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虎嗅商業消費組

作者｜周冰

編輯｜周月明

題圖｜視覺中國

“如果在秘魯都賺不到錢，那就不用去別的地方了。”務秋這樣形容秘魯優越的營商環境， 1992 年，他以醫生的身份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后來又拓展了礦業、咨詢、媒體的業務，是秘魯當地資深華人。

務秋的形容或許不是夸張。

首先，秘魯的經濟增長率較高，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4-2028 年期間，秘魯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可能達到 3%，超過哥倫比亞、智利、墨西哥等國家，以及拉丁美洲的平均預期增長率 2.2%。

其次，拉美地區宏觀經濟最穩定的國家之一。雖然其在2016年-2022年間經歷政局動蕩，6年換了6任總統（正常是每五年選舉一次），但期間，匯率沒有太大變化，通脹也能得到控制，2024年，秘魯將連續27年保持年化通脹率一位數。

圖片來源：秘魯營商及投資指南2023/2024

另外，秘魯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外匯管制，對自然人或法人的外幣賬戶數量或資金匯出不加任何限制。

相較于南美其他國家，秘魯對中國人更親近。每條街道上都會有名為Chifa（諧音“吃飯”）的中餐館，1849 年首批 “契約華工”來到秘魯，到現在，有中國血統的秘魯人有近300萬，占全國總人口的約10%。

中秘貿易合作勢頭也愈發強勁：由于秘魯制造業的局限性，大多數日用品都要依靠中國進口，同一件商品價格往往是中國的2-3倍。截至2023年，中國連續10年為秘魯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第一大出口市場。11月，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在秘魯召開；同月，“一帶一路”項目錢凱港正式開港，秘魯和中國之間的航程將從 40 天縮短至 23天。

這些得天獨厚的條件，讓這個遠在 17000公里外的南美洲國家，成為越來越多企業出海的新選擇。

然而，藍海有變成紅海的趨勢。

“2016 年我來秘魯參加建材展，當時只有三家中國公司，而到了2023 年，這一數字已經增長到 200 多家。”南美十年外貿人 Cinda 告訴虎嗅。

但對更多人來說，秘魯仍然是一個陌生的國家。這個市場有什么特點？目前正在發生什么變化？還有什么潛力值得挖掘？本文將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松弛感=懶散？

鄒晗2014年來到秘魯，后輾轉于南美各個國家，目前主要從事南美進出口和南美外貿咨詢業務，為國內工廠出海南美提供平臺。提起最能代表南美人性格的場景，鄒晗一下就想到，前段時間她在玻利維亞乘坐纜車時，纜車下方飄來了音樂，當地人在開 party，她被音樂聲吸引，用相機記錄下了當時的場景——所有人都盛裝出席、音樂聲很大、啤酒很多，每個人都跟著音樂搖擺。

派對現場。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熱情、快樂、社牛比例非常高。”鄒晗這樣形容南美洲人民。

及時行樂，或許是許多南美人民刻進DNA的人生信條。

“我到現在都理解不了，為什么對總統選舉的關注度還不如一場足球賽。”務秋這樣調侃道。

當地中餐館老板這樣形容秘魯員工：如果他有5塊錢，他會用4塊錢去買酒，剩下1塊錢去買面包。許多秘魯人都沒什么儲蓄的習慣，當地貸款利率又高，人們傾向于即時消費，Cinda補充道。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秘魯人的及時行樂，恰能代表其消費強勁。CEIC數據庫顯示，平均來看，私人消費（也稱為居民消費或個人消費，是指個人或家庭在產品和服務上花費的開支總額）占秘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保持在60%以上，而在中國，這一比例只有不到40%。

從高比例的消費貢獻率中不難看出，秘魯人對生活品質的重視。比起一味地追求高薪的工作，一些秘魯人更愿意按時下班享受生活。

“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分得很開。比如有的人上班，會在襯衫里面穿球衣，一下班，脫了襯衫就去踢球了。”Cinda 告訴虎嗅，一些秘魯人下班之后是不接工作電話、不回工作信息的。

“他們對個人尊重的追求也更高，如果感覺到自尊心受損，他寧可放棄高薪的工作，也不會繼續留下來工作。”務秋說，他在當地有自己的咨詢公司，同時兼任診所醫生和當地專欄作家。

為了與當地員工建立良好的關系，一些中國公司會舉辦party，慶祝當地節日，與員工一起狂歡。“可能一些中國人覺得這有點耽誤工夫，但實際上非常必要的”務秋告訴虎嗅。

不加班、不內卷，可想而知，工作效率與國內肯定是沒法比的。在中國兩分鐘就能溝通完的事情，在秘魯要花半小時甚至一個小時。Cinda做的是建材市場的外貿，她告訴虎嗅，在國內僅需半年就能建成的房屋，而在秘魯，僅投標和采購階段就可能耗費一整年的時間。

也開始追求效率

但關于秘魯人是否懶散，一些人也持反對意見。

“像中國這樣高效的國家，全世界也沒幾個，所以不是他們效率低，只是我們太卷了。實際上，秘魯人已經稱得上勤奮了。”鄒晗說。

以通勤為例。

在秘魯，大多數人無法負擔市內的生活成本，不得不選擇住在郊區。

秘魯總人口約為 3400 萬，其首都利馬作為一個超級大都市就集中了約1200 萬人口。

這里的生活成本高昂：飲食方面，在市內，一頓普通的工作餐就要 30索爾（約60元人民幣），在市中心的金融街，更是高達50索爾（約100元人民幣）；居住方面，其市中心一套普通的兩室一廳，月租金要1500索爾（約2900元人民幣），而在富人區，同樣的房子租金將高達3700索爾（約7200元人民幣）。

“但秘魯的法定最低月工資為 1025 索爾（約2000元人民幣）。工薪階層，比如服務員，工資只比最低薪資高一點，約為2000-3000元人民幣。一個普通白領，月工資也不過 2000-3000 索爾（約為3900-5800元人民幣）。”鄒晗告訴虎嗅。

生活成本和收入的差距，令許多人不得不選擇遠住郊區，這也意味著較長的通勤時間。

利馬的公共交通系統比較落后，上班族們更多是通過換乘“又擠又破”的巴士來通勤，利馬又被稱為“堵城”，單程通勤時間花費兩三個小時是常有的事。有的人住得遠，甚至四五點鐘就要起床。

但在這樣糟糕的通勤條件下，大多數秘魯人還是能做到全勤，比如務秋公司的員工，80%以上的員工都能拿到全勤獎。從這個角度來看，實在很難用“懶散”去形容秘魯人。

而且，秘魯近些年的飛速發展，也倒逼當地人加快生活節奏，開始追求效率。

2014 年，鄒晗初到秘魯時，海關工作人員一邊悠閑地聽收音機，一邊接待了她。現在看，這種情況顯得非常荒謬，海關效率已大幅提升。

“尤其疫情之后，我能明顯地感覺到南美的社會壓力在增大，錢更難賺了，他們的生活節奏也快了。”鄒晗告訴虎嗅，就連她常吃的餐館都因為追求效率變得難以下咽。

僅僅疫情兩三年期間，秘魯就迅速普及了移動支付。也是在近一兩年，南美大街上的大爺大媽都刷起了 Tiktok。

“與十年前相比，盡管秘魯人依然享受生活，但人們臉上的笑容明顯變少了。”鄒晗說道。

信任度低令秘魯人變謹慎

人們對于秘魯乃至整個拉丁美洲，總會有一些刻板印象：熱情松弛同時也等于隨性。

但跟秘魯人打交道，許多人都會有一個明顯的感覺：他們太“講原則”了。

“他們性格很‘軸’，對規則的執著到了近乎固執的地步。”Cinda說。

她舉了個生動的例子：當她試圖給一位員工加薪，卻因為公司流程暫時受阻時，她提議以“加班費”的形式發放這筆錢。然而，員工卻堅決拒絕，他們只接受通過公司漲薪流程后發放的錢。Cinda認為，秘魯人不懂得變通，也是工作推進緩慢的一大原因。

“當地人的循規蹈矩不完全是性格原因，也與當地略顯割裂的法律環境有關。”當地中資企業的法務經理楊律提供了另一種視角。

一方面，秘魯曾是西班牙殖民地，深受西班牙大陸法系的影響。獨立兩百多年來，其法律體系在借鑒西班牙的基礎上，根據自身情況不斷調整，相對來說，已經發展得比較健全和完善。兩百多年的法制史，讓當地許多公民的法律觀念比較強。

但另一方面，堅持原則和規矩，也是因為這里騙子較多，倒逼出了秘魯人的謹慎。

鄒晗再三強調，千萬不要輕信秘魯人的承諾。她初到秘魯時，帶著國內“先付定金，再付尾款”的交易習慣，從當地人手中購買驢皮。對方看起來憨厚樸實，也信誓旦旦地承諾15 天內肯定交貨，但是實際上，賣家一收到定金，轉眼就消失無蹤了。

“我住的一條街上就有十幾個公證處，即使只是租個房子，秘魯人也會帶著租房合同去公證處公證。”楊律告訴虎嗅。

正常交易中，雙方簽合同后按約定付款。但一些秘魯人會選擇更加謹慎的做法，比如說，其中一方會要求在公證處等著，一定要看到對方銀行流水單才肯在合同上簽字，更有甚者，不相信銀行流水單，必須看到錢到賬才可以。

在秘魯做生意，前期獲取信任的成本比較高。秘魯客戶會投入很多精力去考量一家公司信譽、財務狀況、業務歷史和成員個人背景。

“不太容易建立信任，但好處是，一旦建立之后，用戶粘性比較高。”鄒晗告訴虎嗅，“因為對客戶來說，要換合作方成本太大了。”

要建立信任，見面必不可少，相比于傳統外貿通過郵件與客戶聯系，直接常駐秘魯、與客戶處成朋友顯然更有優勢。

外貿變卷

十年前，Cinda 代表公司開拓南美市場，那時這里是名副其實的藍海。

“公司只派了我一個人，我第一站先來到秘魯，后來又陸續開拓了厄瓜多爾、智利、哥倫比亞、巴西等國家的市場。總之去哪個國家都行，當時很少中國企業注意到南美市場，每個國家都有待開拓。”Cinda 告訴虎嗅。

Cinda彼時的公司主要做建材外貿，定位為中高端，主要競爭對手是歐美品牌。在中東、東南亞等市場，她們的產品通常需要以折扣價銷售。然而，在秘魯市場，即使以原價出售，產品價格依然能比同等的歐美品牌便宜30~40%。

從2013年到2019年，Cinda成功將公司在南美的業務從無到有，發展到公司全球市場前三的位置。2019年，她選擇離開公司回國，并在疫情開始后決定留在國內創業，同時也陪伴家人。

2015年，Cinda與秘魯客戶的合影，圖上最右側為Cinda。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然而，當她在2023年重返秘魯時，卻發現外貿市場已經變了天。

2016年，她參加的秘魯建材展會上僅有三家中國公司參展。到了2023年疫情后的首屆展會，中國公司的數量竟然激增至兩百多家。鄒晗也見證了類似的增長，她注意到2019年參加的汽配展中中國公司還寥寥無幾，而到了今年，中國公司已經占了參展公司的一半。

展會只是一個縮影，中國人正全面進入秘魯市場。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16年至2023年的8年間，中秘貿易年均增速高達14.6%。

務秋觀察到，近年來進入秘魯的中國商人群體正在發生變化。以往，大多數中國人來秘魯是為了投奔親戚或經營小本生意。然而，現在越來越多的財團、家族企業，帶著雄厚的資金來到秘魯，投資于各個領域，這些家族企業可能控制著從生產到銷售的整個產業鏈。顯然，新一波進入秘魯的中國人實力更雄厚了。

涌入的中國人正將藍海轉變為紅海。

2014 年，鄒晗跟隨一家摩托車配件公司地推時，商家還以新奇的眼光打量他們，圍上前詢問產品，成交率不低。但現在，同一家商家已經見過太多中國商人，面對推銷，已學會簡單利索地問“是工廠嗎？有價格優勢我們再談。”

在貿易領域，過去，外貿人員才會負責在海外尋找客戶，而現在，源頭工廠直接出海，跳過中間環節，親自參展對接客戶。前述建材展上的兩百多家中國公司，其中大部分都是工廠。

工廠出海造成的結果是價格更卷了，外貿公司的利潤空間大幅壓縮。Cinda向虎嗅透露，南美建材外貿的利潤率在過去十年間從30%縮水至5%。

Cinda意識到，要在外貿領域繼續發展，必須另辟蹊徑了，她開始轉向技術含量更高、利潤更豐厚、更小眾的賽道發展。

Cinda的故事是一個典型的出海人不斷適應和創新的例子，市場變化不停，但總有機會留給那些愿意探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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