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中旬，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陳永貴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

時隔多年之后，陳永貴談及自己當年這段經歷時，并沒有太多的感觸：

“我當副總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沒有準備，可開會時一鼓掌就通過了。”

有人說陳永貴是文盲，其實不完全是，陳永貴自己雖然沒怎么念過書，但是也認識幾個字，特別是后來當選國務院副總理后，因為要看文件，必須要學習文化，但陳永貴并沒有系統學習知識的機會，因此算是個“半文盲”。

陳永貴一開始很不適應這樣的生活，后來還向毛主席請示，每年三分之一的時間留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在大寨，三分之一時間到全國各地視察工作。毛主席后來同意了他的請求。

陳永貴能夠躋身這個位置，也是那個特殊時代造成的。

事實上，陳永貴不光是國務院副總理，還是第九屆中央委員第十、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三至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1978年3月，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陳永貴再次當選國務院副總理。

一直到1980年9月，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接受了陳永貴的辭呈，陳永貴這才被解除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一

陳永貴任國務院副總理時，雖然不習慣當時的工作和生活，但他是有自己的政治主張的，特別是他在大寨從事農業生產時的經驗。

應該指出的是，大寨經驗絕對不能算是錯。

陳永貴其實不明白，再好、再成功的經驗也要用科學的眼光來看待。

事實上，黨中央領導人后來在談到這個問題時，也都一分為二的看待，李先念認為，不應該把大寨高調，鄧小平也告訴胡耀邦，報紙上要注意說辭：

“你再罵，沒人搞農田基本建設了。”

陳永貴卸任國務院副總理后，就定居在北京，組織上把他和家屬的戶口遷到了北京，每月還給他發200元生活費。在離開工作崗位以后，一下子清閑下來，反而是有些不適應，他開始每天看報紙，看文件。

不過，當時社會各界對陳永貴的批評比較多，陳永貴心里一時間無法接受，還拿著報紙找李先念，后來出于考慮他身體健康，李先念不許工作人員給他再送文件。

陳永貴閑下來以后，主動向中央申請工作，后來上級特意批示：

“派陳永貴到北京的東郊農場擔任顧問。”（1983年）

有了專業對口的工作，陳永貴也樂得清閑。

不過有一點特殊的地方，陳永貴雖然把家里人的戶口遷來北京，但也僅僅只是局限于他和他老伴兒，小兒子陳明亮因為那年還在念小學，出于照顧也遷來北京，其余子女還是老家戶口，按照陳永貴的話說就是：

“子女不能沾父輩兒的光。”

事實上陳永貴雖然一度身居高位，但他的子女并不算是沾了大光，陳家的兒女對這位父親，一開始也是以埋怨居多，后來才慢慢的理解了父親。

二

陳永貴慢慢熟悉了城市人的生活，一如尋常的老人一般。

值得一提的是，陳永貴最初仍然住在組織上給他安排的四合院里，但后來他表示：

“既然已經退下來了，不能繼續再住公家的房子。”

陳永貴后來搬離了四合院，住進了干部公寓

從早上五點起床，和老伴一起做好兒子和孫子的早飯，然后步行從12層樓下來，到附近散步鍛煉身體，回到家后就伏在桌上看書報，看累了就到陽臺上，侍弄他種的花草玉米。

偶爾有些時候，陳永貴坐在板凳上抽煙，回想起往事，也不禁一陣唏噓。

陳永貴鍛煉身體，一開始是學別人打太極，但打來打去，也不覺得有什么好，后來干脆自創了一套“莊稼拳”，還自豪的跟人說：

“還是我這莊稼拳打得好。”

陳永貴年紀雖然已經不小，但平素身體一直很好，所以后來突然患病，大家都沒往壞處想。

1985年初的時候，陳永貴就感覺自己有些頭痛，而且渾身乏力，但那時他認為是感冒了，還吃了幾天感冒藥，只是一直也沒有好。

陳永貴身體不舒服，可表面上還看不出來端倪，大家都覺得他沒什么問題。

事實上，陳永貴自己已經感覺到，這次問題可能不小。

不久之后，因為病情加重，兒子陪著陳永貴到醫院檢查，這才發現他已經患了肺癌，已經是晚期了。

當時，醫生沒敢把實際診斷結果告訴陳永貴，只是告訴了他的家人，但他還是從醫生遮遮掩掩的態度看出了端倪，家里人也有些慌，還安慰他說能治好，陳永貴聽了也只是搖頭：

“周總理得的也是這病，不也還是治不好！”

陳永貴住院期間，華國鋒曾親自到醫院探望，兩位老友之間有很多說不完的話。

到最后，陳永貴說：

“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沒有給毛主席丟臉。我作為一個農民，成為黨中央的政治局委員，誰能想到呢？我敢說，我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一個農民。”

三

1986年臘月二十八，陳永貴在醫院待不住了，執意要求回家，在征得醫生允許后，家人把他帶回家。也許是意識到了老人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家里的子女都來到了北京，陪老人過了一個團圓、熱鬧的年。

除夕之日，陳永貴精神特別好，不顧病痛堅持要在廚房張羅飯菜。

因為第二天是陳永貴的生日，家里人提出想給他過個生日，但陳永貴沒同意：

“過什么生日哩，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全國人民都在為我過生日。”

陳永貴很努力的不掃大家的興致，小兒子鬧著要放炮，家里人擔心他的身體，因此不同意，是陳永貴堅持要放，吃飯的時候，陳永貴很努力的吃了五個餃子，但大家都勸，說“六六大順”，陳永貴強撐著病體，又努力吃了一個，還破天荒的喝了半杯紅葡萄酒。

春節聯歡晚會播了一半，陳永貴酒困了，妻子宋玉林勸：

“要不把電視關了吧。”

陳永貴擺擺手：

“別關、別關，讓孩子們看吧，看個個夠！”

陳永貴半瞇著眼，強撐著精神，感受家里人給他帶去的團圓的喜悅。

很遺憾，這也是陳永貴過的最后一個年。

年關一過，陳永貴便病情加重住院。

1986年3月26日晚20時35分，陳永貴病逝于北京醫院，享年72歲。

陳永貴生前曾留有遺囑：

“不要辦葬禮，也不要邀請別人來吊唁，把我的骨灰送回大寨就行。”

后來陳永貴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舉行，現場果然很冷清。

原山西文聯主席馬烽因為當年寫大寨的文章，沒少同陳永貴打交道，雖然不算很熟悉，但彼此也有交情，在聽說陳永貴去世后，他也覺得無論如何，也應該去看一看。

馬烽回憶當年出席陳永貴遺體告別儀式時，仍然有很深的感觸：

“那天下午我請了假，匆匆趕到了八寶山殯儀館。小車開到追悼會大廳門口，只見門外冷冷清清空無一人。我以為是把時間看錯了，再看訃告，時間、地點都沒錯。后來司機同志說后院還有幾個小廳，也可能在那里。當我們把車開那里時，我發現大寨的賈承讓等一些干部都坐在臺階上抽煙。”

馬烽后來遺憾的表示：

“當我帶著沉重的心情走出追悼會大廳的時候，我突然想到應該帶一瓶汾酒來，灑在他的遺體前。我和他是二十年前在一起喝酒相識的，也應當以酒告別。可惜我事先沒想到，深感遺憾。”

這時候人們注意到，一輛高級轎車緩緩停在了告別室門口，下來了一個戴著變色眼鏡、穿著風衣的人，馬烽立馬就認出，這是華國鋒。

事實上，當時在場的人都注意到了華國鋒的到來，于是有些散漫的遺體告別儀式現場頓時莊重起來，大家自覺的站在華國鋒身邊，跟著他一起走進了打聽。

華國鋒沒說一句話，進去以后走到陳永貴的遺體邊，深深地鞠了三個躬，但他沒有離開，而是站直了身子，呆呆地望著陳永貴的遺體，不自覺的留下了眼淚。

在與陳永貴親屬握手后，華國鋒離開了現場。

根據陳永貴生前的囑咐，他的骨灰被送回老家昔陽安葬，當車開到山西與河北交界的娘子關時，昔陽縣的領導人已經在那里等候。等到車開進昔陽，凡是聽說消息的百姓都圍了過來，圍得水泄不通。

當看見陳永貴的兒子捧著骨灰走下車時，在場的不少人放聲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