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這部以畫入局的古裝懸疑劇《清明上河圖密碼》你看了嗎？這部劇改編自冶文彪的同名懸疑小說，制作精良、考據嚴謹，扎根于真實歷史，情節環環相扣，令人欲罷不能，是獨具特色的東方風雅懸疑故事。

劇中頻繁出現的一些關鍵詞匯——如“清明上河圖”“開封府”“大理寺”以及“貼書吏”，這些并非虛構，而是真實存在于宋代社會中的。《清明上河圖》作為一幅描繪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繁華景象的藝術珍品，不僅是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更是研究宋代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開封府”則是當時全國最高的地方行政機構之一，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大理寺”作為古代司法體系中的核心部門，承擔著審理重大案件的責任；至于“貼書吏”，則是指在官方文書中負責抄寫工作的人員，雖是小人物但卻對信息傳遞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宋代，不妨翻閱由多位專家學者精心編撰而成的“知宋”叢書。“知宋”叢書總主編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包偉民，叢書以兩宋為中心，選編共列出了政治制度、君主、法律、科舉、軍事、城市與鄉村、貨幣、交通、科技、儒學、文學、書畫藝術、建筑等專題，每題一冊，試圖盡可能涵蓋目前史學研究中關于兩宋歷史的核心議題。通過閱讀叢書，你將能夠揭開關于宋代的神秘面紗，從多個角度認識那個遙遠而又輝煌的時代。

摘編自《宋代之書畫藝術》

《宋代之司法》

圖 | 源自網絡，侵刪

《清明上河圖密碼》開篇第一奇案梅船案，就發生在《清明上河圖》中的虹橋處，《清明上河圖》有多厲害？

宋代藝術的畫卷，當然不限于繪畫，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對此有最生動的說明，此圖中有書法、建筑、工藝等各種藝術活動，550多名來自社會各階層的百姓，在都城汴梁，為后人展示一個經濟、文化和藝術高度繁榮的現實場景。試想，這是在今天我們用手機攝影錄像之前九百余年所留下的視覺造像，本身就足以令人神往。如果說宋人鄭樵“以圖證史”的觀念是中國史學史上一個創見的話，那么，《清明上河圖》研究在全球藝術史學中所形成的專門學問，已經超越了藝術史本身，使視覺圖像進入歷史，成為《知宋》叢書中最為耀眼奪目的一顆明珠。比較一下表現征服者威廉1066年奪取英格蘭的巨幅刺繡掛毯，其造像的水準，正好可以表明藝術對于知宋，意義是多么不同凡響！

《清明上河圖》畫本幅長528.7厘米，高度只有24.8厘米，但很多人以為它是高頭大卷，因為畫中完美地容納了一座大都市（通常認為是北宋東京）內外的城鄉景觀，格局宏大，氣勢開張。它的繪畫技法寫實而不刻板，精準而不瑣碎，被視為具象的宋代都市日常生活百科全書。畫中建筑細節具有強烈的寫實性，這也是宋畫廣為后人稱道的一個特點。

例如虹橋一段反映出的橋梁結構頗為精準，現代橋梁專家如唐寰澄稱之為“貫木拱橋”，推算出其凈跨長20米左右，并曾在漢陽和開封復建這座虹橋；城門樓是一座典型的宋代官式建筑，可與北宋晚期李誡編修的《營造法式》相參照；還有許多細節，如門外土儀、正店、腳店、太平車、算命鋪、彩樓歡門、孫羊店等，都可以在南宋初年（1147）成書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找到相應記載，這一書一圖歷來被稱為記錄北宋晚期東京盛況的雙璧，今人對東京城的復原，也多以《清明上河圖》為具象依據。

《清明上河圖》局部 北宋 張擇端

但《清明上河圖》也是一件存在不解之謎的作品，曾經的討論焦點包括但不限于：它所表現的時間和地點為何？它是在北宋晚期所畫，還是南宋初年的憶舊之作？如果是在北宋所畫，那是在滅亡前的宋徽宗時代，還是更早（例如宋神宗時代）？它是單純的摹寫市容，還是寄寓政治立場？目前較為公認的觀點是它所畫的是清明前后時節、北宋徽宗時代的東京市井盛況，但近年關于畫中河流是否汴河，又出現了新的爭議。

大理寺、開封府為何都能斷案，兩者的職能有何區別呢？

宋代京師，為皇族、達官貴人居住地，同時又是全國政治和文化中心，“獄訟之間，尤為繁劇”。治獄機構有開封府院（南宋為臨安府院）、左右軍巡院、御史臺獄、大理寺獄、三司及各寺、監刑獄，共二十余所。北宋初至大中祥符二年（1009），京師案件，通常由開封府和各寺、監的刑獄機構審判。審判后的案件，無論大小須報大理寺審核，再送刑部覆審。

淳化二年（991）二月，太宗詔“大理寺杖罪以下，并須經刑部詳覆”。當時大理寺不治獄（元豐元年始設刑獄機構），負責裁決地方呈報死刑疑案。于此可知京城的案件，開封府等審理后，還得送大理寺審核。

大中祥符二年（1009）設置糾察在京刑獄司，規定“御史臺、開封府應在京刑禁之處，并仰糾察。其逐處斷遣徒已上罪人，旋具供報”。然御史臺為皇帝耳目，其判決的案件送糾察司審查，不合體統，至天圣八年（1030）規定免于供報審差。熙寧三年（1070）以京朝官任開封府新舊城左右廂官，“凡斗訟，杖六十已下情輕者得專決”。這與北宋初相比，審判權限已有所變化。元豐改制，罷糾察在京刑獄司歸刑部，糾察審核在京獄案之責遂委御史臺掌管。御史臺獄，則由尚書省右司糾察審核。

開封府題名記碑，“包拯”二字因被后人撫摸現已不能辨認

北宋后期，大理寺獄亦審判京師刑案。宋初，“大理寺讞天下奏案而不治獄”，本身無刑獄機構，不審訊犯人。元豐元年（1078）因開封府獄事繁多，神宗詔置大理寺獄，恢復唐制，京師百司之獄歸于大理。于是，大理寺分左右兩部：左斷刑，掌斷天下疑案及命官、將校犯罪案；右治獄，掌判決京師刑案，“應三司及寺監等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非追究者隨處裁決，余并送大理獄結斷”。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五《大理獄非得旨不許送理官宅》云：“自神宗置大理寺獄，著令專一承受內降朝旨、重密公事，及推究內外諸司庫務侵盜官物。余民事，送開封府。”大理寺獄掌管京師諸司刑案，而開封府負責處理京城居民的訴訟案件。不過，此就一般情況而言，如遇特殊情況，開封府也可審理居民以外刑案；而居民案，大理寺獄也能審理。

開封府、大理寺和御史臺是宋代京都最主要的司法機構，京師刑案常移審于三者之間。大理寺獄，流以下罪可專決，死刑報御史臺差官審核。元豐二年二月知大理卿崔臺符言：“流以下罪，長貳親錄問決遣。其大辟罪，乞牒御史臺，選差曾任親民常差官一員審問。即特旨推勘，罪至大辟或命官，即臨時取旨差官。”宋神宗詔：“大辟罪牒御史臺差官，赴糾察司審覆，余如所請。”此外，大理寺和開封府獄有重大案件還可“上殿奏裁”。

男主角趙不尤每天都在架閣庫埋頭整理案件卷宗，貼書吏到底是什么職業？

縣衙對簡單的案件采取“當廳果決勘狀”的原則，只對當事人“面諭罪名”。審斷的時候，未經呼喚的“廳子”“典押”不得上廳。不能一日結絕的案件，縣官必須檢查法令，仔細寫下“書判”，所以往往需要一名吏人在案旁輪值：逐日輪貼書一名于案側，執筆抄節所判出狀詞，其判語則全錄。

“貼書”就是“貼司充書吏”，是“貼司”的別稱，乃指官衙編制名額內的私名書手。成為縣衙貼司的條件則是“召主戶三人，保有行止、立籍”。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以前，“諸縣人吏正名外，不許更置貼司、抄狀司。景德二年，諸官司私名書手，并量人數，立額”，到了南宋紹興年間，縣衙貼司的編制又有所增減，如紹興五年（1135），“縣貼司，每案不許過五人”；紹興二十七年（1157），“增上縣人吏三十人，貼司二十人，下縣貼司同人吏”。“貼司”主要的工作是與“手分”負責重新編排縣衙內的架閣文書，或是登錄縣內的租稅產簿，是屬于管理文書的吏人。貼司是衙門里的基層人員，他們的階級高于門子，次于手分。如果表現良好者，就可以升等為手分。

“手分”則是縣衙吏人的基本資歷之一，他們每日有固定的工作量。北宋的“官箴”認為應該“手分各置逐日工課歷子，分受公事，了即勾銷，日下實不能了者，批鑿行遣因依，呈押”，以確實管理手分的工作進度。手分是必須在架閣簿書上簽名的吏人，所以可說是管理文書的主要典吏。

宋代將“訟牘”歸于為架閣文書之一類，尤其是南宋視“獄囚案款”為重要的架閣文書，吏人若管理不當時，依“黏貼、印縫、藏匿、棄毀、拆換”等犯罪情節，處以徒一年至盜罪，若是遺失一般的聽訟案牘，縣吏人至少必須入獄“枷錮”推勘、斷罪，若亡失已編號上架閣的獄訟文書，不僅要入獄枷刑問罪；斷罪之后，限時追尋該件文書，若再限滿百日尚未能尋獲，又得受處杖八十。

《知宋·宋代之書畫藝術》

洪再新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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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知宋·宋代之書畫藝術》共選文12篇，既有名家之論，也有后學之作，兼具經典性與前沿性，研究范圍涉及畫史畫冊、金石鑒藏、畫作研究、數碼技術等多個方面，內容豐富，闡釋深入，具有時代新意和世界視野。主編圍繞宋代書畫藝術的價值，精心編寫導言，分篇撰寫編者按，有助于讀者了解宋畫，進而理解宋韻文化的精神實質，發掘提煉宋韻文化的當代價值。

《知宋·宋代之司法》

戴建國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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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知宋·宋代之司法》重點探討宋代法律制度、法律理念、法律實踐。宋代大力加強法制建設，一方面承襲唐代之制，另一方面又進行改革，創立了頗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全書分三編：第一編為“宋代的司法審判機制”，第二編為“宋代基層社會的法律日常”，第三編為“宋代司法裁判的價值理念”，共選論文14篇，內容豐富，邏輯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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