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娃娃魚

魯達(dá)一出家就逃脫了命案，這么寫自然是劇情需要，不過宋朝對僧人的管理確實很混亂，真實歷史上，在宋朝當(dāng)和尚也很有可能逃脫命案。如果施耐庵不是歪打正著，那說明他對宋朝歷史有相當(dāng)?shù)难芯俊?/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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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的第四回，魯達(dá)三拳打死鎮(zhèn)關(guān)西之后，逃到了代州，又遇到金翠蓮父女。

面對官府懸賞捉拿，她的新丈夫趙員外給魯達(dá)指了一條萬無一失的避難之法——去五臺山落發(fā)為僧。

為什么只要一出家，就能夠永久逃脫官府的通緝？

魯達(dá)能夠出家避禍，實際上是多方原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

首先，有趙員外強大的財力和人情支撐；

其次，是智真長老獲得了上天的開示；

最后，根本原因在于大宋朝混亂而糟糕的宗教管理制度。

在空頭度牒滿天飛的情況下，官府其實很難抓住魯大師的漏洞。

正因為此，叢林成為犯事者的避難所，是宋代一個非常突出的社會問題。

什么是“度牒”

“度牒”小知識

《水滸傳》第四回中，趙員外建議魯達(dá)出家時說——

我祖上曾舍錢在寺里，是本寺的施主檀越。

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個心腹之人了這條愿心。

如是提轄肯時，一應(yīng)費用都是趙某備辦。

這里講三個關(guān)于“度牒”的小知識。

1、度牒的量詞是“道”

僧尼道冠的使用“度牒”作為身份證，始于唐天寶年間。

由于是國家下發(fā)的證件，故而度牒的量詞是“道”，如同說“一道詔書”、“一道命令”，此處趙員外的表述正確。

后面“武十回”里，張青、孫二娘夫婦對武松說“一張度牒、一本度牒”，那屬于民間的口頭語。

2、是“祠部”，不是“詞簿”

在五臺山上，趙員外又對智真長老說——

一事啟堂頭大和尚：趙某舊有一條愿心，許剃一僧在上剎，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

《水滸傳》各種繁本這里都寫的是“詞簿”，這兩字其實有誤。

王利器先生在校注時，改為“祠部度牒”，才是正確的。

根據(jù)唐制，全國的度牒都由尚書省的祠部下發(fā)，故稱“祠部牒”。

宋代沿襲這個制度，由祠部負(fù)責(zé)“受諸州僧尼、道士、女冠、童行之籍，給剃度受戒文牒”。

3、何為“五花度牒”？

“五花”，指的是“五色金花綾紙”，宋代用來印制度牒的特殊紙張。

這種綾紙在宋初的時候，是拿來書寫高官“告身”（即委任狀）和國書的。

《宋會要輯稿·職官十一》“官告院”詞條載，宋太祖乾德四年規(guī)定了內(nèi)、外文武官員告身所用的綾紙和褾軸的標(biāo)準(zhǔn)——

尚書令、侍中、中書令、平章事、使相，用五色背金花綾紙，寶裝犀軸銀鉤，暈錦紅里褾袋，紫絲網(wǎng)、銀幡踏。

然后，“樞密節(jié)度使”以上官員的告身用白背金花五色綾紙，“參知政事、三師、三公、仆射、東宮三師”用無金花五色白背綾紙，“司徒”以下者只用大花白綾紙……

同時，大宋寫給吐蕃等周邊各國的國書也用五色金花綾紙。

這么高級的紙，為什么居然拿來印度牒了呢？

原因也簡單，是為了“防偽”。

最初，度牒只用黃紙來印，唐代叫“黃牒”。

宋朝一開始也這樣，但后來發(fā)現(xiàn)偽造太容易了。

宣和二年，有一位叫柯旸的福建路轉(zhuǎn)運判官上了一道很長的奏章，痛陳當(dāng)時偽造度牒現(xiàn)象的猖獗。

他建議朝廷“織造異樣綾帛”來制作度牒，還要加上字號，要像科舉考試的試卷一樣，“如舉人試卷然”。

這事后來因為種種原因沒能施行，到了宋高宗建炎三年，依然有大臣上書談?wù)搨卧熘祝骸皞卧於入褐说癯梢话澹瑒t摹印無窮，兼染成黃紙，便可印造。”

于是，綾紙度牒正式啟用，模仿官告的樣式，而且在綾面上織出了“文思院制敕綾”的字樣，用于防偽。

魯智深出家那會兒，其實還沒有“五花度牒”，不過《水滸》是小說，也不必細(xì)究前后相差的這幾年。

想當(dāng)和尚不容易

按條例來說，在宋代，一個人想要出家，走正規(guī)途徑的話，其實并不容易。

首先得通過官府的考試，叫做“試經(jīng)”。

這個制度也是從唐代開始，畢竟唐玄宗最初確實希望它能夠像科舉一樣嚴(yán)格。

不僅取得度牒要考試，而且，之后還要每三年考核一次，不合格的人會被追回度牒。

唐末時，“試經(jīng)”的內(nèi)容很復(fù)雜，包括講論科、講經(jīng)科、表白科、文章應(yīng)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

既有筆試，又有口試，還要加試唱功、禮儀等等，難度不小。

從周世宗柴榮時起，對于男十五歲、女十三歲以上想出家的人，考核的內(nèi)容是能背誦經(jīng)文一百頁，熟讀五百頁（見《容齋三筆·卷九》）。

宋代沿襲此制，試經(jīng)的時間一般是每年的“誕圣節(jié)（承天節(jié)）”，即皇帝生日那天。

不過，不管何種難度的“試經(jīng)”，對于前經(jīng)略府提轄魯達(dá)來說，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

好在趙員外幫他解決了這個難題。

因為，從宋英宗治平四年起，度牒可以花錢買了。

就像科舉制度中，參加鄉(xiāng)試一般要先取得秀才的身份，但如果能夠“納粟入監(jiān)”，花錢買一個監(jiān)生的身份，也可以直接下場去考舉人。

趙員外送了一道度牒給魯達(dá)，他就順利通過了第一關(guān)——直接免試出家。

沒錢的人就比較慘。

《水滸傳》第四十五回中，替潘巧云、裴如海的奸情打掩護(hù)的胡頭陀就是。

他在廟里敲木魚報曉，兼職打雜，卻沒有度牒，只能等試經(jīng)考試通過之后，再行剃度。

裴如海為了收買他，許諾幫他買度牒——

我自看你是個志誠的人，我早晚出些錢，貼買道度牒剃你為僧。

胡頭陀感激不盡，不料卻因此送了性命，死在石秀的刀下。

從這件事，可見一道度牒的吸引力。

空頭度牒大有用

趙員外送給魯智深的度牒是“空頭”的，也就是“空白”的。

這里就涉及到宋代的度牒管理。

按律，出家人享有免納稅、免兵役和傜役的福利，但是，朝廷并不愿吃虧。

雖然很多皇帝崇佛、崇道，好像對宗教感情很深，可一談到經(jīng)濟問題就不一樣了，屬于既要、還要的那種。

光靠考試，免費發(fā)度牒怎么行呢？國家當(dāng)然要想辦法把損失撈回來。

“售賣度牒”就是一種方式。

其實早在唐代，楊國忠、王智興已經(jīng)干過靠賣度牒來籌集軍費的事，李德裕曾經(jīng)上書指出這件事的弊端。

可大宋需要的是錢，自然顧頭不顧腚。

售賣度牒的風(fēng)氣一開，很快就變成了“只要有錢”就能出家。

洪邁在《容齋三筆》里吐槽說：“今時只納錢于官，便可出家也。”

“試經(jīng)”考試逐漸形同虛設(shè)。

紹興六年四月，尚書省的奏章說——

近年僧徒猥多，寺院填溢，冗濫奸蠹，其勢日甚。

諸州每年經(jīng)試，其就試者率不過三四十人，經(jīng)業(yè)往往不通，州郡姑息，惟務(wù)足額，蓋給降度牒，許人進(jìn)納。

官中舊價百二十貫，民間止賣三十千，稍能營圖，便行披剃，誰肯勤苦試經(jīng)？

顯見此科亦是虛設(shè)。

反正都成買賣了，收錢要緊，考試啥的，走個過場就行了……

售賣度牒行為的巔峰狀態(tài)，便是出售“空頭度牒”。

為什么要賣“空頭”？

因為大宋朝為了斂財，干脆把度牒當(dāng)成有價證券來使用。

《宋史》、《文獻(xiàn)通考》等典籍中，記載了不少實例：

神宗熙寧元年，降空名度牒五百道付兩浙運司，令分賜本路，召人納米或錢振濟。

這是賣空頭度牒用來賑災(zāi)。

孝宗淳熙三年，詔減四川酒課錢四十七萬三千五百馀貫，令禮部給除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補還今歲減數(shù)。

說是給四川減免酒稅，但國家又不肯損失這些錢，于是下發(fā)661道度牒，讓當(dāng)?shù)刭u掉，把錢補回來。

總之，在宋代，大臣遇到打仗、救災(zāi)、修路鋪橋這些要花錢的事，朝廷常常兩手一攤：

趙官家的國庫，錢不多，度牒倒不少，你們拿幾百道去賣了當(dāng)經(jīng)費吧……

后來清朝人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說：“宋時，凡賑荒興役，動請度牒數(shù)十百道濟用，其價值鈔一、二百貫，至三百貫不等。”

這種無本生意，趙宋一朝，干得很歡。

當(dāng)然，法律上，度牒的填寫權(quán)力還是只限于官方。拿著空頭度牒出家的人，仍然要回到本州（軍）去登記。

畢竟空頭牒出售時，官府只記錄了編號，卻不知道它最終落入了誰的手中。

然而，來看魯智深出家時的情況——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zhuǎn)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

度牒由書記僧填寫，寫完之后，直接交給魯智深收著，隨后也沒有任何地方提到再去官府備案。

由于國家狂印濫賣，空頭牒在社會上四處流轉(zhuǎn)，去不去登記，全憑自覺，沒去備案的人也不知有多少……

你怎么抓？

假作真時真亦假

魯達(dá)出家的道路上，還有幾道關(guān)要過。

第一是度牒上的信息。

按規(guī)定，度牒作為僧尼道冠的身份證，通常上面填寫的內(nèi)容包括：

本人的籍貫、俗姓氏、法名、年齡、所屬寺院道觀名、本師名、出家的時間

此處的關(guān)鍵點在于：只要俗姓，不要俗名！！！

所以，魯大師的度牒上，必然寫的是：俗姓魯，法名智深，投于五臺山文殊院住持智真，禮為本師，政和三年十月剃發(fā)受具……

這樣一來，通緝犯魯達(dá)就消失了。

第二是受戒。

選擇了吉日良時，禮拜、剃發(fā)、念偈、賜名，最后摩頂受記，都合乎儀軌，且有全寺上下五六百號僧人作為見證。

如果官府到文殊院查，僧侶的花名冊完全可以證明確實有這么個人，某年月日在本寺出家，人證俱在。

第三，這個其實比較關(guān)鍵，就是“本師的態(tài)度”。

趙員外并沒有避諱魯智深是軍漢出身，原名叫魯達(dá)。雖然出家理由給的是“見塵世艱辛”，但這個幌子一眼就能識破，甚至首座和眾僧都看出魯大師“形容丑惡，貌相兇頑”，“一雙眼恰似賊一般”。

但智真長老考慮問題的角度與眾不同。

從“俗”的角度看，他顧忌到了趙員外的面子。

趙家是大財主，幾代都是寺里的檀越，趙員外這一代又和智真長老過從甚密，以兄弟相稱，這次為了介紹“表弟”來出家，還送了一大堆禮物。

從“佛”的角度看，他獲得了上天的開示。

焚香入定后，真長老得到的回復(fù)是：“此人上應(yīng)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后卻得清凈，正果非凡。”

也就是說，從“天意和人情”兩方面，他覺得都可以通融。

后來魯智深兩次大鬧文殊院，真長老拿出來堵眾人口的理由也始終是這兩條——

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別得他的面皮？

且看檀越之面，后來必改。

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啰唣，后來卻成得正果。

智真長老的主意拿定，首座、監(jiān)寺也無可奈何。

當(dāng)然，從法律的角度，宋代也規(guī)定了寺觀不得收容亡命之徒，包括臉上刺了軍號、身上有刺青的人都不能出家，否則寺院要受罰——

天禧二年三月詔：

刑責(zé)奸細(xì)惡黨山林亡命賊徒負(fù)罪潛竄，及曾在軍帶瑕痕嗜，并不得出家。

寺觀容受者，本人及師主、三綱知事僧尼、鄰房同住并科罪。

不過，天殺星李逵說過：“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

在人情和天意面前，智真長老并沒有把寫在紙上的條例當(dāng)一回事。

如此一來，魯大師的出家介紹人兼擔(dān)保人是一位大財主，他的師父是德高望重的高僧，他手里的度牒如假包換，填寫的內(nèi)容真實可靠，整個受戒的過程是正規(guī)操作，比拿著二手度牒假冒頭陀的武松，靠譜多了。

所以，從官府的角度，想要抓住逃犯魯達(dá)，幾乎不可能。唯一的希望，就是有知道他過去身份的人，主動去首告。

然而這并沒有發(fā)生。

相反，在《夷堅志》等各種宋代筆記、話本、史料中，后人看到了大量僧道作奸犯科、違法亂紀(jì)的故事，盜賊、逃犯以各種方式混跡于叢林。

在《水滸》里，魯智深好歹是正式剃度、武松手里的度牒起碼也是真的，就是拿著假度牒的當(dāng)時也不知有多少。

前述柯旸上給宋徽宗的奏章里，就說在邵武軍抓獲了一個叫陳樞的人，查獲了偽造度牒193道。

甚至有的寺觀自己違法，把死亡、還俗者的廢度牒收回之后，洗改一下，再賣出去。

乾道八年，禮部就在廬州和處州發(fā)現(xiàn)了僧人倒賣“反魂”度牒的事。

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本質(zhì)上還是“亂自上作”。

王利器先生注《水滸》第四回時點評道——

當(dāng)是時也，度牒之出無節(jié)，乃至于賣空頭，于是逃于佛者，溜溜皆是，致有“無路不逢僧”之諺。

財力既窮，兵源亦竭，而宋之為國，日益不可救矣。

注：

1、文未注明出處的引文，均據(jù)《宋會要》；

2、文中插圖來自人美社《水滸》連環(huán)畫第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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