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根到底，算法應當服務于人，提升用戶、商家、勞動者等各方的福利。

撰文丨艾川

2024年12月27日，美團宣布，將逐步取消騎手超時扣款，推動從負向處罰向正向激勵的轉變。

這自然是一個令輿論振奮的好消息，以至于稍稍忽略了更多有價值的信息

當天美團共宣布了八項算法改進舉措，最核心的信息在于“算法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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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以來，輿論場上關于算法的爭議不斷，幾乎成為了中國互聯網平臺經濟的第一熱詞。

輿論言必稱算法向上向善，但究竟什么是“上”和“善”呢，卻是人言人殊，社會各方存在著不小的“認知差”。

說得再直白點，算法是平臺經濟中交易規則的一種體現形式，其涉及多方利益，一定意義上的博弈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各個群體對于如何改進算法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利益訴求。

比如電商：消費者希望靠僅退款來保障自身利益，而小商家則對僅退款深惡痛絕，當消費者利益與商家利益相互抵牾時，平臺自然也無法置身事外，需要推動規則改進，找到最優解。

比如網約車：消費者一邊希望盡可能的更便宜點，一邊又投訴司機“吃住在車中”帶來的臭車問題；當平臺方歷經多年巨額虧損后，剛開始進入小額盈利階段，卻發現又被詬病為“抽成過多”。

更典型的可能還是網絡外賣。外賣的特殊性在于，除了餐飲企業、消費者與平臺這三方之外，還有外賣騎手這個“第四方”的存在，利益訴求由此變得更多元、更復雜。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輿論對外賣的批評主要集中在維護消費者利益上，外賣送餐時效、小餐飲店食品質量都陸續成為批評對象。

但這兩年，輿論對外賣的關注點發生了一定的轉移，從“消費者導向”轉為“外賣騎手導向”，越來越多地關注外賣騎手的生存境況。

勞動者權益得到了更多的重視，這當然是一種社會觀念上的進步。但很多人往往忽視了這一進步的潛在前提：外賣消費者的權益已經得到了相當充分的保障。

比如在外賣平臺的算法中，出餐時效一度成為重中之重。

很多人喜歡將外賣騎手的利益與平臺對立起來，這或許有一些道理，但這種觀點往往忽視了：在很多具體問題上，比如出餐時效，消費者的訴求與騎手的權益就是有沖突的。

可以這么說，就算法改進而言，容易改的，那種每個群體利益都得到提升的田園牧歌式改進恐怕都改得差不多了，這在經濟學上還有個專門術語叫“帕累托最優”。而下一階段有改進需求的，很可能都涉及到不同群體的復雜利益重構，借用經濟改革的術語說就是：算法改進進入了深水區。

而這種利益重構，平臺固然責無旁貸，但消費者與外賣騎手這兩者的關系恐怕也將面臨一定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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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既然進入了深水區，可能涉及到利益重構，下一階段的算法改進如何推進呢？如何形成共識呢？

這就是算法公開機制的題中應有之義。

算法改進及治理并非能夠一蹴而就。只有將未來的算法改進，建立在積極聽取騎手、消費者、餐飲商戶、監管層、專家學者等多方反饋意見的基礎上，放在更為開放的公眾視野中進行討論，才更有助于彌合各界認知差距，形成基本的治理共識。

簡單說就是，把算法改進中可能涉及的利益重構，放在臺面上說，充分聽取社會各界以及各個環節的意見，通過公開透明的博弈，減少因不透明而引發的爭議和誤解。

推動算法公開透明，并傾聽社會各界的聲音持續改進，這是有意義的一步。公開討論、試點改進，方能消弭外界對于算法的認知差距，也能夠幫助公眾脫離“算法困住騎手”等的單一視角，在更科學、更合理的立場看待問題。

事實上，這已經是美團推動的第八輪算法公開及改進專項。

從2021年下半年開始，在3年多的時間里，美團已先后7次向社會公開算法機制和改進情況。第一次算法公開時，美團即公布了“預估到達時間”的計算規則，并宣布在異常場景下為騎手提供時間補充。

從這個意義而言，美團此次宣布“將逐步取消騎手超時扣款”，可以看作一個久久為功的漸進式改進、長期主義式改進。

畢竟，這一制度的設計初衷本就是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也在一定的歷史階段起到過重要作用。但騎手利益，與消費者利益，都不可偏廢，任何算法改進都需要敬畏心，如履薄冰纖悉不茍。

比如這次“逐步取消超時扣款”的新聞下，有不少消費者和騎手的真實評論。

有消費者表示，“如果外賣在你點的兩個小時后才到，這飯還有吃的必要么？辛辛苦苦上一天班，還得吃冷飯嗎？”

有商家則表示，“我親眼看見騎手非要接滿9單再走，我問他超時怎么辦，他說不在乎。即便有兩個超時的扣錢，這一趟下來也賺得劃算。”

有外賣騎手則稱，“本人樂跑騎手，超時就是商家卡餐。商家理所應當的認為27分鐘內出餐沒事，就導致騎手手里的訂單特別緊張。”

立場不同，視角自然不同。消費者想要盡快送達、商家想要多出訂單、騎手希望多賺收入，而平臺算法只能均衡多方利益需求，試圖找到最大公約數。

換言之，關于算法的改進，任何一條規則的調整，背后都牽涉到多方的利益，和具象的需求。這些激烈的討論，也是外賣這個多邊交易市場中牽扯到的各方利益均衡。

算法應當服務于人，提升用戶、商家、勞動者等各方的福利。但利益重構是需要時間、耐心及社會輿論儲備的，而這一切的基礎都是公開透明。

引導算法向上向善，算法公開機制是篳路藍縷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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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為了算法改進，美團召開了近400次騎手懇談會。

消費者有知情權，外賣騎手當然也有。

當具體到配送算法的改進時，來自一線勞動者，也就是騎手的反饋自然更為至關重要。

錢伯斯提醒過我們，“自己冒險是一回事，而鼓勵其他人冒險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在關于外賣騎手的算法改革中，也應該更多站在騎手的立場，努力理解他們的生活世界和生產邏輯，而不是站在“為你好”的立場，將某種改革方案強加給他們。

最近美團召開的騎手懇談會上，邀請多位騎手代表、專家學者展開對談。其中，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澤奇教授的一句話，令人深以為然——“騎手一天干多少小時是勞動者自主決定，這個疲勞問題，是一個‘何不食肉糜’的問題，如果大家不在他們的處境，是體會不到掙1塊錢到底有什么價值和意義的。”

什么是溫度，什么是人性，現代社會已經有了一定的共識。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些共識有剛性的一面，但還是應該考慮到不同勞動者的多元需求。

這段時間，美團一直在試點騎手的防疲勞機制，避免騎手過度勞動影響身心健康。

華東區域試點的數據顯示，大部分騎手在社交媒體及訪談中表達支持，主要認為強制休息的規則使得騎手的訂單和權益分配更加公平；但也有相當一部分騎手不支持，明確表示了“還想多跑幾單”。

防疲勞機制當然是要推進的，但如何推進，不同勞動者的主觀意愿也應當得到尊重。

這也提醒我們，在推進防疲勞機制的類似算法改進時，不應當受困于某種過于空泛的價值理念，而是應當放在以一線勞動者為主的公眾視野中進行調研與討論，方能得出更為妥善的算法改進方案。

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在某些時候，公眾的關愛與騎手的訴求也并不一致。

比如，公共出于同情心，往往都希望騎手等新就業群體人人上滿社保。但大部分騎手的心聲往往是：給我們更多的到手收入。

算法占據了輿論場的中心位置，但外賣騎手等新就業群體面臨的問題，不止于算法問題，甚至也不止于平臺經濟問題。

這些年，在社交媒體上，我們看到了不少新就業群體的生活時而陷入窘境。

這些“故事”，有些是真的，有些只是流量思維的夸大。

但絕大部分“真問題”，遠不是算法改進可以“改進”的。

青年農民工群體如何融入城市，如何改善職業發展，和收入有關，與平臺有關，更與教育、戶籍、福利等等社會機制有關。

打個比方，一位外賣騎手的孩子如何在城里上學，享受城市兒童應當享受的權利，看似無所不能的算法對此卻無能為力。

哪怕是收入問題，當然與具體企業相關，但又怎能不與社會經濟大環境、就業大環境息息相通呢？

算法的背后，平臺經濟的背后，都是一個個具體的人。他們的悲歡喜樂，并不抽象。

愛具體的人，不要愛抽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