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5日，在渡江戰役兩個月后，北平召開了全國政協籌備會議。

事實上，因為當時全國尚未解放，全國人大召開尚不具備條件，因此后續籌備召開的全國政協還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也因為新中國成立在即，國旗、國歌以及國徽的制定就成為此次政協籌備會議的當務之急。

此項任務就交給了籌備會第六小組。

同年7月4日，第六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向全社會征集公開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和國歌詞譜。

當然，相較于國徽設計以及國歌詞譜，國旗的設計就要簡單不少，既可以是團隊合作，也可以是個人設計，當時報紙上刊登出征集國旗的公告以后，除了各個團隊爭相參與外，還吸引了不少人在工作勞動之余動手設計。

到后來征集上來的國旗草案就有3012幅（一說2992幅），遠遠要超過國徽、國歌草案（其中國徽稿件一百一十二件，圖案九百幅，因設計不盡如人意因此未通過，國歌稿件先后兩次征集，第一次350多件，應征集不足數，第二次征集國歌632件，歌詞694首）。

當時，遠在上海的一名普通職員自然也沒想到，他能從3000多幅國旗草案中脫穎而出。

一

1949年夏，在上海現代經濟通訊社工作的秘書曾聯松偶然從報紙上看到了征集國旗方案的通知，心中頓時涌動，決心為祖國貢獻一份力量。

當然，作為一名愛國青年，曾聯松并不簡單只是一個職員那么簡單。

曾聯松從1935年起就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曾經黃大年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大支部委員（民國時期國立中央大學），參與地下黨組織活動，可惜在1940年因國民黨當局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曾聯松與組織失去聯系。

至1985年11月，曾聯松才又被批準同意入黨。

個中艱辛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體會。

曾聯松之所以要參與國旗設計，與他這段革命經歷不無關系。

“我不是藝術家，也不是從事美術設計的，當時之所以不自量力，亦不計工拙，想到去設計國旗圖案，實在是一種歡呼新中國誕生的喜悅，一種熱切愛國的激情使然。”

當然，曾聯松上學期間接觸過繪畫，有美術功底，這也奠定了他在設計國旗時能充分運用藝術思維來解決設計過程中遇到的難題。

不過，光有美術功底，并不能幫助曾聯松。

首先，曾聯松不是專業的設計人士，想要在短時間內快速的拿出設計圖樣很困難，更難的是，他身邊也并沒有專業團隊的輔助。

多年后，曾聯松透露自己設計國旗時的心路歷程時坦言：

“當我一進入具體構思，便感到這不是易事，十多天里時而浮想聯翩，時而伏案涂畫，廢棄的圖紙有一大堆。”

國旗設計的要求，即便是很多年過去，曾聯松依然倒背如流。

“第一，要有中國特征，如地理、歷史、民族、文化等；第二，要有政權特征，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形式為長方形，長闊之比是三比二；第四，色彩以紅色為主。”

對于曾聯松而言，最難突破的在前兩條，到底應該如何展現中國特征，如何體現政權特征呢？

曾聯松絞盡腦汁，苦苦思索，以至于茶飯不思。

據曾聯松的家人回憶：那段時間，曾聯松下班以后天天把自己關在閣樓里，看看、寫寫、畫畫，就是吃飯也非得妻子三番兩次地催促才肯下來，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以至于年幼兒子都對媽媽說，要不要帶爸爸去看看病。

突破是在一剎那間突然出現的。

二

一日，曾聯松苦思冥想，突然窗外傳來滬劇“盼星星，盼月亮，盼來了中國共產黨……”的聲音。

曾聯松眉頭緊皺，口中喃喃自語“星星、星星”，頓時就容光煥發，他自己是參加過革命的，雖然他并沒有經歷過土地革命波瀾壯闊的那段時期，但也清楚，紅軍不就是把紅五角星當成革命的象征嗎？

用五角星作為國旗的主體就這樣敲定下來。

不僅如此，曾聯松還從另外一個地方找到了啟發。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寫了一篇紀念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中有這樣一句話：

“人民是什么? 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曾聯松決定，以一顆大星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星分別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當然，對于這五顆星究竟應該在國旗上如何排列，曾聯松一開始有不同的考慮。

一開始，曾聯松計劃把大星置于紅旗中央，四顆星環繞周圍，但又感覺視野不夠開闊，于是將大星置于左上角，但對于四顆星如何分布，曾聯松則是較盡了腦汁。

據曾聯松摯友張公度回憶：

“有一天，他叫我上閣樓看一樣東西，是用油光紙剪制的國旗圖案。那五顆星在旗面上從左上角到右下角排列，五顆星是大星領頭，依次四星排下來。他問我怎么樣？我說這不成了領帶了嗎？一點不像國旗。他見我反對，自己也搖頭了。”

許久之后，曾聯松才確定了四顆星環繞大星的方案，并把小星設計成每一個角都小星的中心點都通過自己的一個星尖，跟大星的中心點聯成一線，表示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

大約是在1949年8月中旬，曾聯松才把自己設計的國旗樣式寄給了全國政協籌備會，并起草了圖案說明詞：

“旗面為紅色，象征祖國蒸蒸日上；五星為金黃色，象征中華民族的膚色（黃種人）；五星中的大星代表中國共產黨（星中的錘頭、鐮刀代表工農聯盟）；四顆小星分別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象征中國人民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五星構成橢圓形，象征中國疆土之形狀。”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曾聯松設計的五星紅旗在一眾設計草案中并不顯眼。

當時，遞交給政協籌備會的稿件很多，不少還是出自專家學者之手，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中郭沫若、陳嘉庚等成員也提交了自己的設計草稿。

曾聯松的設計草案在初選中即遭到了淘汰，后來還是政協代表、著名劇作家田漢在評選中特別提出意見，五星紅旗才作為復字第32號進入候選，與另外37幅國旗設計草案一起被列入《國旗圖案參考資料》提供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討論。

不過，在小組討論時，有人提出應該去掉類似蘇聯國旗的“鐮刀斧頭”的圖案，因此正式提交政協會議討論的五星紅旗從這時開始已經有了變化。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召開，9月23日，分小組討論了國旗方案。

一開始，各方面分歧都很大，盡管以田漢為首的代表贊同復字第32號，但包括毛主席在內的絕大多數代表都贊同4號團，即以一顆星加一條橫杠。

當時絕大多數人認為，應該在國旗設計上體現版圖特征，即加橫杠表示長江、黃河，后來是張治中明確向毛主席表示，加橫杠有分裂祖國的嫌疑，而且容易讓人聯想起孫猴子的金箍棒，促使毛主席的態度發生轉變。

隨著眾人達成這一認識后，陸續有代表提出另外一種意見，即國旗上體現政權特征比版圖特征更重要。

1949年9月25日，毛主席先是在座談會上說明了贊同五星紅旗的理由，贏得了各方贊同，當天晚上召開的政協會議上，毛主席再一次申明了理由：

“這個圖案表現我們革命人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因此，現在也好，將來也好，又是團結，又是革命。”

至此，五星紅旗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再無異議。

1949年9月27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通過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中，第四點規定：

“全體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紅地五星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

三

不過，也許是因為時代所限，身為五星紅旗的創作者，曾聯松一開始并沒有收到通知，他是在報紙上看到自己設計的五星紅旗當選為國旗的消息。

盡管如此，也足以讓曾聯松振奮。

1950年11月，曾聯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寄來的一封信，這才被告知他是國旗的設計者，并獲得了獎勵舊幣500萬元（折合新幣500元）。

曾聯松還遵照來信指示予以復函，并謙虛的表示：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內容是全國人民在毛主席及中國共產黨英明領導之下創造出來的，國旗的形式是政協會議所決定，因此我對國旗的設計是談不上什么貢獻，但承中央人民政府這樣重視地予以獎勵，覺得非常榮幸，特致謝意。”

可在后來歲月里，曾聯松并沒有因為他是國旗的設計者就享受殊榮，甚至在一段時間里，他被打入另冊，備受艱難。

曾聯松過去曾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但陰差陽錯之下與組織失去聯系，建國后曾聯松始終致力于重新入黨，并先后五次遞交申請書，但都被駁回。

至撥亂反正后，曾聯松處境有所好轉。

1979年10月1日，曾聯松受邀出席了建國30周年慶祝，并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1985年，曾聯松被批準重新入黨，時年68歲，而且組織上根據曾聯松的特殊情況，特別公示，他入黨不需要預備期，從入黨那天開始就是正式黨員。

直至晚年，曾聯松身體雖然不好，但他始終也沒有閑下心來，常去學校、部隊走動，宣傳愛國主義教育。

故事講到這里也就算是結束，但五星紅旗的故事還沒完。

1995年10月，中日兩國聯合組成的科考隊在在新疆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遺址一處墓地上進行例行考古挖掘，在挖開一座東漢中后期的8號墓時，該墓是一座合葬墓，其中一具遺體上綁著一個色彩鮮艷的織錦。

科考隊員幾乎沒費什么功夫就辨認出了上面的字：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盡管如今的社會已經高度發展，但更多的人們還是更愿意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