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修智/文 有一類文字，雖然數量小到可稱為微量，但卻足以彪炳史冊，其代表作品有卡夫卡的《致父親的信》。季承先生的《我的父親季羨林》、李南央女士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二書，也當之無愧地屬于這一類。它們被稱為“審父”主題，即從父輩對自己心靈的傷害、對家庭的破壞等角度，用文字做出嚴厲的審判。俗話說，堡壘往往從內部攻破，窮光棍最怕見老鄰居，此類文字的作者，系從親密關系中殺出來，且往往經歷了錐心刺骨的傷痛后行諸筆墨，所以，這類文字讀來帶有震撼心靈的效果。

近日泛覽，讀到一組旨趣完全相反的文字——“審子”之作，也即出自父輩之手，記錄對兒輩的不滿、對兒輩展開批評乃至無情審判的文字。錢鐘書先生說，陸游畢生有兩大愛好，一是喜談兵，二是喜夸兒。這似乎也是傳統父親們對待子女的主流態度，對兒輩寧愿隱惡揚善，而對其不肖，盡管失望、憤怒，一般也只是私下里吐吐槽而已，不會大張旗鼓地訴諸筆墨。

“審子”之作的父親們不管這些，他們不客氣地表達對兒輩的失望、憤怒，留下了堪稱反潮流的奇構。

第一篇，當仁不讓地屬于陶淵明的《責子》詩：

白發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念棗與梨。

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

全詩明白如話，很好理解，唯一需要稍加說明之處，是從詩中看，五柳先生應該是有一對雙胞胎，即雍與端，否則就不夠五男兒之數了。通觀這首短短的五言詩，真是流淌著一位父親對兒子們的一腔不滿與失望：在老邁的五柳先生眼中，所有的兒子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不喜歡讀書寫字，同時，又都各有各的不是：老大阿舒是個無人能比的懶鬼，老二阿宣十五歲了，對文學興趣缺缺；雙胞胎雍和端，十三歲了，還分不清數字六和七，最小的通子九歲，是個吃貨，只知道尋棗問梨。五柳先生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超過杜甫與李白（顧隨先生就持這種看法），不過，他越偉大，他的五個兒子就越悲慘，他們的不肖，算是隨著老爸不朽的詩篇遺臭萬年了。

其實，細究起來，五柳先生的責子詩，對五個兒子似不夠公平。“子不教，父子過”，這是不易之理。五個兒子都不成材，五柳先生自己難道不該反思嗎？是不是自己太貪杯了（五柳先生的詩作，寫滿他一生與酒的糾纏），疏忽了對兒子們的培養？再者，十三歲還分不出六與七的雍和端，如果不是失學，大概率是智障，這又有什么好責怪的呢？

五柳先生其實是很愛自己的孩子們的，在《止酒》詩中，曾寫有“大歡止稚子”的詩句，極言對兒子的喜愛之情。所以，這首《責子》詩，很有可能是在他喝了這場大酒后寫的，有些不講理。

雖然對兒子們的教育很失敗，但五柳先生薪火強勁，約八百年后，他的一個著名粉絲——壯歲旌旗擁萬夫的辛棄疾，也寫下一闋責子詞，為“審子”文字增添了一個獨特的案例。

這闋責子詞，詞牌為“最高樓”，寫有短序：“吾擬乞歸，犬子以田產未置止我，賦此罵之。”很明顯，老爺子想退休、躺平，兒子不同意，因為還沒掙夠買房置地的錢，老爺子沖冠一怒，操起如椽巨筆，將不孝之子釘在恥辱柱上。詞曰：

吾衰矣，須富貴何時。富貴是危機。暫忘設醴抽身去，未曾得米棄官歸。穆先生，陶縣令，是吾師。

待葺個園兒名“佚老”，更作個亭兒名“亦好”，閑飲酒，醉吟詩。千年田換八百主，一人口插幾張匙。便休休，更說甚，是和非。

詞劈頭就說：我已衰老，要等到猴年馬月才能致富貴？何況富貴還蘊藏著政治上的危機。潛臺詞是：沒心沒肺的小子，你不但不體貼老父年邁衰頹，還要把他往火坑里推！隨后的“暫忘”五句，意為理當師法古人，及早棄官抽身，歸隱田園。下闋想象退休后修園筑亭、詩酒自娛的生活，其中的“千年田換八百主，一人口插幾張匙”兩句，頗為精警，意思是人生富貴無常，人應該知足戒貪。“幾張匙”用古吳諺語“一口不能著兩匙”，告誡兒子不要貪得無厭。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朱德才教授選注的《辛棄疾詞選》一書，認為稼軒此詞“擬歸是真，罵子未必，特借題發揮，以抒心志爾”。這似乎是一種過度解讀。稼軒先生是個粗豪之人，筆下頗多直抒胸臆之作，完全沒必要用這種拐彎抹角的方式去表達一個并不敏感的訴求。寫作此詞時，辛棄疾在福建安撫使任上，已經五十五歲，過了知天命之年，萌生退意很正常。可以判定，這首詞，是篇為兒子量身定做的標準的“審子”之作。

往事越千年，陶淵明與辛棄疾雖光耀千載，但不幸的是，與當代的“審子”之作比起來，他們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1995年10月，遼寧教育出版社推出“書趣文叢”書系第二輯，其中的《書廊信步》一書，出自著名學者、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垂四十載的吳小如先生之手。“書趣文叢”系列蜚聲讀書界，顧名思義，所收文章以讀書寫作為范疇。但是，吳小如先生此書，卻以一篇石破天驚、游離主題的“審子”之作壓軸，讀來令人欷歔，過目難忘。

在這篇題為《老年人的悲哀》的不到兩千字的文章中，吳小如先生先是描述了自己所在的中關村公寓樓中一代老知識分子的凄涼晚景，他們的子女大都另有住處，經常不來省視乃至周年半載不露一面者亦不止一家兩家。著名教授張岱年先生八十有六了，還每天親自買菜、取牛奶和報紙、上郵局。兩代人之間時常發生矛盾，大抵是上年紀的吃虧受氣。隨后，吳先生以自己的一個兒子為例，細致入微地描述了其種種不孝情狀。

吳先生有子女四人，三個不在北京，只有一個兒子在北京工作，根據他的描述，這個兒子一點指望不上。結婚搬出去住之后，起初遇到父母有事還能召之即來，但生了兒子之后，父母家便成了“度假村”，只有每年“五·一”、國慶、中秋、元旦及春節，兒子一家三口于午飯前光臨，飽餐一至二頓美食，搞得杯盤狼藉，“天下大亂”，飄然而去。最令吳先生憤慨的是，一次老妻腳腫不能沾地，痛得流淚，吳先生以電話召兒子，盼助一臂之力，兒子答以“現在我發燒，過幾天再說”，但當吳先生把在上海的小兒子急召來京后，在京的兒子為了發財之事請弟弟幫忙，電話打到父母家找弟弟，卻只字不問父母，只同弟弟談生意。吳先生忍無可忍，在電話中予以申斥，結果兒子從此掛斷電話，一年半里杳如黃鶴，儼然同父母“斷交”了。這期間，吳先生與妻子老病相加，愁苦萬狀，他的許多研究計劃都付諸東流。

文章結尾，吳先生筆下流淌出一段痛徹心扉的文字：“我只想對尚有父母在堂的中青年朋友（包括已同我‘斷交’的那個活了四十多歲的兒子）說兩句心里話：一是不要只為了發財與謀利而把與生俱來的的先天良知擠出了你們的軀殼，倘能保存一線天良，勿忘父母在那艱難歲月里哺育你們成長的苦心，等你們到了我這把年紀時或者能稍減自己的惶恐和慚愧；二是把你們‘孝順’你們的獨生子女的全部愛心拿出百分之一二來對待父母，那么我們這些七八十或六七十歲的老人就百分之百地心滿意足了。這點要求大約還不算太高吧。”這真是泣血的文字，而把兒子拉出來當眾做如此嚴峻的審判，也堪稱千古奇文。

吳小如先生于十年前謝世，但愿告別人世前，他那“不算太高”的要求得到了滿足，甚或得到了超值的滿足。他沒有趕上蓬勃發展的網購、快遞業給老年人生活帶來的便利，也沒趕上養老行業的快速進步，但即便有機會享受這一切，親情畢竟也是無法被替代的。

在一個近乎禮崩樂壞的世界，如何維護基本的家庭倫理，是一個世界性的挑戰。中國學者春媚根據自己近年在美國中西部一家精神病院的實習經歷，寫成《瘋癲筆記》（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出版）一書。她從精神病院的美國老人身上，同樣看到了家庭倫理的崩潰，風燭之年的慘烈。回到祖國、家鄉，面對同樣走向風燭殘年的母親，她發出這樣的感嘆：“對孩子我們存有無限的耐心和無窮的希望，而對于注定向下的老人，我們卻只有極其有限的寬容和關注。”

這是一個青年學者感人的自省，我把它抄在這里，希望能沖淡上面那些“審子”文字帶來的壓抑與感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