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歲那年，我遠離崇明，去南方上大學。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離開這個島嶼一周以上，無論在時間和空間上都遠遠隔離，也是我第一次被人稱為“上海人”——在此之前，我向來認為自己只是崇明人。

“上海人”這個新的身份是陌生而怪異的，我對這個城市所代表的一切，感到冷淡、疏遠、甚至恐懼，與它和解需要一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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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興衰與認同的轉移

為長江泥沙沖積形成的一個島嶼，崇明人追溯起來當然無一例外都是移民，其最初據說來自江南句容縣。 這些長江口的沙洲默默無聞，按照中國古代的行政區劃原則，長江下游的行政區按長江航道中心線分割，于是崇明在其最初的650年里，一直歸屬江北的揚州路或通州管轄。

這一情況到明初起了變化。1375年崇明被劃歸蘇州府，1497年又兼隸太倉州，直至1911年直屬江蘇省。

這個島橫在長江中央，似乎劃給哪邊都無不宜，因此在民國年間眼花繚亂地不斷變換隸屬關系：1914-1927年間屬滬海道；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滬海道撤銷，除上海特別市歸中央直轄之外，其余重歸江蘇省管轄；1939年崇明一度劃歸上海特別市，六年后又改劃給南通，不出一年又改屬松江，1949年6月解放后再改隸南通。1958年最終劃給上海直轄市。

行政區劃沿革是枯燥的，但這常常反映出主政者對地區政治經濟關系的考慮。像崇明這樣隸屬關系在四方（南通、蘇州、太倉、上海）間不斷變換的例子，在中國縣級行政沿革史上是不多見的。

其孤懸江海的地理位置，也妨礙其對外認同：崇明人自認為“上海人”的已不多，對南通、蘇州、太倉的認同感更極淺。這種含混不清的對外身份識別之上，唯一清晰的是“崇明人”。

就文化和地理單元來說，崇明卻與江北海門、啟東是一整體，彼此更親切，方言和習俗都基本相同，雖然“他們屬于江北”。崇明之所以有不同的命運，與航運有密切的關系。

明弘治十年（1497年），割三縣之地建太倉州，轄崇明縣。這一安排的前提是太倉以江南航運中心的地位，統管江海入口的航運、貿易并緝捕海盜，然而，太倉劉家港逐漸衰落，至嘉慶十八年（1813）終因淤塞太甚，沙船無法停泊，只能移至上海港。

自1521年黃浦江疏浚加闊后，江南的港口貿易重心逐漸轉移到上海。此時崇明的沙船商人仍是主力之一，上海的商船會館，系上海、崇明的沙船商1715年始建，這顯示著崇明對外交通的重心已經轉移，行政上的變化則略晚15年——1729年，清政府將蘇松太道臺衙門由太倉遷移往上海。

這一趨勢在上海1841年開埠后更劇烈加速了。其結果是到后來，崇明和太倉之間的輪渡完全斷絕，直至1987年才恢復。對一個島嶼來說，航運的興衰決定著它對一個大的“共同體”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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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體驗：新想象的形成

上海自鴉片戰爭后開埠的歷史，猶如重復了一次太倉在500多年前的迅速繁榮景象。 自清中葉以來對崇明的引力由此急劇增強，而名義上仍統轄崇明的太倉州至此本身也為上海所吸附。

上海驟然繁榮是基于西方工業基礎的，輪船的競爭也使沙船業迅速破產，昔日三大船幫之首的崇明至此一蹶不振，不少人在上海淪落為乞丐。

上海航海博物館的沙船模型

1920年代，張謇在上海看到黃包車夫，十之八九都是操崇明方言的“通崇海啟人”，在那個時代，崇明人到上海多數都已是無產者。至今流傳下來的俗話說“到了吳淞，忘了祖宗”、“喝了黃浦水，害了后半世”，這些話中流露著一點辛酸和故作輕松，以及對上海這個令人目眩神迷的大城的艱難認同。

由于江海隔阻，崇明人對上海興起的反應比江南各縣要慢一拍。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甲午戰爭后的兩件事：1895年崇明、吳淞間設置江底電線，始通電報；1896年滬崇間始辟客輪航線，“海珠”號首航成功，取代了原先的沙船。

這對崇明與上海之間的連接所起的作用，是不難想象的。尤其是滬崇直航，本身就是受崇明人前往上海謀生者日漸眾多的需求驅動，又反過來促進了這一需求。1907年，鄉紳王清穆集資創辦崇明第一家輪船公司——朝陽輪船公司，由上海求新造船廠承造“朝陽輪”一艘，載重200多噸。

由于新式輪船投資不高、行駛平穩便捷，在民國初期很快成為江南市鎮之間主要交通工具，正如包偉民所言，新式輪船的發展，“使得本區內地市鎮有了一個快捷有效的交通工具，加快了市鎮與外部世界之間在信息、人員、金融、貿易方面的聯系，使之平添了許多近代氣息。在許多地方文獻記載中，都把汽船的開通視作本地風氣變異的一個分界線” 。

更晚一點到1922年，堡鎮地區開始用自動電話。從這一時期開始，崇明的對外交通基本上都轉向上海（起初主要是與吳淞，因此吳淞一度占據崇明人對上海想象的中心），而與太倉、南通方向的聯系都衰落、甚至切斷了。值得注意的是，新式輪船和電報電話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現代性體驗。

雖然這些航線有時仍容易阻斷，時至今日也不免受到天氣因素的影響，但重要的是：上海碼頭至此成為絕大多數崇明人離島后的第一站，他們從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出來，在此受到的沖擊是可想而知的。

現在甚少看到當時崇明人對上海體驗的感言，不過至少在方言中留下了痕跡。崇明由于孤懸在外，方言比較少受外界影響，逐漸成為吳語方言的一種代表性方言，與它歷次隸屬的南通、蘇州、太倉、上海方言均有不同。

42卷本《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
其中吳語8種（8卷），崇明方言也是其中一種

按照中國方言的一般規律，由于政區內部的交通、政治、經濟、文化的密切接觸，各縣方言往往不自覺地向州府治靠攏，例如上海方言在元明時推重嘉興話、清時尚蘇州話，現在上海話的地位，是晚清民國后才形成的。

崇明話的孤立狀況也是到了與上海密切聯系后開始有所轉變。崇明話與上海話同屬吳語，雖然差別較大（上海人往往聽不懂崇明話，但崇明人一般都聽得懂上海話，這也可見語言霸權之一斑），有些詞匯是吳語共有的，例如“白相”（玩），但上海話中另一些詞匯，一般認為是自英語而來，例如“噶三戶”（閑談，gossip）、時髦（smartly）、盎三（差，on sale）、 水門汀（cement）、混槍勢（chance）、司必靈鎖（spring）、茄門相（沒興趣，German）、紅派司（證件，pass）、等；這些無疑都是在上海形成而后引進到崇明話中來的日常用語。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些上海話詞匯如“老克拉”（class）、“司的克”（stick）、“白脫”（butter）卻不見于崇明話，蓋因這些多見于上流社會，引入崇明亦無處可用。

3

隔著一條長江

1958年，崇明正式劃歸上海管轄。 不過長江兩岸彼此間的陌生感實際上仍未消除。 同年，農村人口被禁止移居上海等城市。

1995年我上大學，第一次參加上海同鄉會，被問到：“你是哪個中學畢業的？”我答“崇明中學”。對方怔了一下：“崇明中學在哪里？崇明路？”旁邊一個大概是虹口區的人笑：“崇明路只有小學。”我有些尷尬，說：“在崇明縣啊。”他錯愕了一下，繼而又低聲問旁人：“崇明也屬于上海的？”

我從小長大的環境中，所謂“上海人”一詞僅指上海市區的人，并不包括郊縣如崇明，一如臺灣或科西嘉以“大陸人”概括指本島以外的本國人。當然這種含義的差別在上海各郊縣都多少存在，它們的方言也與上海話有細微差別，只不過在程度上沒有那么深，因為崇明在交通和經濟上被容納入上海的程度最低。

崇明南門港的白鷺

上海與崇明的交流自1840年后的一百多年內，通常都是單向的：大批的崇明人乘船離島，前往彼岸的大城市，這是崇明人口增長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長期以來，上海對崇明的作用，吸納多于輻射，至今猶然：每年畢業的崇明年輕人，多數前往上海找工作，高中我們班上45人，除了三人回島，剩下絕大部分在上海。

在這期間唯一的一次大規模對流，則是文革期間下鄉的知青。上海周圍郊縣，除了奉賢、南匯有幾個農場外，其余2/3的農場都集中于崇明。這些農場屏障于崇明北部新圍墾出來的土地上，形成一個連綿的地帶，其行政關系隸屬上海市農場局，而非崇明縣。

農場的運作和在西雙版納、黑龍江等地一樣，大多與本地人截然分開，“不與群眾爭地”，但也因此獨立于一隅，生活管理等方面均與周圍農村不同（例如農業機械化），仿佛殖民地。

知青對崇明的回憶多數都記得那片土地“荒涼得無法置信”，他們傷感而美好的青春期，那里的辛勞與田園風光，淳樸的老鄉，以及多少有點好笑的崇明話（這是上海獨腳戲里一個長期的諷刺對象），最后，“青春無悔”。

崇明當時是上海的北大荒，簡直不像是上海的地方，長江中的長興、橫沙二島也同樣荒涼 。 知青下鄉，與崇明人之間的溝通并不多，尤其在不靠近農場的鄉鎮，幾乎毫無影響。

不過既然來到島上，難免會有交流，而與崇明人通婚者，即使不多，也有一些案例——在我成長的環境中也有接觸到過，不過大多數上海人數十年后仍不會說崇明話，只是其子女多半已熟練了兩種方言。 大部分知青，到1980年代后都陸續返城。

崇明自劃歸上海后，四五十年內，基本處于“拋荒”的狀態，經濟狀況已落后于江北諸縣，崇明人之憤憤不平，大多由此。不過妨礙崇明對“上海人”這一身份的自覺認同的，主要的仍是歷史原因，這種難以言表的疏離感。 融合與真正認同感的形成，還是要有待于在交通一體化的基礎上文化心理的一體化，有待于新一代更有自信的人群。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