十六義說唱鼓詞》《繪圖九義十八俠鼓詞》《繪圖英雄大鬧三門街鼓詞》《繪圖正續兒女英雄傳鼓詞》《繪圖后五才蕩寇志鼓詞》及《繪圖七劍十三俠鼓詞》三集、《繪圖彭公案鼓詞》十集、《繪圖新編真正施公案說唱鼓詞》十集等。

這些以章回體小說為底本改編的鼓詞的出版數量極為驚人，可以說在當時有影響力、有市場和群眾基礎的章回體小說，基本上都被改編為了鼓詞。

這種近代民俗文學出版史中出現的新編鼓詞現象，其動機和目的是什么？我們在以下兩部書的序言中或許能找到答案。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在傅幼圃先生編撰的《繪圖新編封神榜說唱鼓詞全傳》一書中，上海校經山房主人于序言中寫道：“嘗觀今古傳詞，皆取節義醒世勸人之嘉策，而《封神》一書，事出詭異，然其新奇之處，有足以消長夏、祛睡魔者，一時風行海內，膾炙人口。雖文人墨士，津津樂道焉。獨是書卷帙繁多，鄉曲俗子頗難涉獵。本主人有鑒于此，特請小說專家，就其原文編成說唱鼓詞，刪去繁冗，縮短為一百回，宜雅宜俗，一目了然。即登諸鼓版，當男女無不愛聽，老少無不樂聞也！”

《繪圖新編封神榜說唱鼓詞全傳》

在同一年出版的《繪圖新編隋唐演義說唱鼓詞全傳》中，聽泉居士于序中謂：“夫《隋唐》者，煬帝之艷史也。以艷史而改編鼓詞，則既有道白，復有詞句，按腔合拍，可詠可歌，猶覺花團錦縟簇簇生新，實較原書艷而又艷，并使歌之絲絲入扣，聽之者娓娓不倦，極合北方社會之性質。行見一彈再鼓之場，人將爭先恐后之不遑矣！”

兩段序言道出了民國時期上海校經山房書局主人熱愛鼓詞說唱藝術，狂熱改編章回體小說為鼓詞的動機與目的。新編鼓詞的出版，也為我們今天研究章回體小說與鼓詞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文獻資料。

民國初期的這十年時間，是近代史上鼓詞整理出版的黃金階段，數量龐大、品種眾多的鼓詞在這一時期得以出版。上海大成書局、上海廣益書局、上海江東茂記書局紛紛在國內其他地區建立銷售網點，開設分公司，形成了鼓詞出版在北方全面開花的興盛局面。東北等國內其他地區的出版力量也得到了快速發展，產生了有當地特色的鼓詞出版物，完善了鼓詞出版市場化的進程。

（3）民國十年至民國二十年

風水輪流轉，民國十年以后，上海大成書局開始擔綱鼓詞出版的主要角色，實際上就在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大成書局已開始有大量鼓詞品種集中出版。

民國十年，大成書局特聘民國小說（鼓詞）大家傅幼圃先生創作《綠蝴蝶》《白牡丹》鼓詞，一改早期大成書局出版物錯漏訛脫的“消本”面目，成為后期石印出版的重要力量。

這一時期上海廣益書局、上海錦章圖書局、上海校經山房、上海江東茂記書局等的鼓詞出版也非常活躍，依然保持了鼓詞出版繁榮發展的局面。

《中國鼓詞總目》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有大成書局特聘傅幼圃先生新編鼓詞出版，總的來說第三期鼓詞石印出版，主要以上海各書局重新翻印前期出版的鼓詞品種為主，新編或新開發的鼓詞品種以民國時期軍閥混戰題材居多，如《繪圖新編最近實事奉國大戰記說唱鼓詞》。這是第三期鼓詞石印出版的一些特點。

以上鼓詞石印出版的三個時期構成了鼓詞出版的特殊時代。這三個時期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實際上就在鼓詞出版的黃金三十余年間，幾家主力出版機構連同其他書局不斷地重復翻印出版，形成了鼓詞版本眾多、數量巨大的局面，這也成為得以鑒定鼓詞版本優劣的一個前提條件。

鼓詞出版第一個階段主要是以石印技術為基礎。鼓詞出版物的裝幀形式為線裝；前有繡像，一般以四幅人物繡像為主；封面包裝改為民國時期的硬紙，不再采用傳統的藍布包裝形式。

各個書局將其尺寸規格統一為約13.5×9cm（長寬形制），俗稱“巾箱本”，又稱“口袋書”。因其尺寸過于狹小，字體也猶如螞蟻般大小，讀者閱讀起來非常吃力。

相對于巾箱本，一些書局如上海大成書局、上海江東茂記書局、廣益書局等也出版了一些尺寸規格較大的鼓詞，稱作“大字足本”。這些大字足本尺寸約為20×13cm，閱讀起來較為爽目。

幾家專為東北地區定向出版的上海書局，如上海槐蔭山房書莊、燮記書局、椿蔭書莊出版的鼓詞，版本特殊，皆為開本較大的薄冊。

《中國珍稀本鼓詞集成》

2.鼓詞鉛印出版階段

鼓詞出版的第二個階段始于民國二十年，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仍有上海沈鶴記書局、春明印書館等幾家書局出版鉛印本鼓詞。

這一時期新式標點鉛印本開始在社會中流行，成為主流出版物，這股出版風潮也傳入鼓詞出版書局中，其中以上海新文化書社、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上海大新書局、上海廣益書局、上海沈鶴記書局、上海尚古山房、上海昌文書局、新京廣益書店等為主要代表。

傳統古籍出版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是圖書裝訂，此環節采用手工制作，費時耗力，增加了人工成本。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出版市場進入到了激烈的競爭狀態。鉛印本的平裝書因采用機器裝訂的優勢，使得書籍出版快捷方便，成本大幅下降。鉛印技術也因此得到出版書局的重視。

上海文明書局組建新文化圖書供應社，采用鉛印技術出版新式標點鉛印本鼓詞，大大提高了出版效率，增加了利潤。后期廣益書局組建大達圖書供應社，參與到了鉛印出版鼓詞的競爭中。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后，市場中新式標點鉛印平裝本鼓詞流行起來，鉛印鼓詞逐步取代了石印鼓詞的出版。

鉛印本鼓詞與石印本鼓詞，兩個出版階段的出版物有著顯著的不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裝幀

鉛印本鼓詞是平裝，不再是線裝形式。這種平裝書適合機器化生產，使得出版效率大為提高，成本下降。這是平裝書的成本優勢。

《清代木刻鼓詞小說考略》

（2）封面

從外觀看，平裝鉛印本鼓詞與石印本鼓詞的差別還是非常大的，平裝鉛印本鼓詞封面多為彩印，圖案一般為人物繡像，左上端也不再有題簽，往往只是直接印上出版物的名稱，如鉛印本《回龍傳》《十八國》等書。

（3）新式標點

采用新式標點是平裝鉛印本鼓詞相較于石印本鼓詞所產生的一個顯著變化。標注“新式標點”的鉛印本鼓詞在多家上海書局中出現。東北地區的書局也采用新式標點，出版平裝鉛印本鼓詞。可以說“新式標點”成為了這一時期時尚的鼓詞出版物標志。

（4）正文卷端文字

平裝鉛印本鼓詞的卷端文字也與石印本鼓詞有較大區別，一般是與封面所題書名相同，極為簡單。

（5）“古本小說”等稱呼

鼓詞的新式標點平裝鉛印本一般不再用“鼓詞”作為出版物名稱，它們的封面、卷端或者版權頁處，常常有“古本小說”“通俗小說”“事實小說”“歷史小說”“說唱小說”“奇情小說”“言情小說”等名稱，如民國鉛印本《小八義》，封面寫有“繡像繪圖通俗小說”“名著長篇小說小八義”；民國上海尚古山房鉛印本《小八義》，卷端文字作“歷史小說小八義”；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廣益書店鉛印本《回龍傳》，封面及版權頁文字作“繡像古本小說回龍傳”；民國廣智書局鉛印本《紅燈記》，封面文字作“唱詞言情小說紅燈記”；等等。石印本鼓詞也有以“小說”命名的現象，只是不如鉛印本普遍。

《稗海堂藏明清民國小說珍本選輯》第四輯四家家數鼓詞卷

認真分析來說，石印鼓詞還保留有傳統說唱鼓詞的樣貌，鉛印鼓詞已經全然變化，甚至“鼓詞”名稱都已經從中消失，這是鼓詞出版中一個很大的變化。

需要指出的是，晚清民國時期出版鼓詞的上海各書局同時也在不斷地出版其他讀物，如四書五經、醫書、術數類刊物。鼓詞出版只是這些書局中重要的一個出版門類，且這些出版鼓詞的書局，實力普遍不是太強，只能算是上海一般的、小的書局。這也為日后說話四家藝術的最終衰亡埋下了隱患。

鼓詞出版經歷了石印、鉛印兩個階段。其間出版的鼓詞品種有近千種，出版的鼓詞數量更是不計其數。這些數量驚人的說唱文學出版物，尤以石印版本為主，多采用了“鼓詞”這一通行稱呼，遂使得“鼓詞”成為近一百年來北方地區民間說唱文學作品的總稱，直至今日依然如此。

（三）新刻與新編

新刻與新編是存世鼓詞中經常會遇到的一個問題，也是探究鼓詞出版源頭的問題。近代史上鼓詞出版的兩種途徑，一是新刻，二是新編。

1.新刻

此處的“新刻”指的是石印本鼓詞經常在卷首等處出現的“新刻”字樣，比如石印本《新刻綠牡丹鼓詞全部》《新刻繡像牤牛陣》《新刻鸚哥記》等。“刻”，顧名思義，指的是傳統的木板雕刻。

而西方傳進的石印技術采用的是石板照相，利用油墨分離原理，在平板石材上刷印。石印本鼓詞不需要雕刻上板，如此卷首等處的“新刻”二字就顯得突兀、毫無道理。

《清末民初的石印術與石印本研究——以上海地區為中心》

其實這是由于傳統的私人書坊出版書籍的一種習慣使然。雕版印刷存在了近千年時間，尤其進入明清以來，一些私人書坊經常隨意翻刻市面流傳的、銷路較好的木板書，這些翻刻書籍往往以“新刻”冠名，形成一種習慣。

上海各書局沿用了這一出版習慣，因此在石印鼓詞的卷端等處往往帶有“新刻”二字。“新刻”石印鼓詞的主要底本來源是流傳于世的清代說唱文學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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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也是石印鼓詞中經常遇到的一個出版現象，說法比較復雜，我們先談民國時期小說大家新編鼓詞的問題。民國時期一些小說大家或者為上海各書局提供自己編創的鼓詞，或者被上海各書局特聘創作鼓詞，其創作的鼓詞一般有如下四種類型。

（1）改編自章回體小說的鼓詞

將明清時期流傳的章回體小說改編為鼓詞并出版發行的現象，清代以來已經出現，尤以山東地區為多。這些改編鼓詞常以“新編鼓詞”命名。

到了民國時期，以上海校經山房為代表的書局，加大了改編章回體小說的力度，凡是歷史上著名的章回體小說，或者在近代廣受歡迎的章回體小說，皆被改編為鼓詞流傳于世，如《繪圖新編隋唐演義說唱鼓詞全傳》《新編愛情小說紅樓夢說唱鼓詞》《繪圖新編封神榜說唱鼓詞全傳》《繪圖新編今古奇觀說唱鼓詞》《繪圖新編真正施公案說唱鼓詞》等。

《繪圖新編真正施公案說唱鼓詞》三集

（2）新編民國社會發生的新聞、時事等大事件的鼓詞

民國時期一些重大的社會新聞事件也被才人編輯創作為鼓詞，由說書藝人在書館里敷演。清末民初東北地區土匪猖獗，一些東北悍匪打家劫舍、與政府對抗之事被才人改編成鼓詞流傳于社會，如《新編俠女紅蝴蝶全傳》《繪圖新編東三省實事小說綠蝴蝶說唱鼓詞》《槍斃女匪駝龍》等。這些以新聞事件為題材編創的鼓詞，往往以“新編”鼓詞面目出現，在書館、茶舍由說書藝人敷演。

（3）新編西方社會題材的鼓詞

清代晚期，一批進步文人視野開闊，見聞廣博，受到傳入中國的歐美文化的影響，開始改編出版反映西方思想文化的鼓詞。這方面的作品雖然不多，但畢竟存在，如《新編偵探小說就是我說唱鼓詞續集》《新編黑箱案鼓詞》等偵探鼓詞。

（4）新編反映民國時期軍閥混戰的鼓詞

民國社會戰禍頻發，民不聊生。反映軍閥混戰題材的鼓詞應運而生，如《新編袁世凱皇帝夢說唱鼓詞》《新編奉直血戰記說唱鼓詞》《繪圖新編直奉大戰記鼓詞》等。

“新編”一詞在清代以來的刊本中已經被廣為使用，并不是民國時期獨有的出版現象。但與清代以來的新編刊本不同，民國時期帶有“新編”字樣的鼓詞，書局在出版時往往會在上面標注“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字樣。是否帶有此類維權字樣，幾乎成為唯一的“新編”鼓詞鑒定標準。

《中國鼓詞文學發展史》

民國時期出版界開始自覺遵守“新聞版權法”。這類帶有“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字樣的新編鼓詞，基本上杜絕了清代以來隨意翻印書籍的陋習，保護了出版者的合法權益，推動了近代出版事業的發展。這類鼓詞較為稀見，凡出現也是價昂貨硬，令人撓頭不已。

（四）話本小說與鼓詞

我們將話本小說與鼓詞放在一起，本身感到是有些問題的。話本小說是宋元以來勾欄瓦肆中說話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在宋代社會已經形成四家藝術流派，是一種口傳文學藝術。

鼓詞是清代末期上海各書局整理出版的民間說書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是一種流行甚廣的出版物的統稱。二者看上去有著本質的不同。將口傳文學藝術與出版物放在一起，談二者之間的密切關系，本身就是矛盾的，那么怎樣來解釋二者之間的關系呢？

深入研究這一問題，對于弄清楚近代中國文學史的發展演變過程，厘清中國民俗文學的發展歷史，豐富和健全中國文學史、小說史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嘗試。

鼓詞源自宋以來的民間說話藝術，晚清民國時期廣泛流傳于民間社會的鼓詞，是宋代民間說唱活動全面的總結與升華。

宋元以來歷朝歷代民間說話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經過上海各書局的搜集、整理，以出版物形式正式出版，使得流傳久遠的、寶貴的民間口傳藝術得以留存下來。

《宋元小說家話本集》

雖然鼓詞時代只有短短七十余年的時間，但那個時期的書局是真的努力去做了，它們將中國社會民間口傳的藝術作品進行了匯編、復制，并加以出版。從這個方面來說，鼓詞的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鼓詞與話本小說同為民俗文化中的重要一環，二者關系緊密，既有相同點，也有變化中的不同，下面從以下幾方面來分析。

1.鼓詞與話本小說的相同點

（1）同屬于民俗文化

鼓詞與話本小說均來自民間百姓這一文化群體，同屬于民俗文化。二者均采用老百姓聽得懂的俚言俗語敷演故事。

（2）相同的市場

鼓詞與話本小說有著相同的民間市場，同為民間百姓服務。雖然鼓詞時代有著更多的文人參與到故事腳本的創作中，但近千年來，話本小說扎根于百姓中，為百姓敷演的傳統沒有變化，二者均是為滿足民間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而存在、發展。

（3）敷演故事的主體人員身份相同

隨著宋代勾欄瓦肆四家說話藝術流派的建立，這種民間口頭表演藝術已經成熟，之所以說其成熟，主要是從兩方面來考慮，一是建立起了職業性、專業性的表演人員隊伍，并且以四家流派為主開枝散葉，不斷發展，形成了穩定的、龐大的不同流派表演隊伍，這為敷演故事傳統的長久流傳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宣和遺事校注》，程毅中校注，中華書局2022年3月版。

二是培養出了穩定的、龐大的聽書群體，這一群體成為說話藝人的衣食父母。說書與聽書市場，保證了千百年來民間故事能夠不間斷地流傳下來，口傳文學得以口傳心授、代代相傳。其中主體人員同為職業性的民間藝人。

（4）同為說唱文體

鼓詞與話本小說均采用了有說有唱、韻散結合的白話文藝術表現形式。韻文歌詞部分，始終以七言體為主，十言體為輔，因各地區民間藝人的表演方言不同，也出現一些靈活性的韻文歌詞，如山東地區的三字錦、四川地區的攢十字等。總的來說，中國民間說唱表演活動未發生大的變化，說與唱，同屬于口傳文學范疇，這是與現代文學有著本質區別的。

（5）故事題材基本相同

鼓詞與話本小說敷演的故事題材基本相同，均為講史、小說、說經說參請、合生四家門派。小說一科又分為煙粉、傳奇、靈怪、神仙、妖術、桿棒、樸刀、公案八個門類。鐵騎兒題材也廣泛存在于鼓詞中。實際上宋代說話四家家數學說，能否適用于鼓詞，是檢驗這一學說的試金石。鼓詞延續了四家流派說話藝術，其敷演的故事題材完全可以用四家家數學說來驗證。

2.鼓詞與話本小說的不同點

民間說唱經歷了由宋代話本小說到晚清民國鼓詞的演變，歷經近千年，在傳承發展與創新的歷史中，必然也會有一些變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中國傳統鼓詞精匯》

（1）故事表現方式發生了變化

鼓詞與話本小說最顯著的不同，就是話本小說是一種口傳文學，鼓詞是帶有閱讀功能的民俗文化出版物。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點，也是造成鼓詞說唱是否為小說文體的主要爭議點。

稗海堂認為，鼓詞雖為近一百年來民間說唱的總稱，其本質卻是對宋以來說話藝術四家流派說話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的不斷繁衍、發展，是一次全面的總結性出版，由一種口傳文學終至發展成為帶有明確案頭閱讀功能的出版物，其核心依然是作為民間說書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而存在。

（2）流傳時間不同

話本小說成熟于宋代社會的勾欄瓦肆中，距今約有一千余年的時間。鼓詞作為話本小說的繼承者，距今只有一百余年的時間，是民間說唱文學的后來者。

（3）鼓詞的題材范圍有所擴大

近代中國經歷了劇烈的動蕩階段，其間傳入的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被反映在民間說書藝人敷演的故事中，比如本次出版所收鼓詞中的《新編偵探小說就是我說唱鼓詞續集》《說唱歐洲戰事記鼓兒詞》等書就體現出了這一點。

（4）鐵騎兒題材有所變化

傳統的鐵騎兒題材故事，反映的是冷兵器時代的雙方交戰。晚清民國時期，隨著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兩國或者說兩軍的交戰武器已然發生了變化。這種時代科技的變化，也被反映在了鼓詞中，在描寫雙方交戰時，開始有了火槍營、迫擊炮等表述，如傅幼圃先生編輯的《新編俠女紅蝴蝶全傳》。

《新編俠女紅蝴蝶全傳》三集

（五）本輯藏品的特點

上海各書局出版鼓詞雖然只有短短七十余年的時間，但在借助鉛、石印技術出版后，使得民間說唱文化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可以說正是因為這批鼓詞的出現，使得傳統的民俗文化得以部分傳承、保留下來，成為今天彌足珍貴的中華文化瑰寶。

本輯所收總計有153部藏品，其中小說家數117部，包括靈怪4部，煙粉5部，傳奇51部，公案小說12部，樸刀15部，桿棒7部，妖術2部，神仙6部，鐵騎兒15部；說經說參請家數3部；講史家數30部；合生家數1部；歐美題材2部。其中，有以下幾個系列品種值得重視。

1.章回體鼓詞系列

晚清民國時期，一些小說大家將明清以來的優秀章回體小說全面改編為鼓詞，如四大名著系列鼓詞《新編三國志鼓詞》《水滸傳鼓詞》《西游記鼓詞》《紅樓夢鼓詞》。另外，明清以來流傳廣泛的《隋唐演義》《鏡花緣》《封神演義》《今古奇觀》《西廂記》《聊齋志異》《施公案》等眾多章回體小說，全部有改編后的鼓詞流傳。本輯輯錄有《新編繪圖三國志》《新刻石猴演壽圖說唱鼓兒詞》《新編愛情小說紅樓夢說唱鼓詞》《繪圖新編隋唐演義說唱鼓詞全傳》《繪圖新編封神榜說唱鼓詞全傳》《繪圖新編今古奇觀說唱鼓詞》《繪圖西廂記鼓詞》《繪圖新編聊齋志異說唱鼓詞》《繪圖新編真正施公案說唱鼓詞》等由章回體小說改編的鼓詞，形成章回體鼓詞系列。

《繪圖新編隋唐演義說唱鼓詞全傳》

2.傅幼圃新編鼓詞系列

民國時期，國內各書局公認的小說大家（鼓詞創作大家）為山東膠州的傅幼圃先生。本輯將集中出版《繪圖新編封神榜說唱鼓詞全傳》《繪圖新編今古奇觀說唱鼓詞》《繪圖新編隋唐演義說唱鼓詞全傳》《新編俠女紅蝴蝶全傳》《新出五彩蓮鼓詞》等一批由傅幼圃先生新編的鼓詞作品，集中體現其鼓詞創作成就，形成傅幼圃新編鼓詞系列。

3.帶有“小說”名稱的鼓詞系列

民國時期，鉛印鼓詞的封面、版權頁等處經常有“古本小說”“繡像小說”“歷史小說”等明確的“小說”稱呼。

目前學術界認為帶有韻文歌唱的文學作品不是小說文體，只是屬于說唱類民俗文學范疇，此觀點與民國時期各書局對鼓詞的“小說”認定，目前看還是有很大差異的。

本輯推出民國三十一年廣益書店鉛印本《回龍傳》（封面及版權頁上有“繡像古本小說”字樣）、民國上海新文化書社鉛印本《回龍傳》（封面及版權頁上有“通俗小說”字樣）、民國上海尚古山房鉛印本《小八義》（卷端文字中有“歷史小說”字樣）等多部帶有“小說”名稱的鼓詞，形成此鼓詞系列。

4.晚清民國《英雄大八義》鼓詞系列

《大字原本英雄大八義》開篇述：“《大宋八義》一書，出于宋徽宗三十年，精忠以前，不比常行說唱古詞，乃系由京都串岔線鎖編成。平筆、浮筆、托筆、倒插筆驚人之筆，并無刻本刷印，乃口傳心授，無憑查考。今將此書貫串說唱古兒詞，永傳于后。”

《傳統鼓詞選》

這部分文字表明宋人采用了平筆、浮筆、托筆、倒插筆多種藝術創作手法敷演故事，成為研究宋以來話本小說創作藝術手法的重要參考資料。

第一回中謂“殘詞休說，詩不多提，準演一部抄錄通熟《大宋八義》”，證明民間口傳話本有抄本流行。抄本一旦通熟，便會有私人書坊刻板發行，這也是明清以來通俗小說成書的基本路徑。

到了晚清時期，說書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受到市場的歡迎，因而引起私人書坊、上海各書局廣泛參與對其的出版發行，形成話本小說的第二個黃金期。

本輯輯錄有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上海書局石印本、清光緒三十二年上海書局石印本、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上海錦章書局石印本《繡像正續英雄大八義》，清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上海茂記書莊石印本《大字原本英雄大八義》，為學術界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

5.寶卷及其他

寶卷在四家家數分類中，隸屬于說經說參請一科。民國時期的鉛、石印本寶卷出版量并不大，只有上海文益書局、同善堂這類專業出版宗教類書籍的書局出版。

寶卷不屬于鼓詞，但考慮到本輯出版宗旨之一為反映四家家數說話藝術在晚清民國時期所發生的變化，這種勸善類藏品有三部入選，分別為《新出梅花服忠良寶卷》《金不換寶卷》《大字足本目蓮救母全傳》。同樣作為四家家數品種入選的藏品，還有非常罕見的合生一科的《博笑珠璣》。

彈詞《繡像錦上花》《繡像繪圖天雨花》，也不屬于鼓詞，但為了方便學者對鼓詞、彈詞、寶卷的文本異同做比較研究，亦收入本輯。

《中國寶卷研究》

這些藏品的入選，豐富了稗海堂說話四家家數學術理論，更加清楚地反映了民國時期說話藝術發展的總體面貌，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二、鼓詞的興起與四家家數的衰落

所謂的鼓詞，指的是北方民間說書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是以小鼓、三弦為主要伴奏樂器，韻散結合的書局出版物。鼓詞的前身為宋代社會流傳的鼓子詞。

據史料記載，宋時已經有趙令畤詠《會真記》故事的《商調蝶戀花》鼓子詞。宋代鼓子詞是以小鼓伴奏，說唱結合、敘事寫景的一種娛樂活動。

宋代鼓子詞《商調蝶戀花》與晚清民國時期的鼓詞，無論是內容，還是藝術表現手法，都有較大差別。二者的相同之處，只是同樣以小鼓為伴奏樂器。那么鼓詞的標準稱呼始于何時？又是在哪里最早出現的呢？

學術界目前較為一致的觀點，認為最早使用鼓詞名稱的是明末清初賈鳧西寫的《木皮散人鼓詞》。

據傳清初《木皮散人鼓詞》抄本流傳于山東諸城、濰縣、日照等地，此抄本已遺失。目前能看到的較早期抄本是清嘉慶年間守德堂抄本《木皮子傳》，抄本本身沒有“鼓詞”二字。稗海堂藏清中期抄本《木皮子鼓詞》，沒有表明確切年限的牌記。

《賈鳧西與木皮鼓詞》

稗海堂所藏清刊本中帶有“鼓詞”二字的藏品有清文雅堂本《新編書囊記鼓詞》（已于上輯中出版）、清廣德堂本《新刻金牌調說唱鼓詞》、清裕合堂本《新刊楊文廣征南說唱鼓詞》、清致和堂本《新刻金陵府說唱鼓詞》、清盛京會文堂本《新刻蜜蜂記說唱鼓詞》，以及清山東地區的《紅光陣鼓詞》《新刻二虎嶺鼓詞》《新刻綠牡丹鼓詞》《新刻千里駒鼓詞》等。

另外，在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孟春月錦府天祿閣石印本《繡像鸚哥記鼓詞》、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上海書局石印本《新刻繡像汗衫記鼓詞》等書中，都有“鼓詞”字樣的明確表述。

這些帶有“鼓詞”字樣的民間說唱印本，出現的時間大致集中在光緒末期，且廣泛流傳于山東、東北地區，少量出現在北京地區。這些新的發現為我們進一步了解鼓詞的產生、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幫助。

稗海堂認為，清代初期鼓詞已經流傳于山東地區，到了清代晚期，山東、東北、京津地區的鼓詞說唱已經廣為流行。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上海各書局在已有清刊本鼓詞流傳的基礎上，采納山東地區的“鼓詞”名稱，整理出版說唱故事腳本。經過整理后出版的石印本說唱出版物，均以“鼓詞”之名營銷于世。

這些書局出版的石印本鼓詞，主要的底本來源是山東、東北、京津地區民間說書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銷售的市場范圍主要也在上述地區，“鼓詞”名稱易被接受，遂開始在國內流行起來。

《清初鼓詞俚曲選》

就在晚清民國鼓詞開始流行的同時，在國內其他地區的一些清代刊本中，這些民間說書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的名稱，還是比較復雜的，如四川等西南地區，一般稱作“說唱”“道情”，沒有使用“鼓詞”稱呼的現象；河南地區，也是以“說唱”或者“鼓兒詞”名稱流行，如清刊本《新刻紅燈記說唱鼓兒詞》《翠花記鼓兒詞》等；河北地區，稱呼為“古詞”，如清刊本《新刻絲絨記》（樂亭大鼓，此書內封面有“古詞”字樣）等；北京地區，稱作“古兒詞”，如清刊本《新刻繡像西廂記》（開篇文字中謂“古兒詞”）；等等。

即使在山東、東北這種以“鼓詞”之名廣泛流傳的地區，也有個別刊本以“鼓兒詞”稱之。上述這些地區清代說唱刊本的名稱并不完全統一，這種混亂情形在晚清民國時期被上海各書局解決，是上海各書局最終將這些不同名稱的民間說書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逐漸統一為“鼓詞”這一標準稱呼，并以石印版本形式大量出版發行，使“鼓詞”稱呼流行開來。

以上我們對鼓詞名稱的來源與興起做了介紹，作為北方地區的一種民間說唱活動，鼓詞說唱完全適合于四家家數說話藝術的適用范圍。

但四家家數這種流傳近千年的民間說話藝術，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突然被打斷，短短幾年時間，宋代勾欄瓦肆形成的四家家數說話藝術流派便煙消云散，消失于歷史的長河中。今天我們在惋惜的同時，不得不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試圖找到其中的原因，初步分析有以下幾點。

《稗海堂藏明清民國小說珍本選輯》辛亥小說卷

1.晚清開始的民間掃盲運動

西方傳進的印刷技術促進了民俗文學領域出版的繁榮發展，對于挖掘、保護、保留傳統的民間說書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在中國民俗文學的發展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但另一方面，西方傳進的新文化思想以及先進的科學技術，推動了中國近代史上新觀念、新思想的產生，以及新式學堂的快速發展。自清代光緒時期開始的民間文化普及舉措，自覺或者是不自覺地形成了一股民間掃盲運動，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終于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民間百姓的文盲率大幅降低。

千百年來形成的職業性說書藝人隊伍與其賴以生存的廣大百姓市場，開始從根本上發生變化。具有了一定閱讀能力的民間百姓，開始逐漸進入到閱讀市場，從而使聽書市場出現大幅萎縮的局面。職業性說書藝人隊伍因面臨日益艱難的生存環境而出現人員不斷減少，漸至消失的狀況。

這種民俗文學歷史上的巨變，不因人的意志而轉移，是一種時代的進步，而對于流傳近千年的師徒相授、口口相傳的民間口頭文學藝術，卻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

2.曲藝團體的建立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各地紛紛建立曲藝團體，那些流散于民間的說書藝人，其中有部分人員進入到公有體制下的曲藝團體中。之前靠市場謀生的民間藝人，開始享受體制內的工資、住房等福利待遇，成為了國家工作人員。宋代以來建立起的說話藝術四家流派師徒相授、口口相傳的傳承關系遭遇到了制度性的制約。

《中國曲藝史》

3.破除封建迷信活動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破除封建迷信活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起來。四家家數說話藝術，這種產生于封建專制時期的民間說話藝術，帶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已經不適應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制度下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民間說書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被列入封建思想題材范圍之內，遭到了封禁。

三、鼓詞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興盛于晚清民國時期的鼓詞，與宋元以來的四家家數說話藝術是一脈相承的關系，在全面繼承宋元話本小說的基礎上，演繹那些歷朝歷代民間說書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為傳統的中國民間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其功可彪炳千秋。單從這一點上來說，鼓詞在中國文學史上已經有了它的位置與重要價值。

通過閱讀鼓詞，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中國白話文學的發展路徑；在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上，也可以獨辟蹊徑，換個思維探尋新的、符合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史。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鼓詞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一）七字句研究

所謂七字句，指的是唐代變文以來，民間說唱所采用的七言體韻文唱詞。七言體韻文唱詞廣泛存在于鼓詞、彈詞、寶卷等民間說唱藝術之中，是民間百姓喜聞樂見的主要說唱文句。

《敦煌變文選注》（增訂本）

我國的民間說唱早在春秋末期的《詩經》中已經出現，其時的唱詞是以四言體韻文歌唱為主。漢樂府時代，五言體韻文歌詞出現。又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到了唐代社會，民間唱詞中出現以七言體形式為主要韻文歌詞的變文。

至宋代，民間說話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有說有唱，韻散結合。其后再到鼓詞時代。七字句韻文歌詞始終在國內各地區的民間說唱中居于統治地位，且沒有發生大的改變。

封建社會時期，文盲率始終在90%上下，由此形成兩種不同文化階層，一是精英文化階層，二是普通百姓文化階層。精英文化階層使用的是文言文語言系統；普通百姓文化階層使用的是七字句俚言俗曲白話文語言系統。

文言文是一種書面語言，居于主導和支配地位；七字句俚言俗曲是一種口傳語言，處于附屬和被支配地位。兩種不同文化階層使用不同的語言系統，共生共存，共同促進了中國文學的發展。

七字句韻文歌詞自唐代變文中出現以來，解決了千百年來國內各地區因地方方言不同所造成的語言傳播、交流障礙，成為民俗文學領域通行的、固定的、規范性的一種語言表達模式，促進了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這一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唐代變文》

1.七字句韻文歌詞通用性特點

七字句廣泛存在于彈詞、鼓詞、寶卷等故事性說唱文本中，所不同的只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區民間藝人演唱時的方言、伴奏樂器的不同。

故事腳本只需稍加修改，便可以做到互換使用，如《回杯記》《劉公案》等話本，北方鼓詞可以用來表演，南方彈詞同樣也可以用來表演。

再如，清代、民國時期，寶卷稍加改編，彈詞、鼓詞就可以用來演唱。正是因為七字句使用的普遍性，保證了這些不同區域、不同方言的人們所敷演的故事腳本具有了一種通用性的特點。

《劉公案》在胡士瑩《彈詞寶卷書目》一書中被定位為彈詞，《劉公案》故事廣泛流行于北方京畿、山東、河北地區，具有明確的鼓詞說唱屬性，尤其清代以來山東十言體說唱《劉公案》的存在，更佐證了這一點，因此稗海堂將《劉公案》放在本輯中。

《繡像錦上花》實為流傳于南方的彈詞，但從文本觀閱，全文采用了七字句說唱形式，與北方鼓詞說唱差異不大，體現出七字句的使用，普遍存在于南北方民間文學中，因而本輯將彈詞《繡像錦上花》選入，以便于學者的比較研究。

2.七字句使用的規范性、固定性

七字句自唐代變文中出現，經過在宋代勾欄瓦肆文學中的發展，已經形成一種固定的使用格式。七字句句型的固定使用，也在歷史上培養出了一批才人隊伍，這些才人活躍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采用七字句俚言俗曲編創故事腳本，為民間百姓服務，進一步保證了七字句語言歌唱系統的完整性。

《清代曲藝史》

在清代，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還是醫藥、建筑等，所有面向百姓的關于這些方面的教育，往往是以民間百姓熟悉的、喜聞樂見的七字句歌詞說唱等俚言俗曲形式來實現的。

這種說唱方式老百姓聽得懂，喜歡聽，易于接受。即使是清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等，也被轉化為七字句俚言俗曲形式，由藝人敷演傳達到民間百姓中間，如《圣諭十六條》（稗海堂藏）。

再如《魯班經》，這種敘述民間百姓經常使用的技藝手段的書籍，也有七字句歌詞藏品流傳下來。至于那些醫書、宗教類書籍，七字句在其中的使用則更加廣泛。

3.七字句與唐詩關系密切

七字句韻文歌詞句末押韻的要求較為寬泛，這一點不如唐代詩詞格律的要求嚴格，因此有民俗七字句、格律詩之分別。

如今在大鼓書藝人中間，說唱唐詩是不成問題的，只是這些格律詩過于文口，不如七字句白話唱起來通俗易懂，因此被這些藝人稱作了“文唱”與“俗唱”。

我們認為，七字句俚言俗曲與唐詩二者之間的關系，猶如漢代社會形成的民間賦與文人賦，應該是先有了民間七字句（俚言俗曲歌詞說唱），最終才會在文人參與下形成格律詩。

4.七字句話本小說與文言文小說共同構成古代小說

七字句韻文唱詞話本小說與文言文小說同為我國古代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民間說唱藝術廣泛采用了七字句說唱技法，使得七字句俚言俗曲語言與文言文語言在歷史上具有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除七字句韻文歌詞以外，國內部分地區還有三字錦、四字句、五言體、六言體等形式的韻文歌詞，體現了民間說話藝術的多樣性與多彩性。山東膠州地區的故事腳本中，往往采用五言體十言體形式，這是山東地區清代、民國時期話本小說的特點。

《四川曲藝史話》

四川的說唱藝術里，有攢十字說唱。廣東木魚書及江南彈詞中，七言體與十言體交換使用的情況也較為常見。但這些異體句在說書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中只是少數，七字句韻文歌詞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

（二）鼓詞是古代小說與現代小說的分水嶺

古代白話小說是封建社會時期的文學作品，其主要特征，一是封建性，二是口傳性，三是消遣娛樂性。白話小說，宋元以來稱作話本小說，明清以來稱作章回體小說。近代小說由辛亥小說開始，反對封建迷信，反對專制，具有了明顯的批判性特點。

鼓詞源自宋元時期的說話四家家數，是典型的話本小說口傳藝術。一大批鼓詞脫胎于封建社會時期流傳久遠的故事腳本，天然地帶有封建迷信思想，因此說鼓詞是舊小說的代表，符合古本小說的特征。

隨著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社會體制的變革，鼓詞作為舊小說的代表，逐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完全為閱讀而創作的現代文體小說。近代小說是舊小說過渡到現代小說時期，帶有封建與反封建特征的小說文體。近代小說時期，口傳小說與閱讀小說共存，敷演的故事題材帶有一定的封建社會特征。

現代小說不再具有口說功能，徹底擺脫了古本小說的口傳形式，是一種完全的閱讀性文體小說。從這個角度看，現代小說的完整體系的建立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

《中國歷代曲藝作品選》

從功能、特點上看，舊文學小說創作主要是為了娛樂消遣，近代文學小說開始具有了批判社會的功能，使得小說創作的功能開始完善起來。近代小說已經具有了新小說、寫實小說、實事小說特點。現代小說的功能更加完善，具備了揭露社會黑暗面的功能，具有現代社會風格的特點，進一步完善了小說創作的功能。

小說自出現以來，就體現了為社會服務的主要特點，是社會時代具體的反映。這個特征決定了小說的發展歷史，離不開社會制度的變遷。

舊的文學小說代表封建社會文學，近代小說代表半封建社會文學，現代小說代表現代社會文學。上海各書局在半封建社會文學時期，一方面大量印刷、出版封建社會時期的文學作品，另一方面開始新編、出版帶有新時代特征的小說。現代小說是反映現代社會的文學作品，已經不再有舊時代文學作品的影子，成為一種新的文化藝術。

新文化運動推動了通俗文學的大發展。胡適、魯迅等人開創了通俗文學發展的新局面，推動白話文占據了文學主流地位。

但從歷史發展的軌跡看，推動通俗文學蓬勃發展的力量，是以上海各書局為代表的出版界新興力量。正是這股新興力量，促成了古代文學向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的轉變，它們一方面深入挖掘傳統的民俗文學鼓詞說唱藝術，另一方面大量出版新編鼓詞文學作品，體現出近代中國社會轉型期文學領域、小說領域的深刻變化。

《稗海堂藏明清民國小說珍本選輯》第二輯戰陣小說卷

最終，隨著公私合營的完成，上海鼓詞出版主力書局的消失，風行一時的鼓詞也完成了歷史使命，結束了其短暫的時代表演。

（三）山東地區鼓詞作家群研究

清代以來山東地區形成了良好的鼓詞創作氛圍，才人王緣坡作《四海棠鼓詞》，秦西溪作《新編三國志鼓詞》。

另外還有《空洞記》《燈月傳》《打登州》等一大批優秀的鼓詞作品涌現，使得山東地區創作、流傳的優秀文學作品爭芳斗艷，精彩紛呈，形成了規模化才人作家群體創作的文學史現象。

如果與同一時期其他地區流傳的鼓詞出版物比較，山東地區才人創作的鼓詞，明顯要高出一個層次。

稗海堂認為，山東地區文化底蘊深，文風醇厚，有其歷史文化傳承性。山東文人忠君思想深入骨髓，讓他們蓄辮、著異族服飾入仕清廷，顯然其中有一批文人不干，明末清初鼓詞說唱大家木皮散客賈鳧西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聊齋志異鼓詞》

《繪圖新編聊齋志異說唱鼓詞》開篇中，也記錄了蒲松齡不愿做清廷官員，甘于清貧，創作《聊齋志異》之事。清光緒二十五年山東地區刊本《新刻空洞記》（已于上輯中出版），作者借元代覆滅歷史，暗喻明亡后，一批山東晚明遺老不仕清廷，流落民間，為了糊口，走入了民間說書隊伍，為藝人寫書。

從另一個方面看，鼓詞說唱在山東地區廣為流傳，深得百姓喜歡。清朝社會文人鄙視小說作者的現象，在山東地區并不明顯，相反有部分山東文人積極參與到鼓詞的編創中，并且樂此不疲，進而形成了一種文人創作鼓詞的風潮。

得出這一結論也很簡單，從清代以來山東地區的鼓詞作品中所反映出的高超的文學素養來看，很容易看出這些作品是文人的手筆。

山東鼓詞多采用明代以來的章回體小說形式寫作，以四卷二十四回的中篇鼓詞居多，其創作手法最為接近宋元話本小說，開篇的詩、詞、賦、對和文中敷演的故事情節，堪稱高妙絕倫。

實際上，清代以來山東地區的民間說唱已經形成一個非常好的文化氛圍，一些進士、秀才參與到了鼓詞的創作中，如果與同一時期國內其他地區對比，就是文人與說書藝人的比較。此一時期的山東地區的鼓詞作家群，就創作水平而言，是可以與明末清初的西湖作家群比肩的。

1.傅幼圃研究

山東地區民國以來鼓詞創作的典型代表人物是膠州的傅幼圃先生。傅幼圃，祖籍山東膠州，大約生于清同治晚期，秀才身份，飽學儒士，與山東膠州地區說書藝人群體關系密切，于清末由山東移居到上海外灘四馬路一帶。

《新編繪圖十八續彭公案》

其主要工作便是為各上海書局編創鼓詞，先后與上海江東茂記書局、上海校經山房、上海大成書局等書局合作，靠寫書謀生。他大約在上海待了十余年，其間出版了大批優秀的鼓詞作品，如《天門陣》二十集、《新編俠女紅蝴蝶全傳》十集及《繪圖新編封神榜說唱鼓詞全傳》《繪圖新編今古奇觀說唱鼓詞》《繪圖新編隋唐演義說唱鼓詞全傳》《新出五彩蓮鼓詞》《新世界鼓詞》《大世界鼓詞》等鼓詞作品。

這些鼓詞風格各異，有才子佳人、神仙題材鼓詞，也有歐美題材鼓詞。早在民國時期，傅幼圃已經被當時的各大鼓詞出版書局尊稱為“小說大家”。

很多封建社會末期出生的舊式文人，經歷了舊學私塾與新式學堂兩種不同的教育體制，在科舉入仕這種舊的選拔制度到新式學堂應試教育的劇烈變化中受到強烈沖擊。

對于這些舊式文人所面臨的窘境及其內心的彷徨，今天很少有人去做專門的研究。在那個動蕩不安的年代，其中有一批舊式文人在科舉制度被取締，入仕無望的背景下，為了謀生，自覺或者是不自覺地到了上海，加入新興起的上海各書局，成為這些上海書局文學創作與編輯出版的主要力量。

這批舊式文人接受了舊與新兩種不同的教育，自身的成長道路上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因而使得受其影響的近代社會文學帶有明顯的新與舊文學的時代特征。

一方面，上海各書局大量翻印清代以來流傳的歷朝歷代民俗文化類刊物。另一方面，上海各書局也開始新編、出版反映新時代變化的鼓詞說唱新文。

這些舊式文人處在時代的劇烈變化中，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通過鼓詞反映變化了的世界，如反映辛亥革命運動的鼓詞、反映國內軍閥戰爭的鼓詞等，體現出舊式文人的敏鋭洞察力和進步思想。這批舊式文人的典型代表就是傅幼圃先生——中國近代民俗文學創作的一位偉大作家。

《老殘游記》

四、鼓詞在中國出版印刷史上的地位

清代同治時期，曾國藩組建了金陵書局，隨后這些官辦性質的書局在各省紛紛建立。官書局的出版引起社會文化界的重視，“書局”這個名稱時髦、大氣，深入人心。之后上海地區合資、股份制企業性質的私人書局開始出現，短短幾年時間，上海各書局便借勢迅速崛起，后來居上，形成了清末民國時期的書局文化。

這些新成立的書局，采用了西方傳進的石印、鉛印技術，大量出版民俗出版物，上海因此一躍成為近代中國出版業的中心。這一時期大量出版的鼓詞，同樣在中國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體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

1.鼓詞與章回體小說在近代出版史上分庭抗禮

白話通俗小說出版史經歷了兩個比較重要的階段，一是明末清初私人書坊刊印章回體小說，二是晚清民國時期書局鉛、石印鼓詞。出現于北宋時期的勾欄瓦肆，在宋政權南渡以后，又迅速在臨安被建立起來。民間說話藝術四家流派在南宋時期正式確立，由此迎來了話本小說第一個黃金期。

《順治皇帝出家鼓詞》

晚清民國時期，隨著清代私人書坊與上海新興書局的崛起，民間說書藝人敷演的故事再次得到了重視，使得流傳近千年的民間說唱口傳故事，終以出版物形式出版發行，迎來話本小說第二個黃金期。這在中國文學史、小說史、出版史上都是彪炳千秋的功績，也在中國民俗文學出版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以鼓詞為主要形式的民間說唱，第一次以鉛、石印本實物形式存在，徹底改變了明末清初私人書坊專注于出版章回體小說的歷史，民間說書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成為私人書坊、上海書局重要的出版物形式，在近代出版史上，鼓詞具有了與章回體小說分庭抗禮的實力。

2.鼓詞的出現表明私人書坊的主流地位已被取代

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各書局采用石印、鉛印技術出版鼓詞。面對先進印刷技術的沖擊，采用雕版印刷技術出版章回體小說的私人書坊，開始變得不堪一擊，逐漸被上海各書局取代，從而完成了近代中國民俗文學印刷史的變革，使得近代民俗文學有了一次飛躍式的發展，迅速進入到一個全盛的大發展、大繁榮階段。

雖然這種變化在中國民俗文學史上令人難以置信，但卻是真真切切發生了的歷史事實。中國的傳統雕版印刷在這場變革中完成了蛻變，現代印刷企業誕生。

《瑞安鼓詞史資料》

3.鼓詞處于民俗文化出版印刷新舊交替的重要階段

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各書局的興起、繁盛、謝幕，在民俗文學領域中演繹了一段光彩照人的出版史的縮影。隨著書局鼓詞時代的結束，我們迎來了一個大氣磅礴的，充滿了新思想、新題材、新內容的現代文學藝術時代，這又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發展進程。

上海各書局本身已經進入到中國印刷史一個新舊交替的關鍵時期，采用西方傳進的鉛、石印技術，以“鼓詞”之名出版民間藝人敷演的故事腳本，確定了“鼓詞”作為近代史上民間說唱的總稱，完成了記錄、創作、傳承、創新、發展近代中國民俗文學的歷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