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被反動軍閥絞殺，壯烈犧牲，年僅38歲。因種種原因，李大釗犧牲6年才得以舉行葬禮。

1933年4月，為了保證李大釗同志的靈柩平安順利抵達萬安公墓，黨組織負責人找到北平法學院的學生李時雨，指示他一定要組織好李大釗同志的出殯活動。

李時雨以李氏家族晚輩的身份送葬，根據組織安排。23日葬禮當天，李時雨頭戴白色孝帽，專門負責跟著李大釗10多歲的兒子，跟在靈柩旁寸步不離。這樣既能防止他到時候被軍警驅逐，如果不幸被捕，也能有說辭逃脫。

當靈柩在群眾的簇擁下緩緩抬出后，李時雨便緊緊跟隨在靈柩一側，后面跟著數百名群眾一起送喪，他們一邊走一邊撒傳單，嘴里還喊著口號。送葬隊伍的群眾越來越多，口號聲、哭聲震響了半個北平城。

途中，反動軍警果然出動驅散人群了，李時雨見狀，始終跟在李大釗小兒子身旁，護送著靈柩一路來到了萬安公墓，完成了黨組織交代的任務。

李時雨其實并不是李大釗家族中的晚輩，他只是跟李大釗同一個姓氏而已。

李時雨是黑龍江人，原名李亭芳。少年時，他意外閱讀了《水滸傳》，被梁山好漢深深吸引，對“及時雨”宋江更是欽佩不已。于是，他便給自己改名為“時雨”。

1926年，李時雨考入天津南開中學。在南開中學讀書期間，他結識了很多進步青年，并在他們的影響下，思想逐漸傾向革命。

中學畢業后，李時雨考入了北平法學院。最初的兩年間，李時雨認真學習，幾乎不問世事，埋頭專注于提升自己的能力，也沒有加入任何政治組織。身邊同學都以為他對政治不感興趣。

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國破家亡的殘酷現實一下子打醒了李時雨，他意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不久后，他便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成為了一名中國共產黨員。

此后幾年，在黨組織的安排和領導下，李時雨積極投入到了抗日運動和抗議游行示威的活動中。1933年，負責李大釗烈士的葬禮工作也是黨組織交給他的一項重要任務。

1934年，李時雨大學畢業后，奉命打入東北軍。自此，李時雨開始了自己漫長的潛伏生活，甚至一路高升，一直做到了國民黨少將。

在東北軍期間，李時雨經常利用軍中將士們閑聊的時間宣傳中共的主張，這一做法對不少戰士們產生了極大影響。西安事變后，東北軍中發生了重大變化，李時雨在這里的工作難以繼續開展。于是，他決定經天津前往北平尋找黨組織。

然而，因日軍攻占天津，切斷了去往北平的交通，李時雨便無奈滯留在了天津。但幸運的是，他與當地中共秘密組織的負責人取得了聯系，并回到了組織的懷抱，得以繼續開展秘密情報工作。

這一時期，李時雨成功打入了天津法院，并因此得到了日本特務機關批發的通行證。這使得他順利往返于北京、天津之間傳達黨的情報，完成秘密任務。不僅成功運送了電臺機械、馬達，還燒毀了被關押的共產黨員馮冀的有關卷宗，導致法庭審判時沒有任何證據，只好將馮冀無罪釋放。李時雨以這種方式完成了營救馮冀的任務。

1939年，汪精衛投敵叛國，勾結日本侵略者，策劃建立偽政權。根據中共黨組織指示，李時雨冒充國民黨的北方代表成功打入汪偽政府，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汪精衛投敵叛國活動的情報。

1940年4月，李時雨擔任汪偽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在陳公博手下工作。期間，他靠著接近陳公博逐漸打入了汪偽政府高層的核心圈子。

因為陳公博的信任，李時雨被汪偽政府的其他人看作是陳公博的親信。因為這層關系，李時雨得以避免了很多麻煩和質疑。

很快，依靠大樹和出色的個人能力，李時雨很快便在汪偽政府中節節高升。與此同時，他頻繁出入各種交際場合收集情報信息，為中共提供了大量資料。

1941年，李時雨將日軍的“掃蕩計劃”及時傳遞給新四軍，避免我軍大量傷亡，同時，他還憑借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暗中保護了我黨的很多同志。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后，戴笠下令“肅奸”，李時雨下一步該何去何從，他還在等待黨組織指示。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李時雨的“好友”大律師余祥琴極力拉攏他跟隨自己加入軍統。原來，余祥琴是軍統安插在汪偽政府中的。

李時雨認為這是個打入軍統的好機會。于是，經中共黨組織批準，李時雨又進入了軍統。因工作原因，他能夠更方便地接觸到軍統的機密文件，李時雨就經常將這些文件寫成情報秘密傳遞出去。使得一些在軍統暗殺名單中的共產黨人、進步人士得以及時逃脫。

李時雨打入軍統后，積極接近軍統高層人士，尤其獲得了戴笠的信任。這為他從事秘密情報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護。李時雨在軍統位置越做越高，甚至被授予了少將軍銜。

這令他心中有些不安，為此，他還曾詢問組織的意見：“是不是要繼續在軍統干下去？”

黨組織很快便給了回信：“官越大，越便于接觸到有價值的情報，不要怕，大膽往上爬。”

于是，李時雨便安下心來繼續待在軍統中。但隨著軍統內部權力斗爭越發激烈，李時雨逐漸被對手盯上，并被查出與中共地下黨有牽連。

1946年9月，正準備飛往北平的李時雨被逮捕入獄。在獄中，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嚴刑拷打，李時雨始終不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三個多月后，因為軍統沒有實際證據，加之外邊的同志和朋友們四處運作疏通關系，李時雨的案子被轉移到了上海。不久后，在軍統的控制下，李時雨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6個月。

然而，1949年2月，因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國民黨已經處于經濟崩潰的邊緣。于是，便下令釋放1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就這樣，李時雨恢復了自由。出獄后的第二天，他便與中共上海局取得了聯系，繼續從事地下工作。

同年4月，劉少奇在北平親自接見了李時雨，對他多年來潛伏敵人傳遞情報的革命功績進行了表彰。與此同時，李時雨終于公開了自己是共產黨員的身份，第一次穿上了人民解放軍的軍裝。

參考資料：文史春秋2022年8期、黨史文苑2021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