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根據蘇、美、英、法四國外長在柏林召開的會議，決定在日內瓦召開一次由中國參加多國會議。

日內瓦會議也成為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次以五大國的身份出席并參與討論問題的國際會議。

中央考慮再三，決定派周總理以外交部長的名義率團出席，周總理點名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李克農（還兼任情報部部長）組織代表團工作人員名單。

當時，熊向暉任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也被李克農點名要求進入代表團。

不光如此，李克農還點名熊向暉任代表團新聞辦公廳主任。

一

據熊向暉回憶，他是在到日內瓦以后，在周總理的要求下成立的新聞辦公室。

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首次在國際上露面，因此方方面面的準備必不可少，李克農負擔了一大部分任務，但周總理那時對代表團還提出要求，即不光是讓國際上認識中國形象，還要有目的、有意識的了解其他國家的情況。

新聞辦公室肩負的就是這項任務。

不過，熊向暉自己卻很猶豫，生怕自己干不好這個任務。

從結束地下工作轉入明面上，熊向暉一直跟隨周總理在外交部工作，后來在諸多外交場合，熊向暉都是作為周總理的助手出現的。

應該說明的是，熊向暉干得不錯。

多年之后，熊向暉回憶起當時的情形，反而認為是周總理對自己幫助良多。

話又說回來，熊向暉跟隨代表團到日內瓦，也是他首次到國際舞臺上工作，沒有緊張情緒是不可能的。

對于出任代表團新聞辦公室主任，熊向暉頭一個想法就是拒絕，他找到李克農反映自己的情況：

“我還是做一些具體的工作，主任一職請另選他人。”

對熊向暉的推辭，李克農直搖頭：

“還沒有上陣，你就打退堂鼓?”

熊向暉坦言自己水平低，沒有經驗，李克農直截了當的批評：

“你好像是謙虛，實際是怕，怕那些資產階級記者。堂堂的中國共產黨員，還怕他們？”

李克農強調了新聞辦公室的重要性，要用“宣傳換情報

“講出去的是宣傳，換過來的是我們所要了解的情況。”

李克農叮囑熊向暉，其他一般的小報記者，由其他工作人員接觸，他重點接觸了解內情的政治、外交記者、專欄作家以及采訪日內瓦會議的具有中央委員身份的法共《人道報》、意共《團結報》、英共《工人日報》的記者。

二

熊向暉上任后，一開始卻是很難適應，他把匯總的消息上報后，有時能博得贊許，但有時也會得到批評。

李克農經常就新聞辦公室報送的材料提出批評，有時候他認為報送的材料價值不大，批評起來不留情面：

“不要拿這種破爛貨充數。”

嚴厲的風格也促使熊向暉成長。

熊向暉也在工作過程中積極摸索，后來他意識到，在接觸那些觀點同我們相近的資產階級記者，如果不拿一些有用的東西，光憑宣傳的東西是很難獲得消息。

李克農把這一情況報告給周總理后，周總理接受了這一建議。

在我們代表團召開新聞發布會之前，熊向暉便有意先將一些有關情況透露給能提供重要情況的記者。

1954年7月18日，周總理在日內瓦會見了世界電影大師——查理·卓別林。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卓別林的電影在美國遭到大范圍的禁映，就連其本人也遭到迫害，后來被迫移居瑞士，周總理在瑞士同他見面，無疑是一種安慰，更是向世界表明中國的態度。

熊向暉在新華社發表周總理與卓別林會面的消息之前，先一步送給了幾個他深交的記者，后來收獲了非同一般的效果。

當然，熊向暉的工作也不是一直受表揚。

日內瓦會議期間，英國工商界的代表曾提出邀請，希望中國能派出貿易代表團訪英，周總理得知這一消息后指示：

“可以同意，但現在保密。待中央批準中英兩國交換代辦后即行宣布，使我貿易代表團做開路先鋒，打頭炮。”

本來周總理明確是可以同意，但暫時保密，但出乎意料的是，這個消息給泄露了出去。才隔了一天，英國《工人日報》頭版頭條大字標題報道中國貿易代表團行將訪英。

周總理看了報紙消息后十分生氣，指示李克農查出是誰泄露的消息。

這個鍋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熊向暉身上。

熊向暉自己也是百口莫辯，因為他心里很清楚，他沒有對外講過，最有可能出問題的就是新聞辦公室的其他一些工作人員，但問來問去，大家都不出聲，這件事情他只能自己承擔下來。

一直到后來，中印兩國交換代辦后，中方貿易代表團辦妥了簽證，澳大利亞記者貝卻敵才說這個消息是他透露的，熊向暉問他是誰透露的，貝卻敵坦言是新聞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

周總理得知此事后，特意叮囑李克農要在全團澄清。

三

總而言之，出任代表團新聞辦公室主任，對熊向暉而言是難能可貴的成長。

熊向暉記得很清楚，最初周總理評價他的工作是：

“沒出差錯，只能算勉強及格。”

當時周總理指示接待外國記者有五個要求：

一、來者不拒，區別對待；

二、謹慎而不拘謹，保密而不神秘，主動而不盲動；

三、記者提問，不要濫用“無可奉告”，凡是已經決定的，已經公布的，經過授權的事，都可以講，但要言簡意賅，一時回答不了的，記下來，言究后再回答；

四、對于挑釁，據理反駁，但不要疾言厲色；

五、接待中，要有答有問，有意識地了解情況，有選擇有重點地結交朋友。

熊向暉最初承擔這項任務后，工作方式一開始還趨偏于保守。

當時，國民黨當局“中央社”駐巴黎記者王家松要求參加我們的新聞招待會，熊向暉一開始直接拒絕，后來他把這件事匯報給周總理，并建議“新聞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記者證。

周總理不光不同意，還批評他：

“不能抽象地講警惕，警惕要有事實根據，沒有事實根據的警惕是主觀主義，就會變成自己制造緊張，給工作造成損失……你把人家拒之門外，這于情理不合。你還準備讓“新聞之家”收回他的記者證，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說他是國民黨的官方代表？要是這樣說，豈不是反而給人造成“兩個中國”的假象。”

王家松后來不但能參加我們舉辦的記者招待會，熊向暉還特意派了一名記者專門同他接觸，替他解決實際困難。

對周總理批評的接待外國記者太呆板，熊向暉也很誠懇的進行了自我批評，后來新聞辦公室不光是舉行記者招待會，還隔三差五的邀請記者出席我們舉行的大中小宴會，有時我們還會舉行電影放映會，邀請別的國家的記者觀看。

事實上，這一系列的舉動是積極的。

這等于說是告訴西方國家，新中國是很開放、自主的國家，歡迎一切遠來的客人，大大降低了許多國家對新中國的敵意。

熊向暉記得很清楚，那時周總理不光是囑咐他要注意正面評價，同時也要注意一些負面的評論，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在充分貫徹周總理指示的情況下，熊向暉的新聞辦公室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代表團回國后，李克農高度評價日內瓦會議期間新聞辦公室通過外國記者獲得的情況材料：

“所反映的情況，大都時間性很強，緊密地結合了當時會議的進展情況及其他活動，因之密切地配合了當時的外交斗爭。材料來源可靠而且重要.....…這些材料不僅對于當時我們在日內瓦了解敵人的政策、意圖有直接作用，而且有的對今后研究敵人的對外政策仍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熊向暉則謙虛的表示：

“這是在周總理領導下，李克農親自指示，督促取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