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創新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核心驅動力，而人才是推動創新的關鍵。將傳統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及未來產業作為新質生產力的呈現載體，從人才集聚視角構建創新人才驅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理論框架；采用fsQCA方法，探討我國58個代表性城市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差異化人才集聚模式。

研究發現：第一，與創新人才效能發揮相關的8個條件因素對促進城市傳統產業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壯大、未來產業培育均具有重要作用，但任何單一因素都不足以支撐高水平技術創新。第二，從人才集聚類型看，縱向人才集聚是實現高水平產業技術創新的主要模式；從人才集聚動因看，創新人才集聚與人才生態環境匹配模式呈多樣化格局。第三，相較于傳統產業與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培育的核心條件更為嚴格。第四，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和杭州等是三大載體實現高水平技術創新主要路徑的代表性城市，表明優質的人才生態環境能夠促使多類型人才集聚并充分發揮其效能，從而促進城市創新。研究結論為有效實施人才戰略、加快城市新質生產力形成與發展提供了決策參考。

發展新質生產力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其關鍵在于促進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深度融合，即必須以原始性、顛覆性科技創新為動力，驅動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構建與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培養造就大批德才兼備的高素質人才，是國家和民族長遠發展大計。相比于一般的勞動者，創新人才能為生產提供更強大的智力支撐，提升物質資料和勞動力結合效率，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新材料、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支柱產業蓬勃發展，科技創新持續迭代升級，急需大量創新人才進行知識創造、技術創新、知識應用和成果轉化，有效促進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關系的變革，從而推動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因此，人才作為第一資源，是各城市新質生產力形成的決定性因素。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因地制宜意味著各城市依據自身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及區域特色，有針對性地推動適宜產業的發展，以形成新質生產力?，F階段，不同產業的發展目標和發展重心各不相同，對于創新的需求和人才的需求亦有所差異，但人才始終是產業發展過程中最稀缺的資源。在此情形下，明確與產業發展需求適配的主導人才類型及其組合模式，從而合理配置各城市所需的創新人才，對于加速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人才在特定地區產生的集聚效應決定了區域創新能力和產業核心競爭力的強弱，吸引人才集聚則成為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重要抓手。已有研究認為，人才集聚是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制度環境、自然環境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人才環境來看，各類因素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Bogue提出的推拉理論認為，各城市的優勢環境會對人才產生拉力，而劣勢環境會對人才產生推力，若拉力大于推力，便會促進人才集聚。而各類人才環境之間并不獨立：某類環境劣勢顯著，則有可能減弱甚至抵消優勢環境的拉力作用；某類環境優勢顯著，也有可能減弱劣勢環境的推力作用；各類環境之間甚至還存在著相互循環的正反饋效應。

由于城市之間具有較大異質性，不同城市的人才集聚動因并不相同。發達城市依靠大量的就業機會、豐厚的收入待遇和完善的公共服務等因素，對人才產生強大吸引力；而欠發達城市則依靠較慢的生活節奏與較低的生活成本等因素吸引人才。此外，各類人才環境對不同類型創新人才所產生的吸引力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已有研究表明，高學歷人才對地區生態環境更具敏感性。因此，每個城市應如何優化人才環境，有針對性地吸引、培養與產業發展需求相適配的人才成為亟待深入研究的課題。鑒于此，本文選取58個代表性城市的實踐案例，采用fsQCA方法（組態效應分析方法）和比較分析方法，基于創新人才類型及集聚動因視角，深入挖掘創新人才驅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核心要素和關鍵路徑，以期為各城市加速形成新質生產力提供有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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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人才作為支撐發展的第一資源，一直受到學者們的關注。關于創新人才的內涵，國內外學者雖對其進行了多種闡釋，但目前仍未達成共識。本文借鑒陳勁等（2022）的研究，認為創新人才是指具備創新能力和應用能力，擁有多元交叉的知識結構、精深的專業技術能力、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富于批判精神和創新思維，能夠把發現、發明、創造轉化為實踐，并在實踐中不斷創新，在實現科技成果轉化、賦能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生力軍作用的人。

關于創新人才類型，不同學者的劃分標準略有不同。一是從功能性角度，將創新人才劃分為技能人才、創業人才、科技人才、頂尖人才等不同類型。二是根據人才的教育程度進行劃分。例如：張波和丁金宏（2022）就高學歷人才集聚動因展開了研究；齊宏綱等（2023）則對不同學歷人才的時空分布差異及其影響機制進行了探討。三是依據人才所屬單位進行劃分，如高校創新人才、制造業企業人才等。此外，還有部分學者圍繞國際人才展開了探討。進一步地，學者們根據人才類型將人才集聚劃分為橫向人才集聚模式和縱向人才集聚模式兩種。其中，橫向人才集聚模式是指同一類型人才所形成的集聚，而縱向人才集聚模式是指不同類型人才所形成的集聚。

關于人才集聚的動因，多數學者認為，人才集聚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主要概括為：①經濟環境，主要包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結構等；②制度環境，主要是指各類人才保障政策；③市場環境，主要考慮企業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④社會生活環境，主要從居民生活質量角度進行考慮，包括城市建設、醫療水平、文化服務、教育資源等眾多因素。

人才集聚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熱點。一是人才集聚的創新效應。已有研究認為，人才的規模和質量對區域創新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時，人才集聚所帶來的創新效應具有流動性和外溢性，兩者的良性互動有助于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二是從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等方面探討人才集聚的經濟效應。大量研究證實了人才集聚對城市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認為區域人才集聚能夠產生“1+1>2”的效果。此外，部分學者對人才類型進行劃分，進而探究其經濟效應。例如，凌英凱等（2024）對技能人才進行劃分，探討了異質性人才集聚的相互作用及其對產業格局的影響。

綜上，已有研究為本文提供了啟示，但尚缺乏創新人才驅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理論探索。事實上，創新人才支撐新質生產力發展是一項涉及多元目標約束以及多重因素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復雜系統工程，需要在明確人才要素重要地位的前提下，建立能夠充分釋放人才效能的匹配機制。而組態效應分析（fsQCA）是對復雜系統中關鍵條件因素和多條件組態效應進行分析的研究方法。因此，本文將采用fsQCA方法量化探尋創新人才驅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核心要素和關鍵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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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與框架

要了解創新人才對城市新質生產力的影響，首先需要明確新質生產力的理論內涵，其次需要分析創新人才的類型及其集聚動因，最后需要明晰這些因素對新質生產力的作用機制，并建立二者之間作用機制的分析框架，為作用關系的量化測評提供理論依據。

2.1 新質生產力

新質生產力是科技創新交叉融合突破下先進生產力的具體體現形式，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技術突破推動形成的生產力。黃群慧和盛方富（2024）從系統論角度解構新質生產力的理論內涵，認為新型生產力系統的結構體現在產業層面。產業是生產力變革發展的具體領域。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載體，是科技與產業結合而形成的產物。其通過不斷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推動產業技術升級和產業鏈重構，為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發展提供重要支撐。另一方面，傳統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其地位至關重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并不是對傳統產業的否定或替代，而是通過科技創新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升級，提高其技術水平和附加值，使其煥發新的活力。因此，新質生產力的形成過程也是傳統產業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壯大和未來產業培育的過程。新質生產力由創新驅動，新技術的持續涌現和群體性突破是其形成的源泉。因此，本文將以創新驅動為核心的傳統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作為城市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三大載體，以明晰不同載體發展所需的創新人才類型及其集聚動因。

2.2 創新人才類型及其集聚效應

本文基于人才集聚模式視角，探討人才類型和人才集聚動因兩方面問題。關于人才類型，在創新人才內涵界定的基礎上，根據其在技術創新領域所發揮的作用，將創新人才劃分為引領型人才、基礎科學型人才、技術型人才及技能型人才等4類。具體地，引領型人才具有戰略性、前瞻性視野以及變革精神，能夠面向產業需求凝練科學問題，針對“卡脖子”關鍵技術進行聯合攻關，精準把握產業市場，預見產業未來方向?；A科學型人才在技術創新活動中負責前期基礎性研究，為科學研究提供知識存量，主要包括認識自然客觀現象、發現科學規律、揭示客觀世界普遍存在的內在聯系等，以豐富理論知識、拓寬研究領域。技術型人才側重于理論創新和技術研發，通常具備扎實的專業理論知識基礎和寬廣的知識面，并能夠運用這些理論知識進行技術研發，以實現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等方面的突破，進而推動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技能型人才是在技術型人才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實踐技能的重要性，主要是指在技術創新領域既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基礎，又能夠運用專業技能開展創造性工作的人才。在創新過程中，他們不斷學習和實踐，掌握新的技能和方法，同時結合實際需求，對現有技術進行改進和優化，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

各類型人才受某些因素的影響，會從四面八方流向某一特定區域，這一過程被稱為人才集聚。已有研究表明，人才集聚不僅可以促進人才價值的實現，還會產生集聚效應。一方面，集聚效應會提高知識的密集度，并產生規模效應。區域內各類人才數量越多，技術儲備和知識積累就越豐富，越容易在內外環境作用下產生“1+1>2”的效應，最終有利于提升整體創新水平。另一方面，技術創新需要大量的隱性知識，而創新人才是擁有隱性知識較多的群體。各地區通過集體學習、面對面交流、項目合作、園區共建、人才共享等多種合作形式，推動不同類型創新人才間的關聯互動，提升隱性知識的開放程度和交互力度。知識接收者可以將在交流中獲得的隱性知識運用到顯性知識的外化過程中，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碰撞、融合，最終有助于新知識和新技術的產生。

2.3 創新人才集聚動因

創新人才集聚的動因主要源于人才成長的生態環境。根據Lewin的動力場理論（Field Theory），個體的行為受到其心理空間和環境空間的共同作用。因此，良好的人才生態環境不僅是吸引人才集聚的先決條件，更是留住人才、發揮人才最大效能的基礎條件。不同類型的人才對于城市人才生態環境的偏好結構不同。本文綜合考慮教育、工作、生活等因素，將人才生態環境分解為社會環境、教育環境、創新支持和政策環境等4個方面。

具體地，首先，社會環境體現的是城市的宜居性。已有研究表明，舒適物是城市吸引高端人才的重要變量。因此，城市良好的生活環境是滿足人才多方面需求、為人才提供便利、吸引人才到該區域工作與生活的重要條件。其次，教育環境強調的是創新人才的培養。獲得人才的根本途徑是教育培養，而高校不僅為當地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人才資源，也為人才集聚奠定了資源基礎。再次，創新支持包含兩層含義：一是企業作為關鍵市場主體，為創新人才提供優質的發展平臺、廣闊的職業發展空間以及大量的就業崗位；二是企業通過營造良好的創新氛圍以及提供學習資源和資金支持，促進人才創新能力提升，保障人才效能發揮。最后，政策環境強調的是政府在人才保障中的作用。政府通過制定和實施人才政策吸引人才流入，進而提升企業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另外，人才集聚與人才生態環境之間還存在正反饋效應。一個地區構建了良好的人才生態環境，就會吸引人才匯聚，從而形成集聚效應；而人才集聚也會促使集聚地快速發展，各方面實力得到提高，從而使人才生態環境變得更加優越。因此，城市的人才生態環境與人才集聚呈交互態勢，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形成一個循環，成為城市發展過程中不可分割的復合體。

本文認為，不同類型人才的集聚以及人才生態環境對新質生產力不同載體的作用并不相同，且不會局限于單一效應。由此，采用fsQCA方法，探究城市創新人才效能發揮的構成要素對新質生產力的單一效應與組態效應，以明晰何種創新人才集聚模式能夠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本文構建的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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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3.1 變量測度

（1）條件變量

在人才集聚效應中：引領型人才（T1）使用各城市的兩院院士數和科技創新領軍人才數標準化后的平均值來衡量；基礎科學型人才（T2）使用各城市具有正高職稱的專家數來衡量；技術型人才（T3）使用各城市的R&D人員數來衡量；技能型人才（T4）使用各城市就業人員中具有研究生學歷的人數來衡量。

人才生態環境中的社會環境（E1）、教育環境（E2）、創新支持（E3）等指標主要借鑒陳勁等（2022）的做法，使用綜合指標來衡量。其中：社會環境使用勞動者平均報酬、每萬人擁有執業醫師數、人均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人均教育經費支出等4個指標來衡量；教育環境使用普通高等學校教育經費支出、人均普通高等學校教育經費支出、普通高等學校專任教師數等3個指標來衡量；創新支持使用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企業數、獨角獸企業估值、專精特新企業數、R&D經費內部支出等4個指標來衡量。

而對于政策環境（E4）的衡量則綜合考慮了創新人才政策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其中：政策數量采用創新人才政策數量來表示，以反映各城市對創新人才的總體重視程度；政策質量采用人才服務保障力度、人才服務體系完善度兩個指標來表示，以反映各城市對創新人才住房安居、子女教育、醫療健康、就業創業等具體需求的服務保障程度。具體量化過程如下：①創新人才政策數量?；诒贝蠓▽毞蓴祿欤浴皠撔隆焙汀叭瞬拧睘殛P鍵詞進行全文同段共現檢索，得到各城市創新人才政策數量。考慮到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存在延續性，將時間窗口設置為2020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②人才服務保障力度?；诒贝蠓▽毞蓴祿?，分別從“人才+住房”“人才+子女”“人才+醫療”“人才+就業”“人才+創業”等5個維度進行全文同句關鍵詞檢索，將5個維度的政策數量加總后進行衡量。③人才服務體系完善度則是通過改進的赫芬達爾指數計算得到。

（2）結果變量

結果變量包括各城市的傳統產業技術創新水平（Y1）、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創新水平（Y2）和未來產業技術創新水平（Y3）。對于技術創新水平的衡量，學者們通常采用專利數據這一指標。因此，本文主要利用專利數據來衡量3種產業的技術創新水平，并根據申請人所在城市分類匯總，得到各城市不同產業的技術創新水平。在這一過程中，如何識別傳統產業技術、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和未來產業技術是關鍵。其中，傳統產業技術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主要利用專利的IPC字段來識別，分別按照《國際專利分類與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參照關系表（2018）》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分類與國際專利分類參照關系表（2021）》進行判定。對傳統產業的界定主要參考梁威和劉滿鳳（2017）的研究，將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等30個行業作為傳統產業的代表。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界定則是依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分類（2018）》，主要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新材料產業、生物產業、新能源汽車產業、新能源產業、節能環保產業、數字創意產業和相關服務業等共九大產業。對未來產業的界定主要依據2024年1月工業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推動未來產業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包括未來信息、未來健康、未來制造、未來能源、未來材料和未來空間等六大重點方向。對未來產業技術的識別則是利用BERT模型，先通過人工識別出屬于未來產業技術的專利文本，并進行預訓練，再對全樣本進行識別。

3.2 數據來源

本文以中國58個代表性城市為研究對象，包括4個直轄市，25個省會城市以及其他29個城市。本文的原始數據主要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以及各省份統計年鑒、各省份科技統計年鑒、各省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各地級市統計年鑒、各地級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各級政府官方網站、北大法寶法律數據庫、incoPat數據庫等。若某項指標存在部分數據缺失，則由相關度較高的指標估計得到。

3.3 研究方法

創新人才驅動城市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壯大、未來產業培育均是涉及多類型人才要素投入并由多重并發因果關系引致的復雜議題。本研究擬挖掘創新人才效能發揮的構成要素推動城市新質生產力三大載體實現高水平技術創新的組合路徑。因此，綜合考慮各方法的特性，選取fsQCA方法開展研究。理由如下：一是fsQCA能夠利用組態思維，檢驗創新人才多要素的聯動匹配效應，識別出驅動城市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壯大、未來產業培育的多條等效路徑。二是fsQCA能夠精準識別各等效路徑所覆蓋的地區案例。這有助于深入分析各城市實現不同目標的條件組合差異及誘因，以便為創新人才支撐城市發展提供路徑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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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4.1 單個條件必要性分析

本文采用直接法對變量數據進行校準，參考已有研究，將各項條件變量和結果變量的完全隸屬、交叉點和完全不隸屬的校準點分別設置為樣本數據的0.75、0.50和0.25分位數。

依據fsQCA分析程序，在進行條件組態充分性分析之前，需要對單個條件（包括非集～）的必要性進行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研究發現，各條件變量對高水平傳統產業技術創新、高水平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創新及高水平未來產業技術創新的一致性水平均未高于0.90，說明創新人才效能發揮的各條件要素對城市新質生產力發展均具有重要作用，但任何單一因素均不構成必要條件。由此，有必要借助fsQCA方法開展進一步的條件組態分析，探索何種要素組合是形成高新質生產力水平的組態條件。

4.2 條件組態充分性分析

參考既有文獻，并結合案例的具體情況，將原始一致性閾值和PRI一致性閾值分別設置為0.8000和0.7000，將案例頻數閾值設置為2。表2和表3分別展示了創新人才驅動高水平傳統產業技術創新、高水平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創新、高水平未來產業技術創新的組態分析結果。

由表2和表3可知，創新人才效能發揮的8個條件因素組成了不同產業高水平技術創新的組態構型。對于傳統產業技術創新，高水平組態路徑共有4組，總體一致性為0.9204，高于一致性標準0.8000，意味著在符合上述4個條件組態的案例中，有92.04%的城市表現出了高水平傳統產業技術創新。在實現高水平傳統產業技術創新的4種創新人才要素組合（A1、A2、A3、A4）中，A1的覆蓋率最高（0.4944），說明A1是實現高水平傳統產業技術創新的主要路徑。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創新，高水平組態路徑共有3組，總體一致性為0.9545，意味著在符合上述3個條件組態的案例中，有95.45%的城市表現出了高水平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創新。從3個條件組態的覆蓋率來看，B1最高（0.5044），說明B1是實現高水平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創新的主要路徑。對于未來產業技術創新，高水平組態路徑共有2組，總體一致性為0.9967，意味著在符合上述兩個條件組態的案例中，有99.67%的城市表現出了高水平未來產業技術創新。從兩個條件組態的覆蓋率來看，C1（0.5087）是實現高水平未來產業技術創新的主要路徑。

對比全部路徑可以發現兩個特點：第一，從人才類型來看，縱向人才集聚是實現高水平產業技術創新的主要模式。除A3外，每條路徑都至少集聚了兩類人才，說明各城市無論發展何種產業都需要多種類型人才發揮不同的作用，從而在集聚過程中形成協同效應，即通過分工合作、優勢互補等方式共同完成復雜的創新任務。第二，從人才集聚動因來看，創新人才集聚與人才生態環境匹配機制呈多樣化格局。具體地，A1、B1、C1為縱向人才集聚與人才生態環境并重型驅動路徑，表現為創新人才集聚與人才生態環境之間形成了良好的正反饋效應，共同促進城市的產業發展；A4、B3、C2則為“市場+政府”雙重驅動型路徑，表現為企業提供良好的創新氛圍，政府解決人才后顧之憂；A2、A3和B2主要為市場支撐型創新人才集聚驅動路徑。

從三大載體的核心條件來看，實現高水平未來產業技術創新的條件更加嚴格。實現高水平傳統產業技術創新的核心條件為技能型人才。這是由于在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需要技能型人才進行技術改進和工藝創新，從而推動傳統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發展。實現高水平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創新的核心條件為技術型人才、技能型人才，以及人才生態環境中的創新支持。這是由于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既具有前沿性特征又相對成熟，需要大量的技術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不斷進行技術突破和技術升級；同時，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具有較強的市場敏感度，能夠及時洞察世界前沿趨勢，為創新人才效能發揮提供良好平臺。實現高水平未來產業技術創新的核心條件則是在實現高水平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創新核心條件的基礎上增添了引領型人才和政策環境。這是由于未來產業技術具有引領性、復雜性和積累性等特征，其不僅體現在技術的深度和廣度、跨學科知識的融合以及技術創新的快速迭代上，也印證了技術創新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建立在先前技術成果的基礎之上。因此，未來產業技術創新需要匯集多類型創新人才，構建一個多元化、高層次的智力系統，以形成協同創新網絡，共同應對技術挑戰。另外，政府的政策導向與支持也是未來產業技術發展的核心要素。政府通過制定與未來產業相適配的前瞻性人才發展戰略、人才引進與培養機制等，為創新人才提供穩定的制度環境、充足的資源保障及廣闊的發展空間，使創新人才效能得以充分發揮。

從具體城市來看，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杭州等是各產業實現高水平技術創新主要路徑的代表性城市，多為縱向人才集聚與人才生態環境并重型驅動路徑?？梢?，優質的人才生態環境能夠促使多類型人才集聚并充分發揮自身效能，從而促進城市創新。在非省會城市中，蘇州和青島也是各產業實現高水平技術創新主要路徑的代表性城市。從考察范圍內三大載體技術創新水平排名來看，蘇州均位列前10，青島均位列第13，都顯現出較高的產業技術創新水平。這是各類型人才集聚與優質的人才生態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深圳、廈門、無錫也是各產業實現高水平技術創新主要路徑的代表性城市，其共同點為都是沿?；蜓亟洕鷰У闹匾濣c城市。其中，深圳致力于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產業科技創新中心，在國家戰略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其5G技術、應用處理器芯片、集成電路和機器人等新興產業發展優勢明顯，并出臺了多項政策措施支持科技創新和人才引進，為城市的創新發展提供不竭動力。近年來，深圳高度重視高等教育發展，高校整體實力不斷提升，培養了大量高素質人才，但對戰略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等引領型人才的培養力度有待加大。東莞、佛山、南通均是以市場支撐為特點的城市，促使大量的技術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集聚，進而產生規模效應以促進創新；同時，這3個城市均屬于珠三角或長三角城市群，受益于創新人才流動而產生知識溢出效應，進而促進城市創新。

4.3 穩健性檢驗

檢驗條件組態分析結果的穩健性一般需要采用多種方法交叉驗證。參考周榮等（2023）的研究，采用以下兩種方法驗證組態效應分析結果的可靠性：一是將原始一致性閾值上調至0.85；二是將PRI一致性閾值上調至0.80。基于兩種方法調整后產出的組態結果與原始結果基本一致，從而有效證實了本研究結果的穩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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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運用fsQCA方法和比較分析方法，以中國58個代表性城市為研究對象，深入探討了新質生產力三大載體的創新人才集聚模式，得出以下4條結論：

第一，與創新人才效能發揮相關的8個條件因素對促進城市傳統產業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壯大、未來產業培育均具有重要作用，但任何單一因素都不構成實現高水平產業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

第二，縱向人才集聚是實現高水平產業技術創新的主要模式；創新人才集聚與人才生態環境匹配機制呈多樣化格局。

第三，相較于傳統產業與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實現高水平技術創新的條件更加嚴格，每條路徑都至少需要5個核心條件支撐。

第四，北京、上海、重慶、天津、杭州等是三大載體實現高水平技術創新主要路徑的代表性城市，多為縱向人才集聚與人才生態環境并重型驅動路徑?？梢?，優質的人才生態環境能夠促使多類型人才集聚并充分發揮其效能，從而促進城市創新。

基于以上結論，主要得出以下3點啟示。

第一，擴大創新人才規模，夯實新質生產力發展基礎。

創新人才只有達到一定數量，才能發揮規模效應。因此，各城市不僅需要充分挖掘本地區的人力資源潛力，還要利用自身優勢大力開展創新人才柔性引進行動。此外，當前基礎科學型人才較為缺乏，不能滿足高水平技術創新活動的需求，且在三大載體的組態路徑中都未顯示為核心條件。因此，要大力培養基礎科學型人才，既要“引”“育”結合，也要加強對基礎科學重要性的宣傳，提高公眾對基礎科學的認知度和支持度。

第二，優化人才結構，打造與本地區產業發展相適配的人才隊伍。

各城市需要緊緊圍繞本地區的主導產業、新興產業及未來產業，明確各產業對人才的具體需求，確保人才引進與培養的方向與產業發展方向高度一致，從而打造出一支高素質、多層次的創新人才隊伍。例如，針對未來產業發展，應以戰略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的培養為重點，打造出世界一流的科技創新人才隊伍，同時加強基礎研究人才儲備，提升基礎研究人才的科研能力。

第三，因地制宜優化人才生態環境，確保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各地區應重視硬環境與軟環境建設，完善醫療、教育、交通等基礎配套設施，提高人才的生活保障程度；提升城市的開放包容性，增強對創新人才的吸引力；一體化推進人才“引育留用”全鏈條優化升級，營造有利于創新人才集聚的良好環境；充分釋放人才集聚紅利，加速地區產業發展。

本文來源于《創新科技》2024年第12期。潘小藝，浙江工商大學統計與數學學院博士研究生；高大偉，深圳人才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陳鈺芬，浙江工商大學統計與數學學院教授；陳勁，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郭彬，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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