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出生于江蘇淮安，但其祖籍是浙江紹興，紹興周氏家族有著傳統大家族血濃于水、抱團互助的內部關系，這種內部關系也幫助青少年時期的周恩來順利長大。

周恩來的父親周劭綱17歲時和族中兄弟們一起參加縣試，但他沒能考中秀才。不久后，其父周起魁便將他送回紹興學習幕業。后來，周起魁又給他捐了個正六品官銜的主事銜，進了衙門工作。

1987年，周邵綱聽從父母之命，迎娶了清江浦萬家小姐十二姑，岳父為官多年，家境富裕，萬家小姐聰明能干、生性豁達。她的為人處世給幼年周恩來帶來了相當深遠的影響。

周恩來的叔父周貽淦病逝后，按照當地的傳統習俗，他被過繼給叔父，由守寡的叔母陳氏撫養。萬氏雖然不舍，但她還是聽從了公婆的決定。

陳氏受過教育，周恩來來到身邊后，她經常給他講故事，教他認字、背詩，從文天祥、岳飛等民族英雄到秦檜等反面人物，陳氏通過這些故事教育周恩來嫉惡如仇、愛憎分明。此外，周恩來也才能夠詩詞歌賦中產生了對勞動人民的同情，這些樸素、傳統的情感都是在陳氏的言傳身教下獲得的。

周恩來的生母和嗣母陳氏分別在1907年和1908年先后逝世，父親周邵綱則為了謀生，輾轉于外地艱難求生，周恩來形同孤兒。

盡管兩位母親在他11歲前就已經逝世，但她們對他以后的歲月和成長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曾多次提及母親：

“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

周恩來12歲時，在周家兩位伯父的安排和幫助下，隨父親周邵綱前往東北。周邵綱被安排在鐵嶺的縣衙做起了師爺，而周恩來則先后在鐵嶺和奉天讀書。

13歲時，他便在課堂上說出了那句流芳千秋的口號“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當然，這跟他13歲之前的學習經歷有著莫大的關系。

周恩來受嗣母陳氏的影響，開始對閱讀感興趣，并在外祖父家中閱讀了大量藏書。此外，他還在這里與表哥陳氏周相識，并在他的引導下，閱讀了大量進步書刊、時政新聞。

在周氏家族，周恩來又在追隨孫中山的表舅龔蔭蓀家中受到了思想上的啟蒙，表舅更是向他講述了改造中國的決心。在他的影響下，周恩來的思維中已經有了“國家”、“民族”等概念。多年后，回憶起這段經歷，他還感慨“表舅算是我政治上的啟蒙老師”。

也正因如此，他才會在13歲時便能夠說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這樣的話。

1913年，周恩來隨四伯父來到天津讀書，不久后，他考入南開大學，在族中長輩們的支持下得以順利完成學業。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周恩來成為了當時天津五四運動的領頭人物。1920年11月，周恩來赴法國勤工儉學，并開始走上一條職業的革命道路。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周恩來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職務，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最具影響力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對于周恩來從事革命事業一事，周邵綱“從不阻攔”，甚至他“內心是支持的”。盡管他一生顛沛流離，輾轉各地謀生，生活清苦，沉默寡言，但他卻是個很有主見的人。因此，在兒子投身于革命后，他時刻關注著時局發展，經常買各種報紙，從上面找尋共產黨的活動，以此來了解兒子的革命活動。

1927年，周恩來在上海領導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期間，周邵綱來看望兒子。然而，由于當時蔣介石背叛革命，上海形勢驟變，被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主義的氛圍中。共產黨人每天都面臨著被逮捕、被殺害的危險，周恩來也被蔣介石重金懸賞，上了通緝名單。

在周恩來處于最危險的時期，周邵綱果斷選擇留下來陪著兒子，還幫他做一些秘密的通訊聯絡工作。一直到周恩來離開上海他才放下心來，回到了吉林，但他心中卻時刻惦記著兒子。

1931年，周邵綱再次來到上海，并在這里繼續幫助兒子開展秘密聯絡工作。雖然在工作上幫不了什么大忙，但能夠幫兒子做些工作讓他心中倍感踏實。即使到后來形勢再次惡化，他也一直守在上海，為兒子從事革命工作提供掩護。

后來，周恩來到武漢工作，周邵綱這才離開了上海。抗日戰爭爆發后，國共達成第二次合作，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武漢公開掛出八路軍辦事處的牌子，他的生活終于開始穩定下來。

很快，周恩來便給在天津的父親寫去了一封信，邀請他來武漢跟自己一起生活。周邵綱欣然前往。

周邵綱抵達武漢當天，周恩來正在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第二次理事會。席間，他向眾人道歉失陪，因為他要去漢口迎接分別多年的老父親。

此后，周恩來雖然跟父親偶爾有分別，但基本上一直生活在一起。1940年，隨著抗日形勢的發展，周邵綱和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的家屬轉移至重慶紅巖。在這里，周邵綱雖然年事已高，身體也有些小毛病，但他并不愿休息，還堅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幫忙看門、打掃院子等。

周恩來雖然跟父親住在一起，但因工作繁忙，他并沒有太多時間陪伴父親，為了不讓他感到孤單，周恩來曾特意請正在病休的工作人員幫忙照顧、陪伴。其實，就算周恩來不這樣做，工作人員也會多關照其父親的。因為周邵綱待人和善，跟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相處和諧，親如一家，大家見到他后都會主動、熱情地同他打招呼。

1942年，周邵綱突然生病發燒，后病情加重，或許是預感自己時日無多，老人多次詢問鄧穎超：“小超，恩來呢？我兒子呢？他怎么不來看看我？”

鄧穎超附身在老人耳邊，說道：“恩來出差了，他很快就回來了，一回來就來看您了。”

其實，周恩來并沒有出差。原來，周恩來因為小腸疝氣復發，正在醫院接受治療。出于他的病情考慮，鄧穎超和工作人員商量后，一致決定不在他面前提起父親的病情，同時，也不在老爺子面前提及周恩來的病情。

住院期間，周恩來還在給鄧穎超的信中提到了父親的生日。7月9日，鄧穎超給周恩來的信中提到了父親的病情，周恩來收到信后，十分掛念父親的病情，第二天便復信鄧穎超“很不放心”，并在信中詳細寫到了對父親病情變化的關注、吃食、睡眠等照顧的細節。

字里行間滿是周恩來對父親的關心和掛念。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他寫下這封信的當天晚上，父親便不幸離世了。

考慮到周恩來的病情，鄧穎超和工作人員向他隱瞞了這個噩耗。但三天后，周恩來還是知道了父親已經病逝，他痛哭流涕，當晚便來到父親靈前守靈。

周恩來甚至罕見責怪鄧穎超：“這么大的事怎么能瞞著我？別人不了解我，你還不了解嗎？”

鄧穎超很是心疼周恩來，她一邊流淚，一邊向他道歉認錯的。董必武見狀，向他解釋道：“這也是組織上的決定，為了你的身體考慮。”

周恩來這次不再多說什么。

周邵綱老先生逝世后，蔣介石等國民黨內的軍政要員、各界知名人士紛紛趕來吊唁，或致悼函。7月15日，周恩來和鄧穎超在重慶《新華日報》刊登了父親周邵綱逝世的訃告。

在侄子侄女的印象中，他們很少能夠從周總理的嘴里聽到他對父親的思念和追憶，1964年，他曾感慨了一句“我對父親是同情的。”

1974年，他與侄子周秉均談話時，再次提及父親“他是個老實人，一輩子沒有做過壞事，還掩護過我。”

這是侄子、侄女們印象中僅有的兩次周總理關于父親的回憶，當時，他們并沒能感受到周總理深藏于心底的澎湃情感。

直到周總理逝世，鄧穎超將他隨身攜帶了很久的小皮夾子交給了侄女周秉德，然后說道：“以前做地下工作，帶著公文包的話目標太大太明顯，所以就需要這樣一個小皮夾子。那里面還有一張你爺爺的照片呢。”

說罷，她便將照片拿出來，周秉德看著照片中慈眉善目的爺爺，倍感親切。當她翻過照片背面時，看到了上面周總理親筆寫下的“爹爹遺像”。僅僅四個字，一下子便讓她眼紅了，她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了周總理對父親深深地思念之情。

參考資料：《周恩來和他的世紀》《南開學校同學錄中的周恩來小傳》《南開學校同學錄中的周恩來小傳》、新華網、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中華讀書報》2018年05月30日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