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寬泛的尺度評判，權力分散和制衡理論，并不是西方首創或獨有。在古代東方的專制體制下，君主們非常熟悉如何運用各種手段來控制下屬。

最好情況莫過于讓屬下們彼此爭斗、競爭、猜疑和妒忌。為了能在競爭中勝出，他們必然會向高踞寶座的統治者逢迎諂媚，搖尾乞憐。如此一來，君主們的皇位就更加穩固。

軍事權制衡

對叢林法則的古代帝國而言，最重要的權力始終是兵權。在古代中央王朝，對兵權的制衡，也始終是皇帝們最優先的考慮事項，有兵權就可為所欲為，兵權旁落則意味著大勢已去。

歷代帝王都非常重視對兵權的掌控。特別是繼唐和五代十國亂世之后的宋朝，由于其開國君主趙匡胤本就是靠奪取兵權上位的，宋朝統治者們深知軍隊的重要性。正因如此，篡位沒幾年，趙匡胤就上演了一出杯酒釋兵權的好戲。

從此，宋朝奉行極力打壓軍事將領的立國原則，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全面碾壓軍隊的高官。這也體現在宋朝的軍事制度上：三軍統帥自然是皇帝本人。在平日，樞密院在名義上是軍隊最高指揮機關，分別統領禁軍和廂軍；率臣，為禁軍出征或鎮戍時臨時委任的將帥，統領地分屬三衙的禁軍。

可以看到，宋朝時，研究軍事決策、平時指揮軍隊，以及戰時將領的權限都被限制的很清楚，以免出現一個部門或一個強人就能調動并指揮軍隊的情況出現。如此還不足以令宋朝皇帝們心安，北宋的更戍法更是規定軍隊定期更換駐地，而將帥不隨軍轉移。因此出現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現象，也導致宋朝軍隊的戰斗力每況愈下。

此后，一脈相承的大明則有將不專軍、軍不私將的“優良”傳統。也就是說，一個將領不能長期帶領一支軍隊，以免這支軍隊成了該將領的私人部曲，不服從朝廷的權威。具體操作上，兵部在戰時奉皇帝旨意調軍任命領兵官，發給印信，率領從衛所調發的軍隊出征。戰爭結束領兵官繳印于朝，官軍各回衛所。完全做到了“戰管分離”。

而且和宋朝的將不識兵兵不識將一樣，盡管這樣的軍隊戰斗力越來越差，但也保證了軍權無法威脅到皇權。皇帝的高枕無憂才是最要緊的第一要務，多打幾次敗仗也無傷大雅。

對地方上，明朝各地要員明確區分軍事和行政職能。由總督負責軍務，巡撫掌管民事，兩者互相監督、互相制衡、互為掣肘。才不至于像唐朝的節度使制度那樣，讓地方勢力坐大。

可見，由唐及宋再到明朝，皇帝們對軍權的掌控越來越牢固。類似南北朝和隋唐之際屢屢上演的權臣干政，武裝造反等情況也少了很多。這也是皇權進一步牢固的第一步。

科舉制和皇權集中

科舉也是加強皇權的重要手段

除軍事方面，皇權尋求對國家各個層面的絕對掌控。隋唐以前，世族大家一直是皇權的有力競爭者。盡管他們表面上臣服于皇帝，但私下里擁有極大勢力，對皇權的長治久安形成了極大的威脅。

正因如此，科舉制應運而生。按朱元璋的話說，是讓“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

除僵化天下頭腦，收攬天下人才，科舉的另一大作用就是架空世家大族。

漢魏以來，中央帝國選拔官吏往往使用舉薦制，也就是所謂的“舉孝廉”。現實情況中，“舉”出來的孝廉往往是世家子弟，魏文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更是強化了世家在帝國人事上的天然優越性和壟斷性。到了南北朝，隨著皇權的衰落，這樣的情況愈演愈烈。當時的文豪左思就留下了這樣的詩句：

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這是對當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社會景象的辛辣白描。不僅對窮苦看不到希望的底層人不利，對皇權同樣不是好事。正如孟德斯鳩所說，君主制和專制制度的重大區別之一就是“去中間化”，也就是去除穩固的中間階級。一旦去掉了中間的釘子，那么就再也沒有什么能限制皇權的專制。

皇權利用科舉制充裕人才來源，也掐斷了豪族對帝國官職的壟斷。事實上，皇權和底層聯手對付貴族的例子，在人類文明史中屢見不鮮，比如薩珊皇帝就曾利用民間的馬自達派來反對宗教貴族。但當霍爾木茲達成了自己的目的之后，代表底層的馬自達派也就像夜壺一樣被塞進了床底。對底層來說，科舉盡管比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或中彩票還要難，但畢竟有了翻身的一丁點指望。這點指望，正來自于天子的垂恩，這也就使他們更加感恩戴德、體沐皇恩！

他制衡手段

除科舉制，魏晉以降，帝王們用了很多手段以圖達成削弱世家的目的。

比如，讓比較小的官身居要職。在曹魏明帝時，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

少府楊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后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帝愈嚴憚之。中書舍人即其中的代表。

顯然，在漢魏之際的九卿權限還較大，并不太忌諱那些在皇帝身邊如后宮主管、黃門侍郎之類的小官。這也令皇帝們“嚴憚之”。為解除皇權這方面的限制，最好的辦法自然是加強那些

漢魏時，中書舍人只是一個小官職，但因位近至尊，掌傳宣詔命，所以地位日趨重要，到了南朝劉宋時期，中書舍人可“入直閣內，出宣詔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決于中，實權日重，中書侍郎之任遂輕。”

中書舍人慢慢架空原本位高權重，對皇權形成一定制約的中書監。與此過程對應的，則是原本的三公九卿職位逐漸職能化，原本是決策層，如今決策是在皇帝的宮闈之中和幾個密友商定，九卿六部慢慢淪為了橡皮圖章和執行機構。

到明清兩朝，這樣的結構則充分定型，并于清朝的軍機處達到頂峰。軍機處盡管凌駕于所有正規部門之上，但仍只是皇帝決策的執行和咨詢機構。通過這樣的制度設計，清朝的皇權集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頂峰。

除這些機構外，皇權還很擅長利用宦官和外戚進行權力制衡。整個東漢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外戚和太監的奪權史，并最終以地方豪族的崛起而告終。對于生養在深宮的皇帝來說，他們最信賴的，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太監，而不是外面滿口“之乎者也”的士大夫們。太監無法生育，也就意味著他們無法將權力傳給下一代，也就永遠不會有“改朝異姓”的危機。

此外，相比于朝臣，宦官對皇權的依附性更高，往往換個皇帝，某個太監的地位就會受到極大的變動，因此他們也絕對會為對自己有利的皇帝出死力。

明朝是利用宦官制衡外臣最“成功”的朝代。盡管明太祖朱元璋有明確的祖訓：后宮不得與政。但后世明朝皇帝卻天才的設計出了一套讓宦官也能“依法”參政的制度流程。

掌握朱批大權的司禮監，不僅能和內閣分庭抗禮，甚至還隱隱凌駕于內閣之上。但在皇權日熾的明朝，宦官再怎么坐大，也始終只是皇權的一條狗，崇禎上位之初，就能隨意處置大權在握的魏忠賢即是明證。

小結

作為古代全世界最為成功的專制皇權帝國，龐大的中央帝國的歷史，就是一部“精彩絕倫”的權術史和厚黑史。通過不斷的“分權制衡”，皇帝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大，皇權也最終獲取了至高無上的超然地位。

諷刺的是，當人類社會出現君主或相應政權時，或許類似的權力制衡原則就已經產生。這是在權力斗爭中如影隨附的寄生物，也是權術手段的必然結果。慢慢的，這樣的帝王權術被逐漸固定了下來，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慣例或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