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年（1755），袁枚終于鐵了心要辭官。

這一年，追查時間長達三年多的“偽孫嘉淦奏稿案”趨于白熱化，大批的官員因為文字獄掉了腦袋。

乾隆十六年（1751），一份署名孫嘉淦的奏稿在全國廣為流傳，里面羅列了“五不解，十大過”，對乾隆皇帝和幾乎所有朝中權貴進行抨擊。這份奏稿在朝廷上下掀起了驚濤駭浪。

孫嘉淦，康熙朝進士，歷任侍郎、尚書、督撫，至協辦大學士，絕對是大佬級人物，還以敢冒死進諫聞名。但是再“冒死”，孫嘉淦也不敢直接觸乾隆的逆鱗啊。奏稿中的內容，他絕對是敢想不敢寫的。

案件一出，雖然皇帝也未怪罪他，但是孫嘉淦自覺地在家“反省”，并在奏稿案結后幾個月郁郁而終。孫嘉淦以外的牽連人員就沒那么好彩了，因為查辦不力而丟掉官帽的督撫多達十幾個，緝拿的涉案人員則多于一千人。

朝中大佬們的風波，關袁枚什么事？

清代的文字獄之盛，作文風氣之緊，幾乎是歷代之最。在袁枚的早年，對官場還是抱有一絲少年的熱血，希望當個為民請命的好官。隨著年齡的增長，為官的壓抑讓慣于隨心所欲的袁枚非常難受，在文字獄的陰影下也不易明哲保身。所以當了七年的知縣以后，袁枚在老熟人尹繼善的幫助下，請了長假回家。剛剛迫于經濟壓力復起的袁枚，又碰上了喪父。

期間發生的孫嘉淦奏稿一事，讓袁枚心有余悸。本來對官場寒了心的袁枚，在丁憂三年后，正式脫離了官場。

康熙五十五年（1716），一部影響深遠的辭書——《康熙字典》編成了。同一年，杭州府和仁縣袁家誕生了這一代頭一個男孩，只是此時男孩的父親袁濱，尚在湖南衡陽縣令高清府中做幕賓。袁家上下因為有后而狂喜，給這個男嬰取了“瑞官”做小名。

“瑞官”，便是日后著名的古怪才子袁枚。

袁家即使祖輩顯赫，但到了康熙年間已經沒落，袁濱不過是一個無名師爺，算不上什么詩書名門。這樣的家庭背景，注定了袁枚的童年不會過得太過優渥。

袁枚的母親章太夫人，是杭州章師祿的次女，19歲嫁入袁家，先生長女和次女，直到31歲才生下袁枚一個兒子。袁家的經濟狀況，讓章太夫人頗為操勞，丈夫作為幕客與館師的收入不穩定，家里為了開飯把能借的地方都借過了。直到袁枚晚年，在為母親撰寫《先妣章太孺人行狀》時，對小時候和妹妹袁機圍著章太夫人討要飯吃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即使后來生活優越了，袁枚在《秋夜雜詩并序》的第九首里，還是寫出了“阿母鬻釵裾，市之得半飽”這樣的辛酸之句，可見貧窮的記憶有多么沉重。

幸而家里男女都算識文斷字，給小袁枚童年留下深刻印象的啟蒙老師，就是他嫁入沈家、“年三十而寡，守志母家”的姑母。

因為家里多是姊妹，難得的男丁“袁寶玉”也很受老少長輩們溺愛。他晚年在《隨園老人遺囑》中回憶，“我年八歲祖母猶抱臥懷中，沈姑母教之讀書識字”。小袁枚初讀佶屈聱牙的《盤庚》、《大誥》，都是由沈姑母帶讀。

雍正二年（1724）正月初二，恰好是杭州城隍山最熱鬧的時候。袁濱帶著9歲的小袁枚走到伍公廟，小袁看到路旁的香燭攤、術士攤人山人海，詩興大發造出了“眼前三兩級，足下萬千家”的句子。

袁父聽到兒子吟出的句子有模有樣，便來了興致，找了個看相佬給兒子相面。看相佬端詳了小袁的臉幾下，告訴袁父，你兒子是福大于貴啊。袁父不禁露出迷惑的表情，看相佬又解釋道，袁枚官不過七品，但40歲后福氣高于一品。這是記錄在《隨園詩話補遺》里的軼事，只是形容得過于奇特，不排除是袁枚編出來往自己臉上貼金的。

教育得講究個張弛有道，如果說女性長輩扮演“慈母”的角色，那么袁濱就不得不履行“嚴父”的職責了。經過袁濱和袁枚舅父的一番篩選，聘請了有才而無考運的史玉瓚（此君后來與袁枚同場考中秀才）做袁枚的塾師。

袁枚讀書的錢，很大程度是靠他在廣西當幕客的叔父袁鴻提供的。他在詩里對這個叔父有“五歲早教前古事，十年屢寄課書資”的感激。但是給7歲的小孩灌輸四書五經也并非易事，袁枚入學的第一年，袁父急切地從史玉瓚嘴里了解兒子的學習狀況。無奈之下，史玉瓚將袁枚做過的撕書、逃學等頑皮舉動如實告知，袁父聽后暴跳如雷，給了小袁一頓打，這才讓他適應了家塾里的學習。

袁家雖家風和睦，但家中女性的婚姻多不幸。嫁入沈氏的姑母守寡多年，二姐嫁陸仲康，丈夫早亡，帶著兩個兒子回娘家，一生撫孤守節。與袁枚最親密的三妹袁機，惹人落淚的《祭妹文》的主角，更是因為兩人的父親袁濱要報答原東家高清的恩情而嫁入高氏家族，后差點被丈夫變賣。

可能正是對家中女性遭遇的同情，袁枚一生納妾數人，但對嫡妻王氏一直頗為尊重。65歲那年的元宵，他還興致勃勃地拉著王氏一起鏟雪做茶水之用。

雍正五年（1727），袁枚不負袁家眾人的厚望，才12歲就以童生的身份考中了秀才，親朋好友紛紛祝賀袁家出了個少年天才。考中秀才后，除了參加入泮禮，新秀才還有坐著轎子巡街的殊榮，只是12歲的袁枚并沒感受到有多么光榮，留下詩句“記得垂髫泮水游，一時佳話遍杭州，青衿乍著心雖喜，紅粉爭看尚蒙羞”。

三年后，15歲的袁枚在歲考以第二名的資格考上了廩生，享受每個月朝廷派的30斤廩米津貼。

帥念祖擔任浙江學政時，某次歲考時很欣賞袁枚所作的《秋水》賦，將他喊到跟前當面表揚，順帶抽查其他生員。

帥學政問：“國馬、公馬何解，汝等知否？”只有袁枚答上來：“知道，出自《國語》，注自韋昭，至作何解，枚實不知。”帥學政又再發問：“國馬、公馬之外，尚有父馬，汝知之否？”袁枚答：“出自《史記·平準書》。”帥學政又問：“你能對嗎？”袁枚對曰：“可對‘母牛’，出《易經·說卦傳》。”帥學政連連夸贊袁枚年紀輕輕，便通曉這么多典故，非常不錯，給他評了個高等的成績。

光明的未來似乎在向他招手，但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

乾隆元年（1736）正月，21歲的青年袁枚奉父親之命到廣西桂林投奔叔父袁鴻，冀望叔父能為他謀一個好職位。怎料叔父見到他，不是關心侄子路途艱辛與否，而是說“汝不該來”。可見叔父在廣西的處境窘迫到何等地步，才會對侄子說出這番話。

巡撫金鉷見到袁枚相貌堂堂，而又學養深厚，對他頗為欣賞。經過一番觀察過后，命他作《銅鼓賦》一篇，袁枚提筆立就，寫出瑰麗的文字。金鉷決定推薦他參加朝廷博學鴻詞科的考試。袁枚對此十分感激，晚年稱金老爺子為“六十年來生平第一知己”。袁鴻得知侄子要上京赴考的好消息，立刻修書往杭州老家告知家人。

袁枚作為博學鴻詞科里最年少的“考生”被刷下來了。因為年紀的關系，大家也不太意外，反而是同場的山陰才子胡天游莫名流鼻血污了考卷被“報罷”（黜落），讓眾人頗為惋惜。

落選的袁枚陷入了經濟困難，經好友推薦，到嵇相國家當7歲小孩的家庭教師才解決了溫飽。在工作時間以外，袁枚專攻科舉“四書文”，23歲的時候終于得進舉人，次年又考上了中國古代讀書人最夢寐以求的進士。在刑部尚書尹繼善的力保下，袁枚以二甲第五名的好成績入選翰林院庶吉士，可謂春風得意。

庶吉士是個什么東東呢？簡單來說，是挑選文采好的書生進入皇家編制當“練習生”。培訓期過后，成績好的能留下來當編修、試講等對文化程度要求高的文書類工作。即使培訓后的考試成績不理想，也能優先外放當地方官。

可是才氣絕高如袁枚，庶吉士卻當得并不如意。為什么呢？好像今天我們的基礎學科，除了語文、數學、物理、化學，還有外語。清朝的庶吉士則有一部分“主修”滿文，袁枚就是其中一個入選學習“國書”的。將滿文視為蝌蚪文的袁枚將之視為畏途，怎么都學不好滿文。三年后的乾隆七年（1742），因為在翰林院考試滿文科中得了最下等，又拒絕了座師留保和史貽直讓他當言官的推薦，他被外派到江南當知縣去了。

接下來的七年知縣生涯，對袁枚的人生影響至深。

江寧府城郊，正在為上任趕路的袁枚一行人，到了埠頭附近的天印庵留宿。經過一路奔波，他提筆寫下《天印庵小住》二首，其二：

古寺殘燈惱客腸，玉堂回首夢猶長。

潺潺不盡秋來雨，伴我黃昏是海棠。

從京城一路南下到江南的袁枚，路途所見所聞，才算讓他真正了解到什么叫民間疾苦。相比之下，自己在富庶的家鄉熬過的“窮”，都算不上是真正的“窮”了。沿途得知的“豆稅”之類苛捐雜稅的征收之難，讓他對接下來的縣官生涯憂心不已。加上趕路的窘困，讓袁枚在詩中，透露出憂傷之情。

袁枚這個人文化素養雖高，但因為幼時家庭經歷的原因，很是吃了一些苦頭，也算是嘗過炎涼百態的社會人了，對待老百姓沒有一般官老爺的傲氣。從他吐槽《長恨歌》的詩“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就能看出，袁枚對平頭百姓的處境是有憐憫和同情的。

父親袁濱雖未當過官，但多年刑名師爺的經驗，或多或少都傳授給了兒子。幼承庭訓，讓袁枚在上任之初，就想到讓衙役向自己報告本縣有多少刁民，這種“老手”才摸得透的門路。故而在知縣任上，他不僅是斷獄的一把好手，還很得治下民眾的愛戴。

袁枚在判案上厲害到什么地步呢？有一名李姓秀才，喜歡聽袁枚判案，喜歡到從溧水跟到江浦，袁枚后來回憶此事寫成《酬諸知己詩十三》。

最初任溧水知縣的時候，他將父親接來頤養天年。袁父天生正義感爆棚，很是擔心兒子年紀輕輕，能不能當好父母官，所以裝成老農，騎著毛驢在鄉間打探。聽到鄉民都說“我們的少年袁知縣，是個大好人啊”，袁父過于激動，連打扮都來不及改，直直地闖入衙門見兒子。

任期已滿，改任別的地方時，當地百姓還送上一件繡有全城居民姓名的“萬民衣”給袁枚。歷任溧水、江寧、沭陽等地知縣的袁枚，因為在任口碑不錯，蠻得當時的兩江總督尹繼善的欣賞，后者繼而舉薦他當高郵刺史，但被吏部駁回。

七品知縣只是個芝麻綠豆官，但如果職責是為老百姓辦事的話，袁枚倒也無所謂。讓他不爽的是，每天和大官們的應酬。他在《答陶觀察問乞病書》等文里提到，官場各種繁瑣的規矩，比如作為夜貓子的自己要天天早起拜見上司，見到上司要畢恭畢敬，這令“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的袁枚壓力山大。這些官場俗務，還占據了袁大才子大部分的時間，讓他沒有時間讀書，以至于“每過書肆，如渴驥見泉，身未往而心已赴”。

袁枚在江寧知縣任上，修訂完成于乾隆十三年（1748）的《江寧新志》，可以說是他辭官的直接導火線。

編撰之時，乾隆皇帝對文字的管制還是相對寬松的，所以袁枚大膽地把錢謙益、屈大均、錢澄之等人寫入《江寧新志·鄉賢傳》。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偽孫嘉淦奏稿案”一起，皇帝下令嚴查全國書籍里的明朝人名，《江寧新志》連累袁枚的恩師尹繼善也受到了斥責。

清代當官風險之大，讓袁枚的“退隱”之心愈加強烈。

乾隆十三年（1748），袁枚借口奉養生病的母親章氏，乞了長假回家。也是鉆了這個空子，袁枚才能把江寧（南京）隋園買下。按照《大清律例》，地方官不能在當地置產，所以袁枚如果以江寧知縣的身份買園子，按規定是要被揍60杖的。

此前一年，袁枚接手一單控告父親棺材被和尚毀壞的案子，需要到小倉山麓去。就這樣，他見到了自己的“夢之園”——隋園。這座風景絕佳、要價只需300兩銀的園子，讓袁枚動心不已。

靠著自己做官多年的積蓄與其他投資的收入，袁枚湊夠300兩銀子在江寧買下了這座有故事的庭院。

按照袁枚的薪資來說，買園的錢出得起，但修園這樣大筆的支出還是很困難的。幸好他的同年程晉芳出身揚州鹽商家庭，與袁枚有著深厚的情誼。在程氏兄弟與大鹽商江春的幫助下，袁枚開始投資鹽業。

傳統中國的文化人一旦仕途不順，便容易陷入經濟困境。因為父親的緣故，袁枚早年即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認為除購置產業外，經營商業也是一個財源。而投資鹽業所得的利潤，袁枚就用于購置滁州的田產。經濟方面的遠見，是袁枚能成就隨園的關鍵因素。

后世以訛傳訛，指認“隋園”是奇書《紅樓夢》里的“大觀園”，曹雪芹曹家昔日的宅子。曹家被抄以后，被下一任江寧織造隋赫德買下，更名“隋園”。但袁枚的孫子袁祖志出來辟謠，說“吾祖讕言”，隋園可不是大觀園呀！

只是這個園子本身精美歸精美，唯獨風水不太吉利，隋赫德因貪污被下了獄，園林也就荒廢了。頂級豪宅配置的隋園淪落到賣300兩銀子，都無人接手。直到不避忌的袁枚才把它給盤下來，更名為“隨園”。

園子買下后，袁枚花了大力氣來“裝修”。他自己形容：“奇峰怪石，重價購來，綠竹萬竿，親手栽植……器用則檀梨文梓，雕漆槍金，玩物則晉帖唐碑，商彝夏鼎，圖書則青田黃凍，名手雕鐫，端硯則蕉葉青花，兼多古款，為大江南北富貴人家所未有。”這個傾注袁枚一生心血的園子，花了近五十年來完善。

袁枚中途發現弄園子太費錢了，積蓄再加上鹽業、田產的收支，都夠不上建園燒錢的速度。幸好功名還在，乾隆十七年（1752），他又出山到陜甘一帶去當地方官了。與此同時，袁父也帶著仆人，從杭州遷居到江寧隨園。其時正值盛夏，袁濱已是76歲高齡，可能是不堪暑熱，在路上病故了。

袁枚到西安候差、接任僅三天，就收到令他晴天霹靂的父亡噩耗，只好匆忙南歸。守喪三年以后，在再次來當江南總督的恩師尹繼善的幫助下，袁枚得以辭職終養。

隨園是買下了，但要日常過上高質量的生活，還是得費錢的，這時就能看出袁枚的不同凡響之處了。文人，尤以出身良好的文人大多不知人間疾苦，哪里知道生活費貴呢？比袁枚早生100余年的張岱，早年經濟條件太好，明亡后窮困潦倒，自己也沒有辦法改善。而袁枚最厲害的地方在于，他實在太會撈錢了！

今天大眾的消遣，無非是好吃好玩。這個道理，清朝的袁大才子已經掌握了！他的隨園，被他打造成了一個游玩與美食相結合的娛樂項目。平常的私人宅子，都是四面封閉，保持隱私的。不走尋常路的袁枚，不僅把窗改成玻璃窗、漏筐窗，還把墻都給拆了，直接改造成了公園來吸引游客，還在門聯寫上“放鶴去尋三島客，任人來看四時花”。

園里的池塘、樓臺、湖石、花木，俱是袁枚親自把關的審美，絕對是高大上的品味。來到隨園的游客，盡管被袁大才子狠狠宰了一把，但都被宰得心甘情愿。

光有好玩的還不行，來走走看看累了，必然會想吃東西的。作為一個頂級吃貨，袁枚對吃的要求非常高，為了求得美食的菜譜，不惜“為美味折腰”，還撈來了南京名廚王小余。從袁枚寫的《廚者王小余傳》可以看出，王小余也不是省油的燈，他是南京城內權貴們爭相聘請的對象，脾氣還非常暴躁。王廚子卻一心一意地跟著袁枚當基友，只因認為官宦們吃他的菜不過是牛嚼牡丹，袁枚才是真正懂他的人。

袁枚本尊更是剛到連乾隆皇帝的飲食喜好都敢杠，說用肉絲配燕窩，是毀了燕窩的清，肉絲燕窩這道菜不過是糟蹋好食材罷了。

在挑剔的袁枚的運營之下，隨園提供的飲食能不是超一流的水準嗎？為了增加收入，袁枚雇傭農民把部分土地湖泊進行耕作和養殖，產出的食材直接供應園內的餐館。這樣新鮮、精良的美食，吸引了大批老饕來隨園“打卡”。

隨園的生意實在太火爆了，游客多到園內亭臺樓閣的門檻每年都得換上一次。

娛樂營銷只是賺錢手段，袁枚不同凡響的點在于，他賦予隨園以文化內涵。他出了一系列“隨園”的書，園內的南軒則是專門收藏其著作刻板的地方，印好的書直接放在園子里賣，不少文人才子都以在“隨園出版社”出一本書為榮。袁枚的《隨園全集》開售，盡管價格高達五兩銀子，仍然被搶購一空。單單是隨園賣書的產業，一年的收入已達三四千兩。對于達官貴人來說，帶有文化氣息的“雅好”，才能讓他們趨之若鶩。

不僅如此，袁枚還將享樂主義上升到文化理論的高度。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他的“好色論”，他曾在文章中標榜自己：“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圭璋彝尊、名人字畫，又好書。”

有人批評他的好色，說袁枚“著作如山，名滿天下，而于好色二字，不免少累其德”。但他卻對自己的好色頗為得意，并進一步闡釋了“何為好色”。

朋友：色可好乎？

袁枚：可好。

朋友：愿聞其詳。

袁枚：惜玉憐香而不動心者，圣也；惜玉憐香而心動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獸也。人非圣人，安有見色而不動心者？其所以知惜玉而憐香者，人之異于禽獸也……世無柳下惠，誰是坐懷不亂？然柳下惠但曰不亂也，非曰不好也。男女相悅，大欲所存，天地生物之心，本來如是。盧杞家無妾媵，卒為小人；謝安挾妓東山，卒為君子。好色不關人品，何必故自諱言哉？

這番“好色宣言”，他本人也做了充分實踐。他不僅好女色，還好男色，一生緋聞不斷，甚至還和鄭板橋煞有介事地討論一個問題：美男子犯了錯，要不要打屁股？

總之，極端言論加上迎合市場需求，“袁枚”這個品牌成功打造出來了，官僚貴人們紛紛打開自己的錢包，出大價錢讓袁枚給自己作文。袁枚晚年的遺囑上，有“田產萬金余，銀二萬”的記載，顯然是通過打造人設賺到大錢了。

袁枚的父親袁濱已經過世，但袁枚的母親卻是古代難得的高壽，一直活到袁枚64歲的時候才過身。三年后，服完喪的袁枚，終于不再被“父母在，不遠游”束縛住了！爺要出外浪！他找來了江寧認識的紹興年輕人劉霞裳當“三陪”，出發了。

說來也是奇怪，注重衣食住行的袁枚，居然能在60多歲化身“清代徐霞客”，跑遍華夏名山。天臺山、黃山這些都不在話下，連遠在兩廣的羅浮山、丹霞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以清朝的交通來說，旅游真不是今天搭上飛機火車就能去的，斷沒可能全程轎子抬著，必定大部分路程都得靠“11路車”完成。袁枚從67歲開始，當驢友當到80歲，仍能扛得住，可見身體素質是很不錯的。

只是因為這段時間內袁枚太會玩了，基本都不在隨園里，所以很多慕名來拜訪袁枚的人都撲了空。

袁枚出外旅行還有一個目的——到各個名山品茶。他曾在外地購買武夷山茶，覺得“茶味濃苦，有如喝藥”。但在《隨園食單》中《茶酒單》中，記錄了他親自到武夷山曼亭峰天游寺里品茶的過程，發覺武夷山茶“真香”，絕對不辜負天下盛名，老子之前喝的肯定是假茶！

可能兒童時代在伍公廟算的卦，有一品官的福氣算得很準了，步入中年的袁枚，又找人給自己卜了一卦。

他找來的相士胡文炳算出，袁枚63歲生兒子，76歲就拜拜了。等到63歲時，卦的前半部分果然靈驗，這讓袁枚深信不疑。故而76歲那一年，犯了河魚之疾的袁枚，覺得自己要死了，不停地寫祭文和挽聯，還寫信讓朋友馬上給自己寫挽詩，讓趙翼、錢大昕、洪亮吉這堆名士好友提前給自己開“追悼會”。

然而，相士這次卻沒說對。過了下年大年初一，袁老才子還活得好好的，聲稱要改名“更生”“延年”來慶祝。可能死里逃生的感覺，讓袁枚更執著于塵世欲望的滿足。生命最后的六年，他每次赴宴，都因為吃得太飽而肚子痛，真是別人出錢他出命。

嘉慶二年（1797）， 82歲的袁枚患上痢疾。知道自己陽壽將盡，遺下絕筆詩《病劇作絕命詞留別諸故人》《再作詩留別隨園》后，在十一月十七日（1798年1月3日）病逝，葬在小倉山北。

說來奇特，乾隆十七年（1752）秋，因為袁濱死得突然，袁枚趕回隨園時父親已經入殮，來不及將其改葬回老家杭州。十七年后，機緣巧合之下，袁枚發覺隨園小倉山后山一片地適合墓葬。萱堂尚在，袁枚也不敢自己做主，便報告了章太夫人。章太夫人認可了以隨園后山的空地作為家族墓地，從而一舉解決了袁家的歸葬問題。這讓袁枚由生到死，都與他最心愛的隨園在一起。

袁枚在臨終前對兒子說，希望保住隨園三十年。

超出預期的是，這個園子在袁家人手中保留了兩個三十年，最終毀于太平天國占領南京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