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卡爾霍恩在他的“第25號宇宙”大鼠實驗裝置中。? Stan Wayman/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Shutterstock

利維坦按：

幾年前，我們發過《 》一文，較為詳細地介紹了卡爾霍恩的實驗。拋開實驗本身不說，僅僅就對公眾的觀念滲透和影響力來看，卡爾霍恩的確可以和巴浦洛夫、斯金納比肩，只不過，他多少有些“生不逢時”，不久之后動物行為學研究方法的重大轉變，使得其研究較少被引用。當然，學界如何看待卡爾霍恩富有爭議的實驗，似乎并不影響公眾對于大鼠烏托邦代入人類自身命運的種種聯想。

1972年6月22日，生態學家出身、轉為心理學家的約翰·邦帕斯·卡爾霍恩（John Bumpass Calhoun）站在倫敦皇家醫學會的講臺上。這位時任馬里蘭州貝塞斯達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IMH）腦進化與行為實驗室主任的學者，顯得溫文爾雅、身材瘦小，留著灰白山羊胡。

在這座擁有200多年歷史的皇家醫學會中，他以一段頗為離奇的開場白開啟了演講：“我將主要談論大鼠，”卡爾霍恩開始說道，“但我的想法是人類、治愈、生命及其演化上。”隨后，他向聽眾介紹了他正在進行的一項長期實驗，研究過度擁擠和老鼠種群崩潰的影響。

當卡爾霍恩向聽眾講述他的“第25號宇宙”實驗時，這些皇家醫學會的成員不禁感到困惑。這是一個巨大的實驗裝置，他稱之為“為大鼠建造的烏托邦”。盡管如此，他們還是認真聆聽了他對這個宇宙的描述。他們了解到，為了研究過度擁擠的影響，卡爾霍恩不僅是一位科學家，還成了一名“嚙齒類動物城市規劃師”。在“第25號宇宙”中，他建造了一座大型且極為復雜的“大鼠公寓樓”。

整個實驗區共有16棟相同的公寓樓，呈正方形排列，每邊各有4棟。卡爾霍恩向觀眾解釋道，每棟建筑包含“4個四單元的復式一室公寓”，總共256個單元，每個單元可以舒適地容納約15只大鼠。此外，每棟公寓樓內還有一系列餐廳，樓頂設有飲水噴泉供鼠民解渴。

卡爾霍恩為每只大鼠標注了獨特的顏色組合，他或他的團隊每天在這個“鼠城”的閣樓中觀察數小時，持續了三年多，記錄下實驗的每一個細節。

卡爾霍恩（右一）和他的大鼠烏托邦。? Psicología y Mente

卡爾霍恩向皇家醫學會的成員們講述了這個從“嚙齒類動物天堂”逐漸墮入“大鼠地獄”的過程。起初，這里是個大鼠烏托邦——鼠民們享有豪華的住所、無限的食物和水供應，還免于疾病和捕食者的威脅。

然而，隨著早期大鼠數量的爆增，以及后來的停滯和衰退，這個天堂逐漸變成了地獄。在地獄中，鼠民們表現出一系列異常行為，例如雄性喪失性驅動力，雌性缺乏母性關懷。卡爾霍恩將此歸因于他稱之為“行為沉淪”（behavioural sink）的現象，即大鼠出于對某地的吸引而形成的“條件化社交接觸”。這種吸引力可能導致一種“病態的聚集”，即使這種聚集帶來的后果是負面的（例如在擁擠的食槽進食，盡管其他地方可以獲得更多食物）。一旦行為沉淪形成，“正常的社會組織……‘體制’，”他對聽眾說道，“就會崩潰，就會‘消亡’。”

卡爾霍恩還解釋，即使將這些大鼠從“第25號宇宙”中移到居民密度更低的公寓樓中，它們仍然表現出這些異常行為。總結實驗結果時，卡爾霍恩進一步讓聽眾困惑不解，他談到了一個新出現的鼠群體，他稱之為“美麗者”（the Beautiful Ones）。這些鼠民花費時間打理自己和進食，完全回避所有社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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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霍恩告訴聽眾，這些“美麗者”“僅能夠表現出與生理生存相兼容的最簡單行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卡爾霍恩越來越相信，如果我們不采取措施阻止潛在的人口爆炸，人類可能會出現類似的情景。

10年前，卡爾霍恩在一座改造成實驗室的谷倉中對大鼠進行的實驗就已經引起了廣泛關注，吸引了世界各地報紙的報道。而這次關于“第25號宇宙”大鼠的實驗，以及對嚙齒類動物過度擁擠、人口增長與危機的研究，使他進一步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

在卡爾霍恩于皇家醫學會發表演講后，與會者久久不能忘懷他所講述的內容。

一些人已經讀過卡爾霍恩10年前在《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發表的文章[1]，那篇文章提到了18世紀政治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及其關于人口過剩與痛苦的理論，并描述了他在大鼠實驗中發現的結果，集中探討過度擁擠和無限制人口增長的影響。

然而，第25號宇宙的實驗結果有所不同。除了“美麗者”的出現，這些結果不僅證實了卡爾霍恩10年前對大鼠實驗的發現，還因為規模更大，包含了數千只大鼠和多年的數據，涉及一個關乎科學家和公眾都極為關注的話題——人口增長與衰退。當時，由于保羅·R·埃利希（Paul R. Ehrlich）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一書，這個話題引起了公眾的強烈關注。《人口炸彈》在埃利希登上約翰尼·卡森主持的《今夜秀》后迅速成為暢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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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霍恩的研究被《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雜志、《明鏡周刊》等媒體廣泛報道。一篇1970年《新聞周刊》的報道以這樣的開頭吸引讀者：“那是一個美好的日子，太美好，無法待在辦公室里。事實上，這似乎是參觀約翰·卡爾霍恩博士‘鼠城’的完美一天。”而在1971年的《時代》雜志文章《人口爆炸：人類真的注定滅亡嗎？》中，作者嚴肅地寫道：“即使找到了某種方法可以養活不斷增加的人口，他們仍可能面臨與卡爾霍恩博士大鼠相似的心理命運。”

同年4月，美國參議院討論了卡爾霍恩關于嚙齒類動物過度擁擠的研究及其對人類的意義，并將他的三篇論文載入國會記錄。

許多人將卡爾霍恩關于過度擁擠和人口動態的研究視為末日預兆，但他自己并不這樣認為。卡爾霍恩逐漸將自己對嚙齒動物研究的結果具有指導意義，為防止人類人口炸彈的引爆提供了一條前進的道路。雖然許多人認同這一點，但他也有批評者，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他稱自己為“處方革命者”（?evolutionist）——一個有處方（?）的革命性進化主義者，用以幫助解決過度人口問題。

他稱自己的理念為“元科學”（metascientific），對卡爾霍恩來說，這意味著利用科學來嘗試理解非常復雜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涉及許多未知數，還涉及變量之間的復雜相互作用。為了說明這種復雜性，他提出了一些實驗計劃，通過調整嚙齒動物的文化和合作來緩解潛在的人口爆炸定時炸彈。“當然，我們明白，鼠不是人類，”卡爾霍恩曾說，“但它們在生理和社會關系上和我們有著顯著的相似之處。我們至少可以希望從中發展出一些理念，為人類社會關系及其導致的心理健康狀態提供洞見。”

1973年9月27日，卡爾霍恩與教皇保羅六世。? Wikiwand

從1992年到2020年，每一版的《改變心理學的40項研究》（Forty Studies That Changed Psychology）都包含了一章內容，重印了卡爾霍恩1962年發表在《科學美國人》上的論文。但從許多方面來看，卡爾霍恩研究最深遠的影響遠離了學術殿堂和象牙塔。通過報紙和雜志幾乎無窮無盡的報道，卡爾霍恩的研究滲透到了公眾意識中。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城市規劃者和建筑師在設計住宅區時參考了卡爾霍恩的研究結果，他也鼓勵他們這樣做。每年，伊恩·麥克哈格（Ian McHarg）——后來獲得美國國家藝術獎章和托馬斯·杰斐遜基金會建筑獎章——都會邀請卡爾霍恩到賓夕法尼亞大學景觀建筑學的跨學科課程中演講。卡爾霍恩并非一直在談論大鼠的同時思考人類，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他在過去25年的研究結果讓他相信自己有道義上的責任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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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制作人以及小說和非小說作家也緊抓卡爾霍恩的理念，并將其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湯姆·沃爾夫（Tom Wolfe）1968年出版的《泵房幫》（The Pump House Gang）一頁又一頁地向卡爾霍恩的“行為沉淪”理論致敬，這本書與他的《酸測試的電酷之旅》（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同日出版。卡爾霍恩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促使《貓女》（Catwoman）的一位編劇將“捕鼠者”（Ratcatcher）這一角色引入漫畫。而兒童暢銷書《弗里斯比夫人和尼姆老鼠們》（Mrs Frisby and the Rats of NIMH）的創作可能也源于卡爾霍恩對大鼠的實驗。至少，卡爾霍恩自己是這樣認為的，因為該書作者羅伯特·康利（Robert C. O'Brien）曾到過他在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實驗室。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或許最奇怪的轉折點是，早在20世紀60年代，卡爾霍恩對大鼠的研究就促使他將職業生涯后期的大量時間投入到人類的“世界大腦”（human “world brain”）的構建上。“我們現在處于向一種新型人類過渡的關鍵階段，”卡爾霍恩在1969年的一次演講中說道，“這種人類越來越依賴皮層外假體（extracortical prostheses）來進化和利用概念。”卡爾霍恩堅信，通過將這些皮層外假體連接在一起（類似于今天的互聯網中心），我們或許能夠利用創造力，并找到解決人口過剩問題的方法。卡爾霍恩從不回避大膽的預測，他在同一次演講中表示，“粗略計算表明，從現在起的4萬年內，我們的創造性活動中，依靠我們大腦皮質完成的部分將少于5%，而至少95%將由假體完成。”

1995年，卡爾霍恩在度假期間因心臟病和中風去世，《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刊登了訃告。兩篇訃告都描述了“行為沉淪”（盡管并未使用這一術語）以及充滿“美麗者”的嚙齒動物宇宙。

卡爾霍恩的墓碑。? Find a Grave

2017年，《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將卡爾霍恩描述為“一位成就僅次于少數其他社會科學家的人，例如巴甫洛夫和斯金納”。

誠然，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卡爾霍恩的研究引起了巨大的關注。然而，他工作的持久影響遠不及巴甫洛夫或斯金納的研究，這些研究塑造并持續影響著全球范圍內的研究項目，且幾乎在每一本心理學教材以及許多動物行為教材中都有詳細討論（包括我自己編寫的教材）。事實上，從整體來看，卡爾霍恩的研究在學術界并未取得理想的長遠成就。

在卡爾霍恩研究的全盛時期，他的關于大鼠和老鼠的研究也曾出現在動物行為學和心理學教材中。然而，今天的這些領域教材中幾乎沒有提到卡爾霍恩的研究。要在當前的學術期刊中找到對卡爾霍恩研究的討論也并非易事。盡管喬恩·亞當斯（Jon Adams）和埃德蒙·拉姆斯登（Edmund Ramsden）發表了一系列出色的論文探討卡爾霍恩的研究，但這些論文發表在諸如《比較社會與歷史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和《社會歷史雜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這樣的期刊上，而這些期刊的讀者很少是研究進化、動物行為、人口動態和心理學的學者。偶爾，有博士論文會引用卡爾霍恩的一些研究，但這些引用更多是為了表明作者對歷史背景的熟悉，而不是暗示卡爾霍恩的研究幫助塑造了論文中的核心觀點。

《科學文獻網絡》（Web of Science），一個主要的科學論文引文索引顯示，卡爾霍恩的論文幾乎沒有被引用過。唯一的例外是他1973年發表在《皇家醫學會學報》（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上的論文《死亡平方：鼠群的爆炸性增長與消亡》（Death Squared: The Explosive Growth and Demise of a Mouse Population）[2]，該論文偶爾還會被引用，但幾乎從未出現在主要的動物行為學或心理學期刊中。

卡爾霍恩的研究為何未能在學術界取得良好的持久影響？

首先，在他發表《死亡平方》研究后，他很少將自己的研究結果發表在主流科學期刊上。事實上，他的許多研究，包括他在宇宙33號和34號中探討合作是否能減少嚙齒動物爆炸性人口增長的研究（結果顯示合作確實能減少），從未正式發表過。這些研究成果只能通過聽過卡爾霍恩演講的人或在他晚年撰寫的綜述文章中偶然提及傳播開來。

此外，卡爾霍恩有時在論文中使用擬人化的術語，這也損害了他在科學界的聲譽。今天，這種擬人化的語言——比如“美麗者”、“普遍自閉”（universal autism）、“吹笛者”（pied pipers）、“夢游者”（somnambulists）等——在描述嚙齒動物時不僅不被接受，還被認為是不專業的，甚至是危險的。很難想象當今動物行為學、進化學或心理學領域的主要期刊編輯會允許作者將極端攻擊性個體描述為“狂暴者”（berserk），如卡爾霍恩所做的那樣。在卡爾霍恩進行實驗的年代，擬人化語言雖也被認為不夠嚴謹，但接受度更高一些。

? Stan Wayman/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Shutterstock

類似地，盡管今天以及卡爾霍恩的年代，大多數科學家都會同意，非人類行為的行為學和進化學研究可以為我們理解自身提供啟示，但認為僅僅對少數幾個物種的研究就應該對政策決策產生影響的這一想法，現在顯然更加謹慎。然而，在他的論文和演講中，卡爾霍恩常常陷入這樣的語言模式，至少讓人覺得他的政策建議確實主要基于他對兩種嚙齒動物的研究。

在動物行為學領域，甚至在心理學領域，卡爾霍恩研究被忽視的另一個原因是學界研究方法的重大轉變。過去幾十年中，研究者更加注重對非人類行為的詳細成本-收益分析，而卡爾霍恩在他的實驗中雖然考慮到了社會行為的成本和收益，但他并不熱衷于直接測量這些成本和收益，或者將他的研究框架明確地納入成本-收益分析。

例如，與卡爾霍恩在其嚙齒動物宇宙中對戰斗行為的處理方式相比，今天對攻擊行為的研究可能會測量戰斗雙方的體型、不同類型戰斗行為的能量消耗、不同程度戰斗的風險、戰斗勝利所帶來的收益等多個因素。而關于人口動態和行為的研究，自卡爾霍恩開展實驗以來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一些科學家對卡爾霍恩、他的研究及其長期影響（或缺乏影響）仍然記憶猶新。斯蒂芬·蘇米（Stephen Suomi）在接替卡爾霍恩在美國心理健康研究所的工作時，回顧了卡爾霍恩的研究成果，他對一件事印象最深：“他預見到了跨學科整合，這對于真正研究復雜的發展問題是必不可少的。”這對卡爾霍恩作為思想家的評價無疑是很高的。

動物行為學家尼爾·格林伯格（Neil Greenberg）在20世紀70年代作為博士后曾短暫與卡爾霍恩在心理健康研究所共事，他將卡爾霍恩的研究描述為能夠激發本科生對行為研究興趣的素材。“我后來用他的部分研究作為吸引學生興趣的材料來教學，”他今天說道。

或許最重要的是，卡爾霍恩關于嚙齒動物宇宙的研究在科學文獻中被引用次數驟減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在野生動物種群——無論是老鼠還是其他物種中——都沒有發現他所描述的“行為沉淪”、“美麗者”或其他觀察結果的證據。這部分原因毫無疑問是過去幾十年來，幾乎沒有人專門在實地研究中尋找這些現象。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大多數生物學和心理學系的動物行為學家都熟悉卡爾霍恩的研究，但當時（以及后來）關于種群動態的田野研究并未發現任何類似于卡爾霍恩結論的東西。

與學術界和技術期刊的命運不同，得益于不僅是《貓女》、《泵房幫》、《弗里斯比夫人和尼姆老鼠們》，以及他生前發表的大量報紙文章，還有當代的科普文章、播客等，卡爾霍恩的研究在公眾意識中延續，并在流行文化中成為一大熱點。

畢竟，美國參議院討論從“烏托邦”墮落為“反烏托邦”的老鼠宇宙，里面充滿了“美麗者”在嚙齒類公寓里亂竄；或者研究人員告訴一群頂尖科學家，他的工作可能“聽起來像個被關在象牙塔里的瘋博士的囈語”，并計劃寫一本名為《嚙齒類動物是人類生存的關鍵》的書，這些場景怎能不讓公眾無限著迷呢？

參考文獻：

[1]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population-density-and-social-patho/

[2]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644264/

文/Lee Alan Dugatkin

譯/gross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4/nov/21/the-mad-egghead-who-built-a-mouse-utopia-john-b-calhoun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gross在利維坦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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