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為法西斯軸心國之一，在二戰中扮演了極為惡劣的角色，是這場全球性浩劫的主要發起者。日軍在二戰期間的暴行可謂罄竹難書，無論是慘無人道的細菌戰，還是令人發指的各類大屠殺，皆充分彰顯出日本士兵全然缺失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他們仿若冷酷無情的戰爭機器，為達勝利目的，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然而，令人驚愕的是，在二戰期間，最為 “殘忍” 的群體并非僅僅是那些在戰場上肆意殺戮的日軍士兵，竟然還有日本女人。

在二戰時期，日本的軍國主義教育登峰造極，近乎全體日本人都被極端的思想所蠱惑，成為天皇的狂熱信徒，甚至達到了不惜以生命來報效天皇的瘋狂境地。在日本女性的內心深處，天皇更是被神化到了極致，天皇的諭旨如同神圣不可違抗的命令。為了助力日本天皇妄圖通過戰爭稱霸世界的狂妄計劃，日本女人可謂傾盡全力，施展了一系列所謂 “力所能及” 的行徑。其一，她們大規模地轉戰至各類生產線，自發地組織起來投身于兵工廠之中，全力以赴地為前線士兵生產彈藥、槍支等至關重要的戰場必需品。由于日本本身是一個資源極度匱乏的島國，眾多戰爭所需的原材料依賴進口，日本女人此舉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緩解了日本國內資源緊張的嚴峻狀況，為日軍發動持久作戰創造了有利條件。

其二，她們極力鼓勵自己的丈夫奔赴戰場。倘若新婚夫婦中丈夫因眷戀新婚妻子而有所猶豫，一些極端的妻子甚至會選擇以自殺的方式來激勵丈夫投身戰場奮勇作戰。更為令人咋舌的是，她們竟主動要求隨軍，甘愿淪為慰安婦，企圖以自己的身體去激勵士兵，這種喪心病狂、違背人倫道德的手段，在世界歷史的長河中，唯有日本能夠做出如此丑惡之事。至二戰末期，眾多日軍已然滋生出厭戰情緒，內心渴望回歸祖國與家人團聚。然而，一想到回到家中即將面臨家人的冷嘲熱諷與鄙夷不屑，他們便只能強打精神，硬著頭皮繼續作戰。故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日本本土爆炸的兩顆原子彈下，并無所謂的無辜冤魂。

部分士兵因投降或負傷而返回國內，迎接他們的并非家人的關懷與心疼，而是母親和妻子的嚴厲責罵，指責他們為何不在戰場上切腹自盡，將這些士兵視為家族的恥辱。正因有此類日本女人的存在，使得日軍士兵幾乎找不到任何退縮的借口與理由。由此可見，二戰中日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與這些日本女人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系。當然，追根溯源，這一切的根源在于當時的日本國民被極端的軍國主義思想深度洗腦，才導致全體日本人陷入對戰爭的狂熱癡迷之中，從而引發了這場給世界帶來巨大災難的戰爭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