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芝/文 提起東漢，人們熟知的通常是一頭一尾兩個階段，它的開頭，也就是“創業史”，與王莽篡漢綁定在一起，它的結尾則屬于被過度浪漫化的三國故事。至于它的中間部分，無名王，無雄主，也沒有激烈的外部戰爭，缺乏傳播學要素，所以并不為人熟知。張向榮的《三國前夜：士大夫政治與東漢皇權的崩解》一書將歷史研究與通俗寫作相結合，文風幽默、曉暢明白，適合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讀者。

東漢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階段。漢武帝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則將儒生以倡優蓄之，用之則置，不用則罷。然而儒學在他身后的傳播，產生了他意料不到的結果。

天命更替與異姓禪代兩股思潮合流，使西漢全社會上下皆相信漢室氣數已盡，將有圣人應運而出革除積弊。王莽在這個背景下眾望所歸，取而代之，其改制不僅要解決西漢晚期諸多社會矛盾，更要取代漢朝繼承的秦制國家，建造儒生心中的理想國。很遺憾的是他失敗了，并引發了人口大滅絕，在廢墟中崛起的東漢王朝建國之初，其人口只有前漢盛期的一半不到，即使樂觀的估計有許多隱戶逃過統計，但超過一半的人口死于戰亂應當是一個合理的推測。

雖然東漢的儒生非常靈活地開除了王莽的儒籍，但面對這樣一個凄慘的現實，后漢儒生放棄了制度決定論，也就是不再追求變易秦制國家，改為人事決定論，結合察舉制，后漢品藻人物越來越流行，一時蔚為大觀。

由于建立政權的光武帝也服膺儒學——盡管與先秦儒學相比，甚至哪怕與前漢儒學比，他所熱忱的東漢經學摻入大量陰陽讖緯之術與神秘學——所以東漢政權有很強的妥協色彩，也就是上層依舊皇帝集權、郡縣制、殘酷律法和編戶齊民，下層則被儒家倫理浸化，并高度自治。用作者的話說，儒教不是浮在表面的官方意識形態，而是滲透了漢家的日常生活、社會觀念、地方秩序、人才選舉等。后漢的中興不是前漢的簡單延續，而是發生了質變，是一種“舊邦新命”。這種混合政制作者稱之為“秦制—禮教”體制，而我更喜歡的稱呼是“儒法國家”。

按照制度設計者的設想，雖然他的上層依舊等級森嚴，律法嚴酷，然而它的底層被儒家倫理緩和，許多社會矛盾在鄉社內部于禮教的層面解決，不必提升到律法層面，而這些鄉社的自治為朝廷節省了大量的自治成本。地方官雖然來自外地，要滿足皇帝的指令，但和本地下屬之間不完全是冷冰冰的“上下級關系”，而是猶如君臣甚至父子，要扮演“民之父母”的角色。編戶齊民孝敬父母，依戀鄉土，則會延伸出對漢家及皇帝的忠誠，遵循儒家禮教。反過來，皇帝對臣子也要溫柔敦厚，其樂融融，為實現儒家描繪的“太平世”共同奮斗。在理想狀態下，后漢這個由劉氏一姓統治兆民的秦制政權，竟然有了家庭的溫情脈脈色彩，達到了“化家為國”的境界。

地方自治、依戀鄉土、家族意識，能夠促進社會穩定，維護漢家統治；漢室就必須接受君子價值、家族意識、鄉土觀念對皇帝和集權的保留。不過，與理想狀態所描繪的美妙前景相比，接受這樣的保留顯然是通情達理的。然而，現實并不美妙，東漢政局混亂，外戚與宦官專權，小皇帝林立，最后在激烈的政治經濟矛盾中崩潰。

東漢究竟是怎樣走向制度設計者完全沒有意料到的道路這件事，其實是很值得討論的。

而以我的看法，東漢很像明朝，與朱元璋一樣，劉秀大幅度加強了皇權，雖然他沒有取消宰相，但等同宰相的三公被尚書臺架空，形成事總臺閣。這導致后漢與大明這兩具國家機器高度仰賴皇帝這臺“發動機”，一旦皇帝不稱職，那么國家就會癱瘓，最后權力便落入皇權的代理人手中，在東漢是外戚與閹宦，明朝禁止外戚干政，所以只有閹宦。

東漢與明朝的相似性還包括財政收入有限，勢力范圍的不斷收縮，皇權代理人與士大夫群體間的激烈沖突，“出道即巔峰”，王朝的中期并不顯眼等。這樣不穩定的政府之所以很長時間沒有被傾覆主要是外部軍事壓力不大。

匈奴早就被打垮了，留下的只是碎片，鮮卑雖然可能崛起，但檀石槐的暴斃使之推后到八王之亂，羌亂使東漢失血但不致命。明朝也一樣，在滿洲崛起以前，蒙古一直處于四分五裂，邊患一直都有，但不致命，使明朝缺乏深度改革的動力。而滿洲出現時，時間已經來不及了，更何況缺乏推動改革的雄主。

為什么這兩個朝代的“發動機”會失靈呢？就東漢來說，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皇帝壽命之短，除了開國皇帝以外壽命最長的居然是漢獻帝（53歲）。

皇帝短命的理由無非是：基因問題、殘酷的宮廷斗爭、耽于逸樂導致的生活習慣不良，以及外戚為了專權偏好立小皇帝——而古代醫療技術落后，幼兒夭折率驚人……還有一個理由也是可能的，那就是與高度集權相對應的便是巨大的工作量，有一些東漢皇帝如果不是累死的，那也可能是與之前提到的其他要素一起使自己英年早逝。以三國為例，三國與東漢的政制差異不大，高度攬權的諸葛亮公認是被累死的，暴斃的曹丕與早逝的曹叡也是集權君主，放權的劉禪與孫權，以及被迫放權的漢獻帝壽命都較長。

劉秀作為開國皇帝，他有一具好身體可以適應繁劇的戰爭與驟增的政務（如果沒有，也輪不到他當皇帝），他的后代就未必了。但是東漢政體是新鮮事物，人們還沒有來得及反應過來給它打補丁。同樣的，明朝皇帝只能在臣子的諛詞里神文圣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朱元璋設計的體制工作量空前的巨大，他自己都感到吃力，他工作勤懇的后代往往死得早，而最不爭氣的后代索性擺爛，避免了被溫水煮青蛙的結局，也享有難得的長壽。

但結果是一樣的，皇帝的失職使整個朝廷經常被停擺，導致帝國失控所帶來的縫隙中生成了顛覆它的巨大力量。取代明朝的滿清吸收了前者的教訓，對皇子的文武教育極其嚴苛，這種境遇對個體來說是無比痛苦的，但培訓出來的統治者至少足以適應巨大的工作量。雖然從事后之明來看，如果他們沒那么優秀，可能對所有人都好。

皇帝的短命使得東漢擁有秦漢以來數量最多的太后臨朝、外戚干權的現象。不過與流俗印象不同，作為權力真空的替代品，這群太后一度干的還不錯。

相比西漢，東漢的后妃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特征：第一，前漢好黃老，后漢尚儒術。東漢的皇后普遍受過良好的經學教育，關于她們的歷史記載，有一套統一的模板，即在學識與德行上向儒家理想的女性看齊，有些人在文獻中因此獲得較好的風評。第二，西漢只要立了皇太子，生母就可以當皇后，無論她是皇帝尊貴的表親，還是民間卑微的舞女。而后漢直到漢靈帝的何皇后以前，無論是誰受寵，無論誰誕下子嗣，皇后必定出自來源于南陽的陰、鄧氏，河北的郭氏和西北的馬、竇、梁氏六個家族。這三個地域正是劉秀能統一天下的三個基本盤，作為各自勢力的代表，這六個家族之間既有恩怨又互相聯姻，既有合作又圍繞著皇后之位進行爭奪。按照作者的看法，后漢的皇室像是一個以皇帝為核心、以皇后為目標的特殊存在，與前漢迥然不同。

歷來皇朝世系圖都是以皇帝為中心，而后漢的世系則以皇后為中心才能看得更清楚，也才能發現這些家族之間的恩怨雖然血腥，但顛來倒去仍然是一家人內部的傾軋和升降，可以視為禮教中國的一種特殊實踐。

由于皇族與后族隨著時間更替在血緣上融為一體，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使得外戚奪取帝位的動力大減，遠不如對奪取皇后位置的興趣濃厚。因此，盡管經常出現皇權旁落的真空期，但日子也能縫縫補補過下去。如果從凡事都退而求其次，湊合著能用就別去折騰的角度看，這套可以說完全出乎設計者預料的體系，令人意外的好用。

然而，由于控制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大，以及從朝廷中出局損失又很慘烈，如果說一開始女主臨朝稱制是被動接受皇帝早死的狀況，那么隨著時間推移，外戚借助太后干政越來越成為常態。每一個家族都想讓皇后的位置在自己手中多停留一會兒，今天只是干涉立太子，明天可能就要廢皇帝甚至弒君。因此總會有一天，有一個人，決定打破這種“皇后寡頭政治”，建立真正的、大權獨攬的、效仿前漢的皇帝統治。

這個拐點，出現在著名的跋扈將軍，無德無行，純靠裙帶上位的大將軍梁冀身上。梁冀并不是曹操王莽之輩，他把持權力幾乎什么都做了，唯獨沒有篡位的跡象。但對于一個權臣來說，既然不打算篡位，就不應該這么囂張跋扈，做得罪所有人的事情。可梁冀并不是王莽那種有理想、有文化的“楷模”，依靠個人魅力和經學修養來積累威望；也不是霍光那種有紀律、有能力的權臣，通過縝密的權術和行政機制來把控局面。梁冀沒有甚至不屑于掌握政治術的精妙和平衡，他對權力是一種禽獸式的占有，對所有損害他權力的人和事，都會給予暴虐的回應，這是一種政治上的“恐怖主義”。

在他的父親，以及提拔他的漢順帝還在的時候，梁冀還有所收斂。等到兩人皆故去，由他同樣沒有政治智慧的姊妹梁太后臨朝，梁冀便開始放飛自我，甚至做出毒殺漢質帝這樣的罪行。待梁太后也故去，再無制約的梁冀便徹底放飛了，對自己一手扶立的傀儡漢桓帝的監視無孔不入，對群臣則打破了后漢溫和的政治慣例，動輒以小罪處死。

即使沒有漢桓帝的政變，也肯定會有大臣串聯起來發難。真正令人驚訝的是，這樣一個煊赫一時，威福由己的大人物，卻非常輕巧地被漢桓帝與一些小宦官的密謀給扳倒了，他甚至沒有做出激烈的反抗，便與妻子在家中自殺。以至于事后所有經歷過梁冀時代的人都感到恍恍惚惚，不敢相信這就是當初逼得所有人道路以目的梁大將軍。

如果梁冀有智慧，那么他就應該在毒死漢質帝后意識到自己必須篡位，他已經沒有回頭路了。但作為權力近親繁殖的產物，梁冀有一種掩耳盜鈴的智慧，或許是因為權力由體制而來，所以梁冀對自身所在的體制有一種迷一般的自信，可能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的作為對體制會有怎樣的沖擊。

由于梁冀的殘暴，梁氏家族被處決一空，從歷史舞臺中退場，而不像此前的郭、陰、竇、鄧等家族那樣，即使下臺流放，也還有重整旗鼓的機會。“寡頭皇后制”就此終結。之后的外戚雖然仍然試圖恢復這一體制，卻都沒有成功。漢章帝至漢順帝時，皇室和六大家族之間相對其樂融融的家人氣氛亦不復存在。

從“后見之明”來說，六大家族強勢之時，雖然有孩童之帝王、垂簾之太后、跋扈之外戚，但皇室的地位是很穩固的，諸皇后家族不會有取代皇室的打算，到了后漢末年，六大家族式微，皇室也速告終結。造成這一局面的不僅是漢桓帝劉志和他的后繼者，也是因為梁冀的登峰造極，促使皇室拋棄了“六大家族”。

梁冀留給東漢三個有毒的“遺產”：第一，梁冀以一己之力，敗壞了漢廷中央的政治生態，導致供職洛陽朝廷的士大夫往往屈從于強權，以前是梁冀，以后也會有別人。第二，在對梁冀的惡政反抗的過程中，誕生了士大夫群體自我意識的覺醒，并從此出現了中央朝廷與地方士人之間激烈的沖突。第三，言傳身教，“培養”出漢桓帝對權力的貪婪、暴力和獸性的釋放。

作者指出，“后梁冀時代”，各方勢力的暫時平衡主要來自一種共識：權臣終于鏟除，皇權應該恢復，皇帝需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從而實現天下太平。但是，皇帝的位置在哪里，皇權恢復到何種程度，大家實際上在各說各話。在中間階層的代表士大夫們看來，皇帝應該回歸漢章帝、漢順帝，處在“秦制—禮教”的中庸位置，既要遵循禮教，又要維系權威，成為一個恩威并重、恩大于威的“慈父”。但通過梁冀的啟蒙運動，劉志覺得應該回歸漢武帝、漢宣帝，成為雄主，下一個“梁冀”說不定就來自士大夫。換句話說，漢桓帝其實扮演了一個革命者的角色。這也是為什么早在漢和帝時期，便有皇帝與宦官密謀政變，卻要到桓靈時期，宦官才成為朝廷斗爭中大為活躍的力量。

與漢桓帝作對的士大夫階層，是后漢儒法國家立國百年培養出來的既得利益者，同時也本該是皇權和漢王朝最堅實的支持者。東漢是士大夫群體第一次在歷史登場的時間點。王莽改制失敗后，儒家與朝廷妥協不再顛覆朝廷，朝廷與儒家妥協利用儒家來改造地方豪強。只要存在中央權力無法覆蓋的角落，就必然會誕生地方豪強，在這一點上察舉制和科舉制沒有區別。朝廷的力量并不是無窮無盡的，所以需要與地方勢力合作，不管在什么時候都不例外。而利用儒學這一手段，東漢王朝可以更好地將地方豪強吸納到體制內，使其不至于成為顛覆自己的力量。

于是在東漢百余年皇后寡頭制的溫和統治下，儒家倫理落地生根，與自然生長的地方豪強相結合，形成了東漢的士大夫群體。在儒學的影響下，與西漢的豪強相比，東漢的豪強為非作惡的記錄相對更少一些，在史書中有更多的遵循忠孝仁義的形象。由于歷史記錄掌握在儒生手里，所以不能排除這是儒生的自吹自擂。但考慮到在秦制中家族要做大必須有人當官，否則會很容易被權力鏟除，豪強一旦失勢有可能被族誅。又由于當時選官的察舉制看重個人品德，所以豪族還是有所收斂的，在察舉制徹底敗壞以前尚能保持明面上的體面。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在女主當國時期，儒家化的豪強掌握了地方包括話語權在內的許多權力，被任命的流官必須與本地人積極合作才能成功施政。當流官卸任回鄉后，其家鄉的命官也需要他的合作來治理郡縣。豪族世代居住在郡縣，宗族觀念和本土意識更加強烈，習慣了過去朝廷留給地方自治的空間。

而現在，漢桓帝要打破這一慣例，強化皇權，就勢必會與之產生最激烈的沖突。引發這種對抗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利益沖突，還包括價值觀問題。像“秦制—禮教”這種混合政體，實際運作要依靠律法制度，但也必須尊崇禮教，以維系臣民的效忠和信任。后漢從漢章帝到漢順帝，都很注重彌合秦制和禮教天然的矛盾，整體上統治風格都比較溫和。劉志為鞏固皇權，利用依靠皇權包庇，為非作歹的閹宦集團打擊士大夫，會加深秦制和禮教的裂痕，加重宮廷和地方的分裂，加速清流和濁流之間的政治斗爭。

而任何一個想要革自己命的人，權術手腕就必須縝密細致，精通拉一派打一派的技巧。遺憾的是，桓帝以及他的后繼者靈帝的政治智慧比梁冀高，但并沒有高到哪里去。作為皇帝黑手套的宦官與士大夫發生了最激烈的碰撞，最后以黨錮之禍的形式造成了最大規模的株連，動搖了漢王朝的統治基礎，并使自己處于道德的下風，讓士大夫階層與皇權離心離德。

第一次黨錮之禍，是桓帝掌權以后，與士大夫群體一系列矛盾總爆發的結果。漢桓帝在位期間，借助宦官之力，繼承并加劇了梁冀的專橫暴政，以“黨人”之名殘酷迫害士大夫（終身禁止他們擔任官職），因而聲名狼藉。其死后，士大夫階層對他的統治方式產生了強烈的反感和反彈。作為黨人領袖的陳藩，與外戚竇武合謀恢復“寡頭皇后制”，要徹底誅滅所有宦官。然而因為行事不密，于是被果決的宦官領袖先發制人的政變消滅。

之后，出于報復士大夫的目的，控制了年紀尚幼小的漢靈帝的宦官發動了第二次黨錮之禍，其株連范圍更廣，打擊力度更大，屠戮人數更多，導致整個中原地區最知名的士大夫都被禁錮不得為官。由于中原地區是東漢人口最富庶，人才最多的核心地帶，這種做法顯然是在自掘墳墓。這些被禁錮的黨人郁郁不得志，與朝廷離心離德，甚至站在朝廷的對立面，日后黃巾之亂之所以聲勢遍野，很可能是有被禁錮者參與其中的緣故。

靈帝很長時間都沒有改變這一局面，直到黃巾后才解除黨錮。與桓帝相比，同樣要強化皇權的靈帝更加放縱自己，熱衷揮霍，因此對財貨索取無度，甚至賣官鬻爵，對重要官職明碼標價。靈帝時期政治最為黑暗，對人民的剝削也最為殘酷，朝廷的聲望也最低，因此激起的民變也最激烈。

雖然東漢的滅亡有一定機緣巧合的因素在，但桓靈二帝顯然是在國家走下坡路的時候，猛踩油門，導致東漢還沒有來得及走到歷史周期率的尾聲，便宣告破滅。是以，“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

靈帝死后，與宦官有生死大仇的黨人群體，在袁紹的領導下，與外戚何進再度圖謀誅滅所有宦官。由于何進的優柔寡斷，何進被反撲的宦官殺害，袁紹聽聞消息后當機立斷殺進宮中，率軍殺死了所有宦官。

支撐后漢皇權的三根支柱，外戚、宦官同日俱滅，如今只剩下士人。在引發東漢瓦解的諸侯混戰里，成員不是士人，就是士人的同情者，純粹的武夫寥寥無幾。即便是董卓，也想要討好士人，只是因為地域歧視，結果熱臉貼了冷屁股。

但士大夫顯然不是最后的勝利者。

梁冀以前，東漢政治并不黑暗，朝廷中央雖然偶有動亂，但并沒有影響到地方，因此秦制與禮教之間的妥協是可以成立的，儒家倫理作為一種信仰是可以自圓其說的，朝廷鼓勵忠臣孝子的行為，與忠臣孝子的際遇大體是合拍的。因此，在梁冀以后的恐怖統治中，過去百余年培養出來的力量，涌現出大量服膺禮教，與政治黑暗做斗爭的士大夫。雖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可歌可泣，但與掌握政權的統治者，以及依附他們的黑白手套相比，大部分人還是值得稱許的。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統治機器的鎮壓下，他們如同耀眼的流星，雖然一度發出光芒與璀璨，但等光線落寞后，剩下的死寂的黑暗。恐怖統治不僅震撼了國家的根基，同時也危及了儒學的神圣性，理想與現實不符造成的巨大沖擊，帶給時人無比震撼。

用一個慷慨就義的黨人臨終前交代兒子的話說：“我希望你以后作惡人，可是天底下卻沒有教兒子為惡的道理；我希望你以后行善，當一個道德君子，可是我如今落得如此下場，就是做道德君子的緣故，所以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教你！”（“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出自《后漢書·范滂傳》）

東漢傾覆后，隨之建立的魏晉政治黑暗依舊，與儒學破產相伴而生的，是犬儒主義和玄學在士大夫群體中的流行。雖然有人說，秦漢帝國的問題，在隋唐解決了。但儒家理想被現實黑暗壓倒的現象，從隋唐到明清都一直存在，所以問題真的解決了嗎？從這個角度講，古代中國的歷史終結在東漢滅亡這一刻，在這之后一直是既無意義又無作用的“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