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過去到現在，有不少外國專家來華以后，在某些領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他們應該得到我們的接納，完全有資格成為一個中國人。譬如美籍教師溫德先生，原名羅伯特?溫德，現在誰還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溫德先生是相當了不起的，他就是清華北大的一個傳奇。

溫德教授

1923年，溫德先生經聞一多介紹來到中國后就再也沒有離開過，1987年在北大承澤園走完了漫長的一生。他是中國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文革”激蕩六十年的親歷者，是東南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最傳奇的洋教授；與吳宓、聞一多、李約瑟、費正清引為摯友，下一代學人季羨林、李賦寧、楊絳、何兆武皆曾親炙其學。上世紀40年代的莎士比亞課堂，不少溫德的學生回憶說：溫德上課語音、語調、表情非常考究、非常豐富，聽他一堂課就像看一場演出。他講莎士比亞是經過自己深入體驗以后傳達他自己的理解，并不單單講解理論。

聞一多

1887年溫德生于美國印地安納州克羅弗城一個農場小鎮，在沃巴什學院獲學士學位，曾留學法國、意大利，后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溫德之所以來到中國，得源于在芝加哥期間與正在留學的青年詩人聞一多的相識。彼時，聞一多24歲，溫德比他大11歲，他們通過兩人都認識的幾個畫家邂逅，一見如故。聞一多和溫德發現，盡管他們很不相同，卻擁有一個共同的世界——繪畫、詩歌和民主理想的世界。聞一多對于這段短暫而強烈的友誼的印象，呈現于1922年11月末給梁實秋的一封信中。聞一多寫道，他發現溫德“真的是一個有趣的人……是一個有‘中國熱’的美國人”。

美國芝加哥

在聞一多看來，溫德的性格，可以“只講一個故事就足以看出”——“溫德有一個非常大的中國鐵磬（磬本意是一種打擊樂器，用石或玉制成，形狀像曲尺。后來又指寺院中和尚念經時所敲打的銅鑄的法器）。他講常常睡不著覺，便抱它到床邊，打著它聽它的音樂。他是獨身者，他見了女人要鐘情于他的，他便從此不理伊了。我想他定是少年時失戀以至如此……”聞一多說，不論何時拜訪溫德，他們都會“談到夜里一兩點，直到我對他說再見，去另一個房間拿外套。在那兒，我們又開始另一場談話。當我們一起往門邊走，我們繼續談。我們開門，我們接著談。我走到臺階，我們還在談。最后，我不得不說，‘我要上床睡覺。’我們終于找到時機互道‘晚安’然后分手”。聞一多和溫德先生可謂知己，這也正是他愿意接受聞一多邀請到中國來的原因之一。

聞一多

溫德晚年時曾和斯特恩講，當年在芝加哥，有一天他曾對聞一多描述自己夢想中的世界，后者則答：“如果這就是你想要的，你應該去中國。”其實，在這段友誼開始的時候，溫德就已經是一個親華者。聞一多第一次去他家時，溫德提著燈，照著墻上一幅畫，讓他猜上面的人是誰。聞一多正確地答出了“老子”，并且驚異于這幅作品的品質，因為它的創作者竟從未學過繪畫。溫德還臨摹過幾個很大的印度佛教人物像，聞一多注意到，溫德的東西來自中國、印度和日本。聞一多拜訪的時候，溫德還焚過東方的香。看來，溫德先生就是一個癡迷于東方文化的美國人。

老子騎青牛

除此以外，溫德先生來華當然還有其他的原因。溫德原來在一所美國大學當教授，學校里有明顯的種族歧視現象，校長要求教師給白人學生一律打高分，可能有些白人學生是低能兒。校長還要求教師給黑人學生或亞裔學生打低分，盡管他們不少人十分用功，具有很高的智商。溫德先生對此看不慣，一氣之下，辭去美國教授的頭銜來中國教書，一待就是一輩子。有些人總以為美國是個民主社會，似乎什么都是公平公正的。可是我們不要忘了，馬丁·路德·金于1963年8月28日，曾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發表過一篇《我有一個夢想》的著名演講，文中提到：

馬丁·路德·金

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會站立起來，真正實現其信條的真諦：“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我夢想有一天，在佐治亞的紅山上，昔日奴隸的兒子將能夠和昔日奴隸主的兒子坐在一起，共敘兄弟情誼。我夢想有一天，甚至連密西西比州這個正義匿跡，壓迫成風的地方，也將變成自由和正義的綠洲。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在一個不是以他們的膚色，而是以他們的品格優劣來評價他們的國度里生活。我今天有一個夢想。我夢想有一天，亞拉巴馬州能夠有所轉變，盡管該州州長現在仍然滿口異議，反對聯邦法令，但有朝一日，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將能與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攜手并進。

電影《被解救的姜戈》劇照

通過馬丁的演講，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直到1963年8月28日，美國黑人仍然在遭受種族歧視，仍然無法享受到和白人一樣的國民待遇。那么時間上溯到1923年前，美國黑人以及亞裔人士遭受到的歧視當然就更厲害了。作為一個普通的美國教授，他無法改變這個現狀，唯有選擇逃避，到中國去，至少那里還有好朋友聞一多。“溫德”這一中文名，擬音自“Winter”，取有溫良恭儉讓之德之意。溫德夢想在中華沃土實現“天人合一，琴瑟和鳴”之烏托邦。戰爭的硝煙戰火從未曾讓這位理想主義冒險家泄氣過，終其一生，他都忠于融合東西方文化的理想，也這樣教導自己的學生。

北京大學

楊絳和錢鐘書的外語為什么這么好？因為溫德先生正是他們的老師。2007年，96歲的楊絳在《走到人生邊上》一書中寫了一篇名為《溫德先生爬樹》的文章，講的是一次溫德養的貓躥到了園中的樹上不肯下來，找楊絳借來的梯子又難架起。楊絳口快，說了句“要是我小時候，我就爬樹”，未曾想老溫德竟然真挽起袖子上了樹。溫德在枝杈間穿行得信心滿滿，楊絳在樹下卻是看得提心吊膽。直到他下了樹回屋泡茶時，楊絳的手還在止不住地抖。之所以會如此恐懼，一方面是因為在那時，楊絳對被打成“右派”有著強烈的“壓抑未泄的怕”；另一方面，也因為這個躥上躥下的溫德先生，當時已經是年過花甲的老人了。

楊絳先生

溫德對楊絳有著非凡的意義和重量。溫德先生為人的真誠、對自由平等民主的執念，也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理想的縮影。楊絳借讀清華之時初識錢鐘書，和他一樣成為溫德的學生。溫德博聞強識，課講得生動有趣，西方古典詩句、種種典故信手拈來，課堂節節爆滿。課下的溫德絲毫沒有洋教授的架子，還在家里辦起了唱片音樂會。楊絳和錢鐘書都是音樂會的常客，溫德也很喜歡這兩位得意門生，總為楊“留著最好的座位，挑選她喜愛的唱片”。新中國成立之后，溫德作為屈指可數的選擇留在中國的西方人，頗有些寂寥。楊絳和錢鐘書就常常去探望，為他解勸心煩。

錢鐘書先生

即使在溫德被隔離審查的日子里，楊絳也和他一如往常地交談，等下了車回過神，才覺得后怕。1987年，溫德在他滿百歲那年于北大溘然長逝。那年，伴著《人民日報》上那一小片訃告的，是楊絳寫的《紀念溫德先生》。楊絳在文中談到，五十多年前，她肄業清華研究院外文系，曾選修溫德先生的法國文學課（他的專業是羅曼語系文學）。錢鐘書在清華本科也上過他兩年課。楊絳聽說溫德先生在昆明西南聯大的時候，跟著進步師生游行反美。抗美援朝期間，溫德也曾公開控訴美國。他和燕京大學的美籍教師都合不來。他和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都絕無來往。換句話說，他是一個喪失了美國國籍的人，而他又不是一個中國人。

西南聯大學生在游行

據溫德先生自己說：他是吳宓先生招請到東南大學去的；后來他和吳宓先生一同到了清華，他們倆交情最老。鑒于上世紀30年代的時局，清華決定南遷，大多數清華教員退居昆明，在大后方辦起西南聯大，但大樓、設備和圖書等校產無法靠人力帶走。1937年10月，作為中立國家公民的溫德應學校當局請求留在清華，而溫德也極嚴肅地履行了他的職責，他一次次與日軍正面交鋒，以強大的自我以及運用嫻熟的治外法權保護清華校產，使清華的學術血脈能夠薪火相傳。

清華大學

在那段時日，溫德敢為同事與好友挺身而出，幫他們在日本軍官眼皮底下偷運鈔票，幫他們離開這座淪陷之城。還有傳聞，他曾冒死給城外的共產黨隊伍偷帶槍支，有一次，軍警在火車車廂里挨個檢查行李，溫德用腳將一盒槍踢到正在睡覺的一名日本軍官乘客座位下，逃過一劫。溫德先生和張奚若先生交情也很深。在聞一多先生殉難后，溫德為張奚若先生的安全擔憂，每天坐在離張家不遠的短墻上遙遙守望。溫德先生自嘲說：“好像我能保護他！”國民黨在北京搜捕進步學生時，他倒真的保護過個別學生。北京解放前，吳晗、袁震夫婦是他用小汽車護送出北京的。

溫德先生

在我看來，溫德的任務如同他及他的東西方雇主們所了解的，是在兩種文化間開展雙向闡釋——一種是他生于斯又半斷絕來往的，一種是他試圖在其中塑造自我、獲得包容的。他“在中國生活的時間比任何人都久，最理解中國”。（彭忠富/整理；參考文獻《溫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