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胡也頻和丁玲三位作家曾是極好的朋友。1925年，他們仨在北京結識。彼時，他們二十歲出頭，默默無聞，年紀相當，因為受到五四新文學思潮的感召，從家鄉來到北京作京漂。沈從文與胡也頻因文章而相識（胡也頻時任《京報·民眾文藝》編輯），彼此惺惺相惜。在胡也頻眼中，沈從文是一個文采斐然的青年人，且相貌清雋。在胡也頻的描述中，丁玲對沈從文生出了好奇心和好感。對胡也頻而言，一個是知己好友，一個是深愛的姑娘。胡也頻自然也希望兩人能相識。

沈從文

于是，胡也頻帶著丁玲去拜訪沈從文。初見之下，丁玲和沈從文都對對方頗有好感。丁玲覺得沈從文待人極為謙和，舉手投足之間有一種從容淡然的風度。面對這樣一個男子，丁玲覺得自己完全可以通過沈從文本人的文人氣質及恬淡的性情，想象他筆下的風物。而沈從文眼里的丁玲，性情爽朗，生著端莊的圓臉，修眉大眼，清澈的眼睛里閃著靈動的光，仿佛可以照亮和滌蕩一切現世的晦暗。三人在沈從文處相談甚歡，從文學詩歌到時事現狀，無所不談。

民國女子

這一年，沈從文二十三歲，丁玲二十一歲。丁玲和沈從文同為湖南老鄉，一見面便有親切感。初次見面，丁玲對沈從文印象很好。沈從文也由衷地為胡也頻找到丁玲這樣的紅顏知己而高興。對于胡也頻曾經千里迢迢一直追到丁玲老家的癡情之舉，沈從文也有所耳聞。內心深處，他盼著胡也頻能早日打動丁玲，二人早日修成正果。當日一別后，沈從文再見丁玲和胡也頻是在1925年的中秋節。此時，丁玲已和胡也頻成為夫妻。他們的新家室內陳設很簡單，房間雖小卻充滿了溫馨、幸福的味道。

丁玲

那時丁玲和胡也頻都很年輕，偶爾也會因為一些小事拌嘴。每到這時候，沈從文便會充當起和事佬的角色。丁玲性格強勢，有時會和胡也頻慪氣。胡也頻雖然對丁玲體貼入微，有時也難免犯倔。對此，沈從文都能一一化解。沈從文性情溫和，待人謙和，又比丁玲和胡也頻年長，像兄長一般維護、關心著二人。丁玲與沈從文同為湖南人，兩人常常用家鄉話交流，尤其是丁玲與胡也頻鬧矛盾的時候。胡也頻聽不懂湖南話，在丁玲和沈從文相談甚歡時，一臉著急的模樣，常惹得丁玲大笑，之前的小矛盾也就一掃而光了。

民國青年

“長安米貴，白居不易”，因為窮困潦倒，三個人合住在沙灘附近的漢園公寓。這是一間破爛的小公寓，冬日嚴寒，指頭凍到提不起筆來，他們沒有錢買煤，就只好燒一些舊書來取暖。每到月底，房租和伙食費總是讓沈從文的生活頗為窘迫。這時，胡也頻通過熟人，把沈從文的文章轉給了周作人，發表在《語絲》上。不久，沈從文的最初的兩本書分別由上海的北新書局和新月書店出版。

當1931年，胡也頻因為加入左聯，而被國民黨槍斃之后，沈從文和丁玲便漸行漸遠，甚至交惡，再也不相往來。他們之間的恩怨糾纏了一輩子，直到他們死的那一刻。丁玲死于1985年，沈從文死于1988年。丁玲逝世之前，還曾經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痛斥沈從文，甚至勸自己應該試著去原諒他。兩個歷經了政治磨難、斗爭，以及社會巨變摧折而多苦多病的老人，卻在死前一刻都還不能放下的，持續了五十年之久的恩怨，究竟會是什么呢？

丁玲和胡也頻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除了早逝的胡也頻之外，沈從文和丁玲對于那一段懷抱夢想的年輕歲月，皆是相當地懷念。他們不約而同地寫道，三個年輕的好友是如何在公寓中認識，各自拿出僅有的一點錢來辦刊物，挨家挨戶去免費贈送，結果沒有錢繳房租，就只好整天在北京街上瞎逛胡走，直到夜深了，房東睡著了，他們才敢偷偷地溜回家。而在他們的回憶里，年輕時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走，不停地走，從北京東城走到西城，從市中心走到郊外。有一陣子，他們厭倦北京的喧囂和高房租，干脆搬到西山，步行到城里，一趟就要好幾個小時。

北京記憶

在“五四”時代一直到“左聯”成立，胡也頻、丁玲、沈從文三人關系很密切。從北京到上海，他們三個人都住在一起，百無避忌，大被同眠。甚至被小報諷刺，也毫不理會。沈從文在《記丁玲》中寫道，他一見到丁玲就覺得很可愛，二人都是湘西人，有共同語言。那個時候，胡也頻在追丁玲，沈從文、丁玲二人一講話就忘了胡也頻，胡也頻頗為不平。

胡也頻被捕之后，為了讓丁玲母親不擔憂，沈從文以胡也頻的名義給丁玲母親寫信。沈從文多次求助過胡適、徐志摩，給南京的蔡元培、楊杏佛等文化名人寫信，希望通過他們保釋。為了友誼，沈從文特地趕到南京，找了一些國民黨要員，都被害怕惹上共產嫌疑的他們拒絕。

蔡元培

胡也頻遇難后，沈從文對丁玲母子愈發關照。兩人雖性格迴異，卻彼此信任。眼看丁玲租住的房子要到期了，丁玲無力交房租。沈從文得知后，便在淮海路萬宜坊附近的一家雜貨鋪樓上租了一個住處，自己住一間，讓丁玲帶著孩子和自己的妹妹住一間。雖簡陋了些，但設施一應俱全。于丁玲而言，能有個棲身之處，她已經十分滿意。那時，沈從文沒了工作，賦閑在家，對丁玲母子格外照顧。

自相識以來，沈從文一路見證了丁玲的情感歷程，從為人妻到為人母，也見證了丁玲從一個筆耕不輟的創作者，蛻變為才華橫溢的女作家。沈從文幾乎看過丁玲寫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部小說。在丁玲眼里，沈從文始終是一個斯文、儒雅的文人，身上有卷氣，有一種柔和的力量。正是這股力量，在胡也頻去世后，撐起了自己的生活，為自己和兒子撐起了一片天。丁玲與沈從文及其妹同住，感到踏實而穩妥，整日為孩子操勞著，只在夜深人靜之際，偶爾想到自己的前途，內心便格外復雜、糾結。

沈從文之《邊城》印象

丁玲承襲了母親的心性、氣度，也是心懷奇志的。奈何時局動蕩不安，丁玲又為兒子牽絆，縱有再多抱負，也無處施展。自兒子出生以來，丁玲連文章都很少寫了，并非心思疏懶，實在是分身乏術。沈從文和妹妹勸丁玲將孩子送回老家撫養。丁玲尚且年輕，還有前途，不應為孩子所牽絆。再則，有孫兒承歡膝下，丁玲的母親也不至于寂寞。丁玲思慮再三，雖然不舍兒子，也只能如此。后來，沈從文以“夫妻”名義陪伴丁玲回湖南，把胡也頻與丁玲的孩子交給丁玲的母親帶養。1933年，丁玲失蹤，沈從文八方打聽，還多次寫文提醒各方對此事件的關注，不久誤傳丁玲被害，悲憤之余，沈從文繼胡也頻遇害后作了四萬字的《記胡也頻》，又創作了十一萬字的《記丁玲》。

丁玲像

后來才得知丁玲是被國民黨軟禁在南京，沈從文聞信，攜著新婚妻子張兆和，帶著丁玲兒子的相片，探望丁玲。這樣深厚的友情最終反目。反目的原因，從丁玲的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我被捕后，有一年沈從文又到了常德。有兩個文學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訴他我母親在常德，問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說沒時間了，不去了。這兩個青年很氣憤，將情況如實告訴了我母親，認為他太不夠朋友了。等到后來我母親將這一情況告訴我之后，我也很生氣，這叫什么朋友？建國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馮雪峰同志告訴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從文，懇求他出面保我出獄，一切費用由黨負擔，但卻遭到了沈斷然拒絕，這說明沈怕得要命。寫什么《記丁玲》，好像友誼多么深厚，純粹是偽君子。通過這兩件事，我實在不愿再理他了。

馮雪峰

這兩件事都是丁玲聽人說的，但丁玲完全相信了。丁玲憑啥相信馮雪峰呢？因為兩人曾經相愛過，不過發乎情止乎禮罷了。因此，對于胡也頻的犧牲以及沈從文營救胡也頻不得力，丁玲是頗有怨言的。事實并非如丁玲所說。丁玲被捕后，沈從文寫下第一篇關于丁玲被捕一事的文章，6月4日，又寫出《丁玲女士失蹤》，文章先后發表在《獨立評論》與《大公報》上。同時，他與蔡元培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聯名致電，要求釋放丁玲與潘漢年。從胡適的日記中，也可以看到沈從文多次求助胡適，請胡適營救丁玲。胡適日記1931年1月20日記有“沈從文來談甚久。星期六與星期兩日，上海公安局會同公共租界捕房破獲共黨住所幾處，拿了廿七人，昨日開訊，只有兩女子保釋了，余25人引渡，其中有人為文學家胡也頻。從文很著急，為他奔走設法營救，但我無法援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0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胡適

1949年，沈從文去看望丁玲。此時，二人已有天壤之別，一個是新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女作家，一個是被左翼作家批駁的文人。事實上，建國以后，沈從文基本上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他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歷史與文物的研究，著有《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而丁玲也在運動中遭到迫害，下放到黑龍江墾區勞動。“文革”中，更是被關進監獄，直到粉碎“四人幫”后的1984年，才徹底恢復名譽。

丁玲

1980年，丁玲發表了《也頻與革命》一文，文中聲稱自己四、五個月前終于看沈從文寫的《記胡也頻》《記丁玲》兩文到這本書，她對沈從文在五十年前創作的《記胡也頻》，作出了嚴厲的批評：“作者在書中提到胡也頻和我與革命的關系時，信筆亂編……類似的胡言亂語，連篇累牘，不僅暴露了作者對革命的無知，無情……”甚至不惜漫罵：“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施蜇存肯定丁玲在南京時就見過此書，并知道早有人傳言，丁玲對此書不滿。然而，直至辭世，沈從文都沒有寫出文章為自己辯護。（彭忠富/整理；參考文獻《丁玲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