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新生政權面臨著復雜的內外斗爭形勢，又沒有前人的經驗可循之時，就已經注定了會有爭論、分歧。

這一點即便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和默契配合的毛主席與劉少奇之間也不例外，他們之間的爭論、分歧便是具象化的體現。

面對二人之間的矛盾，愛國民主人士章士釗曾在1967年分別致信劉少奇、毛主席試圖居中調停。

章士釗憑什么敢有此舉？面對章士釗的來信，毛主席又是如何回復的呢？

至于章士釗為何敢有此舉，自然是離不開他“愛管閑事”的性格以及其所具備的“管閑事的資本”。

章士釗，1881年出生于湖南長沙。算起來他與毛主席、劉少奇二人乃是鄉黨。

他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在當時中國社會激蕩的歲月之中，他也一步步養成了“打抱不平”的性格。

結識黃興、章太炎，加入蔡元培等人創辦的愛國學社，參加倒清運動，擔任主編針砭時弊，傳播西方文化思想……

不過他也出任過段祺瑞政府的教育總長，鎮壓過學生運動。這也從側目表現出了章士釗是有個人主見的。

1920年，年輕的毛澤東可謂是忙得焦頭爛額。在除了準備組織湖南的革命運動之外，盡快讓同志們前往法國勤工儉學也是迫在眉睫。

可是一分錢難倒英雄漢，盡管通過了各種手段募集資金，卻仍舊是缺口甚大。就這樣在楊昌濟的幫助下（修書一封給章士釗），毛主席到了上海找到了章士釗。

有楊昌濟的親筆信，又是鄉黨，章士釗答應為毛澤東募捐。憑借著自己的名人身份，上海各界名流一共捐款兩萬銀圓，為赴法留學及日后的建黨提供了充足的啟動資金。

私交方面，在楊昌濟猶豫不決是否將女兒嫁給毛澤東時，也是章士釗勸說下菜打消了其心中疑慮。

之后再李大釗被捕后，章士釗也積極營救，雖然沒有救下李大釗，可也為其家人籌集了兩千元撫恤。

陳獨秀被捕后，也是在章士釗的辯護下才讓陳獨秀沒有被判處死刑，最終得以提前釋放。

國共會談時，章士釗更是勸告毛主席趕忙回延安主持大局。

也正是這些諸多善舉，讓章士釗與共產黨之間建立了良好的關系，讓毛主席對于他也是十分的尊敬，二人也是私交甚篤。

建國后，毛主席每年春節還都會親派秘書送上個人稿費2000元以表慰問，直至章士釗去世。章士釗的《柳文指要》能得以出版，也賴毛主席大力促成。

新中國成立后，章士釗擔任了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關于發展的方向路線、內部矛盾上毛主席與劉少奇之間也是出現了諸多的分歧、爭論。

到了1966年特殊時期到來，劉少奇也迅速被打倒。章士釗得知后十分的憂心，思來想去，尤其是在他家也被抄家后，他決定嘗試調停彼此，于是分別寫信。

在給劉少奇寫信中，他“公然”指責，并勸說劉自我審查，從大局出發，能負荊請罪，認為毛主席能接受和解。

至于他寫給毛主席的信，則尚未披露。但是從毛主席的回信卻可揣測出一二。

行嚴先生：

惠書敬悉。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復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

敬問安吉

毛澤東

雖然只有簡短的話語，其實也明確的表達了自己的態度，同時還照顧了章老的感情。

事實上就當時而言，矛盾尖銳，形勢逼人，不得不發。

1973年，章士釗在香港病逝，享年9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