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香料，還有美好的味道，這些就是被用來制造完美小女孩的必要成分。可是尤教授不小心在他調制的配方里多加了一種成分：化學物X。因此飛天小女警就這么誕生了！”

這段經典的旁白，出自千禧年前后風靡一時的美國系列動畫《飛天小女警》開場，如要將其對應到當下的公共視野中，打造“完美女孩”的配方，或許可以替換成減脂沙拉和酸奶燕麥碗、瑜伽、美白美容……當然還有最不能缺的“化學物X”，也就是異常強大的內核跟執行力。

《飛天小女警》劇照

在這點上，三次元世界有一個最近躥紅的代言人：韓國IVE組合成員張元英。14歲出道的她，年僅20歲就在Instagram上坐擁1300萬粉絲，精通多國語言，堅持凌晨起床健身……不僅如此，每次出席活動都能做好教科書級別的表情和儀態管理，上半年更為全網貢獻了“轉圈扭胯”的舞臺名場面，引得無數人在線復刻。

從偶像工業的角度來看，這是個100%勵志的故事：一個老天賞飯吃、站在金字塔尖的新生代愛豆，永遠以“勞模”狀態營業。在TikTok上，網友們為其創造了#wonyoungism#（元英主義）的標簽，專指在偶像的啟發下保持自律，向上，拒絕一切擺爛和躺平行為。

張元英/圖源：視覺中國

“元英主義”貌似是個新近的概念，但拆開來看，當中很多具體的指導和做法，不難讓人想到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的韓國人圖鑒：冰美式和健身房是標配，不睡覺，愛進補。與之掛鉤的，還有海內外一水自帶發光人設的“高能量”博主。作為個例的張元英，只是恰好集合頂流女團與人氣Top的雙重buff，繼而鎖定了人們眼中“完美女孩”的模板。

在販賣焦慮成為一門“顯學”的今天，打擊口號式的“上進”宣傳，早不再是什么新鮮事。但要思考的是，為何大多數人總是一邊嘴上說不，一邊難敵被拿捏的誘惑？當我們羨慕以張元英為代表的“高能量者”時，我們到底在羨慕什么？在無腦跟風和自我隔離之間，是否存在更科學、變通的第三條路？

成為最好，而不僅是優秀

如果說“元英主義”的出圈是個偶然，那么加速其傳播、沖擊人們視線的，則是K-pop在海外建立起的強悍影響力。

在面向韓國流行文化的研究中，K-pop無疑是熱度最高的“座上賓”。伴隨其席卷全球的態勢，學界開始密切關注到這個龐大產業鏈背后的經濟和思想發展脈絡，并試圖運用符號學、性別話語、后殖民等相關理論，對K-pop現象進行多個維度的剖析和總結。

任教于賓州切尼大學的教授金久用（Gooyoung Kim）曾在2018年撰文指出：“K-pop產業的管理與生產方式與勞動密集型產業幾乎一致，都是組織形式上的高度中央集權等級制，并出于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考量采取上下游聯合的方式……本該作為文化產業最核心的創新創意力并不在韓國本土，韓國只是為K-pop提供相對廉價且持續供應的頂尖藝人，由他們演繹從海外購買的曲目和編舞，可以說，K-pop偶像是韓國高度集中化的生產方式的又一次成功實踐。

換言之，K-pop愛豆在鮮亮的外表下，和普通人一樣都背負著勞碌的“牛馬命”。長期關注K-pop的老粉都知道，韓國幾大“造星工廠”對旗下練習生的發掘、選拔和培訓嚴苛到何種程度。即便和二代團的拼命相比，如今崛起的五代團常因資質和人氣不匹配飽受詬病，但每個出頭者仍是外界眼中的“卷王”代表。

拿張元英來說，人們對其好感度的直線飆升，更多源于她的敬業和專注。從2018年6月參加選秀節目《Produce 48》奪冠開始，她便開啟了高強度、連軸轉的演藝生涯。2023年底，一張其所屬經紀公司安排的通告單在網上傳開：張元英要在五天內往返三個國家，擔任兩場年末主持，錄制KBS舞臺，同時完成五場簽售。

張元英在選秀節目《Produce 48》中奪冠

即便跳出演藝圈的本職，張元英也極少在自我管理和要求上松懈。

“元英主義”爆火后，不少自媒體以“張元英學習法”“張元英變美思路”等為關鍵詞，深扒藝人在社交動態、采訪中透露的邊角料信息，將其提煉成一套旨在精準投喂的“完美女孩指南”。

作為商品化包裝的手段，這些對愛豆人格特質中“美好”部分的篩撿、拼貼和放大，固然是膚淺的，卻可以無縫銜接到另一個熟悉的論調上：制造幻夢，乃是現代偶像工業的支點所在。

尤其對于手握贏家劇本、在整個行業中位居高地的“幸運兒”來說，隨時做好滿分的榜樣，儼然是不可違抗的義務。

這種粉絲和愛豆間的雙向奔赴，或可理解為“參與式文化”的一種具體呈現。與其說以“元英主義”為代表的學習和效仿行為，是為了將自己裝進偶像的殼子，毋寧說是在攫取某種實在的身份認同。

尤其在東亞等“優績主義”（meritocracy）盛行的地區，比起身邊的“同類”，人們更需要一個高曝光度的、像頭頂啟明星般的精神寄托，來點燃奮斗的動力。

久而久之，當偶像的力量開始從音樂、舞臺等專業化場景，全方位滲透到追隨者的日常生活中，隨著親密感同步建立起來的，還有自認掌控了某種確定性的刺激和滿足。

畢竟無論普通人抑或神壇上的愛豆，本質都是血汗工廠的一員。

當個人被扔到規整、統一的秩序框架內，力爭上游便成了最穩妥的抵抗和求生策略，即便這種觀念是外部“強加”的。

在從生存游戲出局的不安、惶恐蔓延下，從寫字樓、自習室到24小時健身房，城市成了晝夜通明的競技場，原有的閑暇被不斷蠶食和剝奪。

這幅私人和公共邊界混淆的圖景，正應了《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提出的觀點：“在他們聯結主義的范式里，最有價值的是為活動而活動，永遠都在做著什么，在移動，在改變——這才能給你帶來聲望，而不是穩定，后者往往是無所作為的同義詞。”

被忽視的“情感勞動”

盡管在對24/7作息模式的批判中，喬納森·克拉里敏銳抓住了“資本主義的擴張”這一落點，但要指出的是，當中圍繞戰后消費、電視媒介、互聯網浪潮等展開的論述，更多仍集中在傳統的“生產”領域，而非另一個在今天更加隱性、難以察覺的現象：情感的標準化和商品化。

翻開TikTok上和“元英主義”相關的帖子，一個高頻出現的副詞條為“self-motivation"（自我激勵），與之掛鉤的，則是張元英強大的情緒自控力。在被問及對網上負面評價的看法時，她表示自己的為人和他者定義無關：“你是你，我是我。”類似的還有堅信“凡事發生必有利于我”，并勸誡后輩“工作歸工作，你自己才是最珍貴的”。

對于貫徹“元英主義”的粉絲來說，張元英能夠躍升為五代團的尖子生，正是得益于其超然的“大女主”心態。即使面對魔鬼般的行程安排，她也甚少將怨氣和疲態掛在臉上。在這里，情緒穩定、不內耗從個人品質進化成了一種得體的職業性要素，暗扣的價值觀則是，要想“往上爬”就得有相應的承壓能力，不能攜帶太多負能量。

這不僅在偶像行業是如此，各大社交平臺上以“高能量”“底層逆襲”“斜杠青年”等為標簽的博主，往往都有著超高人氣，當中還劃分出了護膚、搞錢、知識類（讀書）、情感療愈等垂直的賽道。從用戶角度來看，聆聽這些博主的經驗分享是一種“代償”，正因自身心力有限，才需要蹭下別人溢出的拼勁。

問題在于，就像市面上很多保健類產品只起到安慰性的作用，“高能量博主”們精心設計的視頻和文案，極易將命運之玄妙莫測改寫成單邊的因果鏈推論，類似“堅持自律，你就能過上開掛的人生”。

在這些5～10分鐘的內容中，結局總是被渲染得無比甜美，進而淡化、遮蔽了背后的墊腳石，比如一個相對健康的原生家庭，一線城市對眼界的培育，發達的人脈和資源檢索能力等等，還有各種低調的品牌方植入。

這讓人想到美國社會學家阿莉·霍克希爾德在其名著《心靈的整飾：人類情感的商業化》中提到的觀點，情感勞動者擅于“為觀眾創造一種幻象，而觀眾也將之作為禮物接受下來”。一個更能讓人代入的例子，就是“情緒價值”作為一個積極心理學的衍生概念，近兩年在網上的廣泛覆蓋和使用。無論你是否贊同它底層的敘事動機，都不能否認把情緒標注成可量化的分數，已成為當前愈演愈烈的趨勢。

在一些講求績效至上、高執行力的行業，用人單位會采用問卷、量表等形式，將“情緒穩定性”納入面試和考核機制。而當涉及需要分工配合的項目時，和“低能量”原罪相襯托的，恰恰是那些擁有“高能量”天賦的人，他們就像團隊里的磁鐵，總能帶動起辦公室的氣氛，并且可以看似毫不費力地協調工作跟生活，即所謂的WLB（work-life balance）。

《裝腔啟示錄》劇照

在某大廠負責內容運營、27歲的阿玲，對此深有感觸。身為一個天性敏感、耗能高的人，她在今年被調到新的組之后，發現身邊同事都有花不完的精力：有的會利用每天早起后幾小時的空檔，在家自學小語種；有的會卡著飯點去公司的健身房；有的哪怕家事纏身，也很少在人前被打垮，還在周末連報了游泳班和普拉提班。

處在這樣被“現充”包圍的環境，她總感到有些格格不入，“和同事們比起來，我好像花了太多時間來處理自己那些不知名、沒來由的情緒。每當他們規劃下次去哪兒玩，學什么東西時，我都插不上什么話，只能躲起來給自己充電”。

《我的解放日志》劇照

像她這樣被動邊緣化、難以融入某個特定社群的例子，反射出的是情緒的“馬太效應”：高能量的人相互吸引和抱團，至于那些心態波動較大的人，指望他人來理解、共情自己并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注定是奢侈的。

誠然，具備“高能量”特點的人，未必都要被扣上“精致利己主義”的帽子。不過當心理層面長期性的修復和改造，在媒體助推下成為一種輕描淡寫的共識，維系情緒的成本和勞動代價被過度遏抑，其最終很可能釀成山體滑坡般的悲劇。前些年韓國演藝圈大規模的藝人抑郁、輕生事件，便是最好的例證。

看見懦弱，一種稀缺的美德

現在，回到開頭拋出的那個問題：為何大家都知道焦慮傷身，亢進打雞血不可取，“躺平學”“擺爛學”也早就得到了正名，但所謂的“高能量崇拜”卻能一直走在市場前端，成為流量密碼的集中地？

一般情況下，人們會將其歸結為欲望本能的驅使，就像“元英主義”這股風潮，正是依附于女孩們對美貌、好心態等指標的向往，進而將“自我提升”做成了生意。從曾經攻陷世界的芭比廣告，到今天各種以“愛自己”為由頭的消費主義陷阱，日光之下并無新事。

但對于多數人來說，“匱乏感”更符合他們心態的底色。尤其在下沉時代，對未來、對自我的迷茫，在以Z世代為首的人群中極為普遍。從小泡在信息汪洋里的他們既靈敏又脆弱，熱衷于對各種現象“祛魅”，張口就是拒絕異化、解放自我，到頭來卻發現，生活并未像通俗的美式勵志片那樣出現反轉，于是撒完氣跺完腳，只得繼續埋頭搬磚。

這正是為什么，在儒家文化影響深遠的東亞社會，“做自己”的口號聽來無比正確，卻掩飾不了背后的蒼白和無力。對主流人群來說，比起隨手揮霍的資本，他們更熟悉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做題家思維”，和其遺留下的終身、不可逆的傷害，以至于對待照顧好自己的內心這件事，都能將其發展成縝密而嚴肅的方法論。

悖謬的是，和其他注重“積累型投資”的特長不同，每個人的大腦對于情緒的免疫力并無段位高低之分。在阿玲看來，所謂“高能量體質”更多取決于客觀的身體條件：“就像學生時代，有的人可以很輕松跑完800米，但對有的人來說卻是噩夢，出廠設置不一樣，自然也會影響到情緒的反應過程。”

長期被精神力缺失、低能量磁場困擾的人，大致可分為兩種：一類是干脆接受現狀，屏蔽掉外界的評價體系，但這種占比極少；另一類則會像神農嘗百草般，為了撥開情緒的冗雜試遍各種藥方。然而在這種跟舊模式的拉扯中，任何一個謹小慎微的動作都可能被商業邏輯綁架，導致焦慮感泄洪。

“優績至上的觀念祝賀成功者，卻詆毀失敗者，即使在失敗者自己的眼中也是如此。”美國社會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在《精英的傲慢》中如此描述道。擁有一個穩定、不易耗損的內核，當然意味著在牌桌上更有機會勝出，但當其反面被打壓，鍛造出虛驕的國民性格，這種社會定然是病態的。

說到底，我們可以羨慕看起來自律、松弛和強大的人，但要認清身而為人的局限性，切莫寄望于依葫蘆畫瓢，在繁忙之余開發各種業余技能和興趣，將發條擰到底。這種操作不僅透支精力，也會讓人陷入持續的緊繃狀態，被自責跟懊惱來回敲打。

《我，到點下班》劇照

此外，需要承認活力的短缺和倦乏并不總是件壞事，也并非全然無用的經驗，那代表著我們對自己和他人的困苦有著強烈、深刻的共鳴，而“共鳴”恰恰是轉化和創造的第一步。就像今年線上脫口秀節目中，選手們以雙相障礙、原生家庭、找工作難等為素材，便是在對身心的卡殼予以回擊。

這種譏謔的調侃，讓我們懂得了對抗傳統框架下的規訓，不一定非得借助狂飆宣泄式的發瘋。同樣地，渴求“自我提升”雖是人之常情，卻不該摻入太多廉價雞湯。當游戲的規則一時無法撼動，對問題的解決只能回歸到自身，通過漸進式的重建和調適，將根脈扎向黑暗的地底，以求更靠近高處的光源。

阿玲正在經歷這個改變的過程，曾經自覺不合群的她，如今在同事們的感染下報了舞蹈班，“心態和身體上的確會有明顯的變化”。與此同時，她也在包容自己“頹”的那面。“之前一個周末都用來宅家煲劇的話，會有很強的罪惡感，但現在慢慢變得能接受了。”

聽起來，這像是一個脫離環境束縛后，終于徹悟了“無用之用”的故事。但她說，自己還在努力掙扎、學習中，“不跟別人比，只要有一點點進步就行了”。

（文中阿玲為化名）

本文首發于《南風窗》雜志第25期

作者 | 鄒迪陽

編輯 | 祖曉謙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