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三十多年來與《文學遺產》的交往，可以說筆者每篇在《文學遺產》上發表的文章都是筆者一部專著中最重要的章節。《晉宋地記與山水散文》是《中國古代山水游記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一書中最重要的一章，《周貞亮文選學與駱鴻凱文選學》是《現代文選學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一書的重要一章，《文選成書考辨》是《文選成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一書中最為重要的一章，《敦煌本文選李善注研究》是《文選版本、注釋綜合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章。

一、北朝山水散文的代表是《水經注》嗎？

1989年秋9月初，我借調青島海洋大學（今中國海洋大學）。臨行前，我向《文學遺產》編輯部投寄了《晉宋地記與山水文學》一文。

在青島海洋大學的一個學期里，除了教書，我常去海邊看書。這是我第一次有這么多空閑時間獨處海濱。當年的青島海洋大學僅有小魚山一處校區，離海濱特近。每天除了上課，靜靜坐在海濱長椅上，看書，看海，非常愜意。1990年1月12日，我結束了在海大的借調，踏上西去的列車，返回開封。

回到開封，立即去學校拿回了擱置一個學期的信件。其中有兩封《文學遺產》來函。第一函寄自1989年11月，告知《晉宋地記與山水文學》已被采用，要求速寄簡歷。此時離我寄出稿件僅僅兩個月，我特別驚訝《文學遺產》編輯部反應如此迅速。第二封是12月，再次催寄簡歷。當天我就回了函。說實話，在青島的一個學期我幾乎忘記了這篇文章，也沒有交代同事關注《文學遺產》編輯部的來函。因為我認為，在《文學遺產》這樣頂級的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刊物上發一篇文章，對當時的我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只是嘗試一下而已，有期望，無幻想。

1990年第1期《文學遺產》如期刊載了我的這篇文章。此文的兩個基本觀點是：第一，晉宋地記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山水意識的演進。袁山松的“知己”說已經遠超美學界公認的宗炳的“暢神”說，成為晉宋時期中國美學理論的關鍵詞。盡管宗炳的“暢神”說至今在中國古典美學研究界仍占據主導地位，拙文的觀點至今未得到中國古典美學研究界的認可，但袁山松遠超宗炳依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知己”代替“暢神”依然可期。第二，“北朝散文”的代表作之一的《水經注》中最為文學史家稱道的山水散文來自晉宋地記。晉宋地記中的優秀山水散文是魏晉南北朝散文的巔峰之作，是中國古代山水游記的重要淵源，《水經注》只是匯集了南朝地記的山水散文，絕非酈道元的原創。本文的觀點在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八章《魏晉南北朝的辭賦、駢文與散文》中被引用。袁本《中國文學史》明確宣布：“知己說對于山水之美作為審美對象的確立意義重大。”對于知名度最高的三峽美文，袁本全文摘引，并注明此文源自盛弘之《荊州記》。袁本《中國文學史》是當下引用筆者《文學遺產》此文最為規范的文學史，編者明確加注，說明這一觀點參見作者《文學遺產》1990年第1期的文章。全面吸收筆者《文學遺產》此文內容的是黃卉《中國文學史》第六章《魏晉南北朝辭賦、散文與駢文》。黃本《中國文學史》專列《山水散文》一節，詳細摘引了本文的重要觀點。惟一遺憾的是黃本《中國文學史》未注明這些觀點的出處，這可能受這部文學史的體例所限。

這表明，今天中國大陸部分文學史已經承認了晉宋地記中山水散文的成就，并在“北朝散文”中予以介紹。當然，今天的《中國文學史》未采納筆者此文觀點者仍然不少。教育部推薦高校使用的某些頗有影響的《中國文學史》，講述北朝散文時仍沿用舊說，對《水經注》的解讀了無新意。《中國文學史》的任務是向本科學習的學生介紹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史。學習《中國文學史》學子中的絕大多數終生不會再觸及“北朝散文”。他們也許會認為，他們學習的《中國文學史》是符合文學發展實際的結論。因此，編纂一部能夠反映文學創作實際的《中國文學史》絕非兒戲。對學界研究的不到位產生的失誤將會不斷地得到修正，對學界已有成果的視而不見則是一種不負責任。個人的無知只是一種遺憾，向莘莘學子描述一個不正確的文學發展史則是一種戕害。多多關注《文學遺產》，也許會幫助我們彌補《中國文學史》編纂者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現狀的盲點。

此文發表時，我只是河南大學的一名普通講師，學術圈內完全無人知曉王立群其人，沒有任何著名學者舉薦，不是國內任何中國古代文學名師的弟子，僅僅是河南省屬院校的一位默默無聞的教師。但《文學遺產》以最快的速度發表了這篇論文。此文從寄出到刊載僅僅6個月！它顯示了《文學遺產》只惟質量不惟資歷、只惟學術不惟名分的良好學風。這種良好學風讓我異常感動。它帶給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界的正能量巨大而深遠。當我們慨嘆時下中國學術風氣的某些不足時，亦深深為《文學遺產》學術惟上的風氣擊節贊嘆！

雖然此文參評當年的“河南省社科獎”時連最低層級的三等獎也未獲得，但我仍為《文學遺產》能如此迅速地發表此文感到亢奮。多年后，劉躍進在其《走向通融》一書中評論筆者《中國古代山水游記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之《晉宋地記與山水散文》一章時說，“此文曾作為單篇論文在《文學遺產》發表，得到了學術界的好評”。一個人得到社會的認可極為困難，一種學術觀點得到學界同行的認可同樣非常困難。得到認可叫幸運，得不到認可叫正常。

這篇文章的寫作受到兩個方面的巨大影響。

一是讀書。1979至1982年讀研期間，我無意中發現了《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唐宋類書中有關山水散文的文獻非常豐富。唐宋類書中保存下來的這些山水散文有兩點可貴之處。一是山水描寫的文字非常漂亮，遠勝被學界過度關懷的魏晉南北朝山水詩。二是晉宋地記中的山水散文是魏晉南北朝散文的真正代表。各種《中國文學史》論及“魏晉南北朝散文”時總拿《水經注》說事。其實，“魏晉南北朝散文”就原創性而言和《水經注》的關系確實不緊密。《水經注》有酈道元獨創的山水散文，但是，該書幾乎所有代表性的山水文字皆緣自晉宋地記。《水經注》的貢獻在于：由于酈道元注《水經》時廣泛吸收晉宋地記中的山水散文，使得這些不受時人重視的山水散文得以廣泛傳播。創作者值得大力稱許，傳播者值得隆重嘉獎，它們共同創造了輝煌的魏晉南北朝山水散文。但是，無論如何不能讓傳播者取代創造者。這一點，你懂的！

二是閱讀《文學遺產》。為了解學界對晉宋地記的研究情況，我系統閱讀了上世紀80年代10年間的《文學遺產》。這次大規模的閱讀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我寫作學術論文的一次系統學習。它讓我熟悉了《文學遺產》刊文的學術水準，學會了多種論文的寫作方法。后來，我在指導碩士生、博士生時，要求學生大量閱讀《文學遺產》成為一門必修課。而且，這次大規模閱讀讓我發現了1985年第6期署名弢甫的《〈水經注·江水注〉巫峽那段非酈道元作》的短文。

這篇短文用大量文獻證明：因入選中學語文課本而廣為人知的《三峽》一段美文出自南朝盛弘之的《荊州記》。這一結論與我的研究高度一致，雖然此文僅限于《水經注·江水注》有關三峽一段文字來自晉宋地記的考證，但給我的啟示多多。

為了徹底弄清《水經注》與南朝文獻的關系，我研讀了楊守敬、熊會貞的《水經注疏》，并將其中四個字以上描寫山水的文字全部摘錄出來，并一一查證其出處。這項基礎性的文獻工作讓我明白：《水經注》不僅全盤吸收了晉宋地記中的山水散文，而且對北朝散文中的山水散文也照單全收。法顯《佛國記》僅有一處山水描寫：“于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這37字被全文收入《水經注》卷一的《河水注》中。酈道元為寫作《水經注》可謂廣取博收，殫精竭慮。

更有趣的是，唐人柳宗元《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二句神來之筆，出自《水經·夷水注》：“夷水又經宜都北，東入大江，有涇渭之比，亦謂之佷山北溪水。所經皆石山，略無土岸。其水虛映，俯視游魚，如乘空也，淺處多五色石。”一些名氣很大的《中國文學史》寫到了此點，因為明人楊慎早已發現了這一現象。但是，因為楊慎不了解《水經注》與晉宋地記的關系，因此，文學史的撰寫者亦不知道《水經·夷水注》的文字實出自晉人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記》：“大江清濁分流，其水十丈見底，視魚游如乘空，淺處多五色石。”（《太平御覽》卷六“地部”之“江條”）

多么清晰的傳承關系！多么精彩的傳承范例！

可見，魏晉南北朝山水散文真正的“王者”是晉宋地記。

二、《文選》到底是怎么編纂的？

說起《文學遺產》，讓我記憶很深的除了《晉宋地記與山水散文》外，另外兩篇都是有關《文選》的文章。

《文選》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文章總集，雖然今天的讀者大多已不知道何謂《文選》。但是，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界，大家都知道《文選》，而且還知道有“選學”。那么，這么一部名著的編纂者是誰呢？

這一問題，國際《文選》學界著實火了一把。

上世紀八十年代，伴隨著改革開放，日本學者的《文選》研究開始進入中國大陸。日本學者清水凱夫的“新文選學”迅速在中國大陸流行開來。清水先生的“新文選學”的核心觀點是：《文選》真正的編纂者是劉孝綽。這番雷人之語立即激起千層巨浪。當時中國大陸的不少《文選》學研究者都將清水的觀點奉為真經，“清水熱”沖擊著整個大陸《文選》學界。這一熱潮于1995年鄭州大學主辦的“《文選》學國際研討會”達到了頂峰。清水的發言，對清水的盛譽，成為這屆《文選》學國際研討會的大熱點。

看看拙作《現代文選學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一書，即可知道清水的觀點在當時的中國大陸學人中多么有市場。當然，反對者亦不乏其人，早在1993年，顧農在《與清水凱夫論文選的編者問題》（《齊魯學刊》1993年第1期）已經批評了清水的觀點。

1999年力之在《文學評論》該年第1期發表《關于文選的編者問題》，再次批駁了清水的觀點。明確指出——《文選》是昭明太子蕭統一人編纂的：“他完全可以憑借一己之力編撰《文選》，他是依靠前人的幫助來完成這項偉大工程的。”所謂“前人的幫助”則是此前摯虞的《文章流別集》。力之在后來的系列文章中堅持了他的觀點。力之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力之的觀點僅是一種推論，力之尚未從《文選》自身尋找蕭統如何利用“前人的幫助”。

當時，不少中國大陸學人對清水的觀點表達不同意見時亦受到清水凱夫的影響。如秦躍宇《詩苑英華與文苑英華——也論文選的編者問題》（《山東師大學報》2003）、《劉孝綽與文選研究》（《重慶師院學報》2003）。

筆者此間發表了《或然與必然——關于文選研究的斷想》（《河南大學學報》1997）、《文選成書研究中的邏輯誤區》（《周口師院學報》2003）、《文選成書時間研究》（河南大學學報2004）等系列文章。這組文章的主要觀點是：“在《文選》編纂研究中，學界特別重視帝王、諸王在歷史上編纂典籍的情況，或以此證明帝王、諸王編書僅掛其名，不操實際編務；或以此證明帝王、諸王編書并未竊他人之成果而自署其名。二者持論相反，其實，二者的邏輯思維并無二致，皆視或然性因果為必然性因果。因為，無論歷史上的帝王、諸王編纂典籍是否署名，其實，都與《文選》的編纂無必然性聯系。即使將研究更深入到蕭統的著作中去，論證出蕭統的某些著作，如《古今詩苑英華》為劉孝綽編，亦不能必然地斷言《文選》亦為劉孝綽所編。因為，二者同樣不具備必然性。”

對于這場中日學者的論戰，《文學遺產》沒有置身事外。《文學遺產》2003年第1期發表了筆者的《文選成書考辨》。該文是此期有關《文選》成書研究中一篇用功較深的文章。此文列舉了大量《文選》內證，說明《文選》為再選本而非初選本。關于《文選》是再選本的觀點非本人首創，但是，列舉大量《文選》內證證明《文選》是再選本則是筆者本文的用力之處。

第一，《文選》中不少作品據其注文可知已為晉人摯虞《流別集》、李充《翰林論》與宋人劉義慶《集林》所選。第二，《文選》中尚有部分作品的篇題與其別集之篇名有別，此當為《文選》據總集選入而非據作者別集選錄之力證。第三，《文選》中某些作品在原作家別集中本有序文，但是，《文選》收錄此類作品時未收原序。第四，按《文選序》“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之言，《文選》中作品排列順序當依作者卒年為序。但是，今本《文選》編次中尚有少數作品順序誤倒。

通過《文選》自身的大量內證，《文選》中絕大多數作品是從前人已經編纂的總集中選錄的事實得到了認定。如此，熟悉前代文章的蕭統即可憑借前人的總集編纂《文選》，一部再選本的工作量無論如何遠低于初選本。如果《文選》從前代總集選錄名作的編纂過程得到認可，那么，《文選》的編纂者、《文選》的編纂時間等一系列問題亦都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決。

20年回首，再看《文學遺產》發表的這篇文章，此文強調《文選》為再選本說仍有其很大的合理性。當然，《文選》除了多數篇目選自前代總集外，還有部分篇章是選錄的其他名篇。《文選》當是再選本與初選本的合編。

對這樁公案的探索，《文學遺產》功莫大焉！

三、敦煌本《文選》的價值在哪兒？

敦煌本《文選》的發現與研究是上世紀與本世紀初《文選》研究的熱點之一。研究者對此發表了大量論文。

為什么敦煌本《文選》如此受學界重視？

因為敦煌本殘卷P.2528，即《文選·西京賦》卷尾書寫了“永隆二年二月十九日弘濟寺書”十三個字。這十三個字書寫的時間對李善注研究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它距李善《上文選注表》的顯慶三年（658）僅有二十三年，距離李善辭世的高宗永昌元年（689）尚有八年。所以，這個殘卷是李善在世時的抄本，從理論上講它距李善注本《文選》的原貌最接近，距李善注的原貌亦最接近。因此，據此本討論李善注的原貌，探討李善注初注本《文選》的原貌，應當是最有價值的版本。

但是，這些探討的基礎是：敦煌本殘卷《西京賦》必須是《文選》李善注本。

敦煌本《西京賦》殘卷是李善注本《文選》嗎？

學術界有爭議，而且爭議很大。有爭議怎么辦？擺事實，講道理。

《文學遺產》2013年第4期發表了筆者的長文《敦煌本文選李善注研究》。此文被置于本期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本期第一組論文的首篇。這是《文學遺產》多年來第一次發表一組《文選》研究論文，非常罕見。拙文置首，顯示了編者的考量與厚愛。

拙文很長，占了本期12個整版的寶貴版面。如此長文對敦煌本《文選》研究的這樁公案能說點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兩點：一是永隆本《西京賦》是李善注《文選》，二是敦煌本《文選》殘卷的價值在于它是《文選》李善注研究的預設起點。

為什么說永隆本是李善注《文選》呢？

第一，永隆本卷末明確標明“文選卷第二”，文中有“善曰”，在當下無法知曉李善本原貌，此本又與今傳《文選·西京賦》大體一致的前提下，承認它是李善注本更合適。

第二，永隆本卷末書寫年月只說明此抄本非全本抄寫。記寫年月只起一個頁碼作用，目的是防止順序脫漏，與底本為何本無涉。

第三，永隆本寫手或為寺僧，或為寓居士子，基本保存了李善注本原貌。

因此，永隆本應看作是李善注《文選》。

這些話是對學界關于永隆本是否為李善注本的一點補充。

確定了永隆本為李善注《文選》就為另一個重要問題確立了前提：李善注的注釋特征。討論敦煌本《文選》李善注的特征，必須兼顧今傳敦煌本P.2527殘卷與今傳敦煌本P.2528殘卷在注釋體例上的較大差異。

先看P.2527殘卷。

第一，此卷多遵“已見”例。第二，此卷注文標“臣善曰”以別于他家之注。第三，正文之中皆無加音注者，注文中音注亦稀。第四，此殘卷幾乎沒有今存刻本中的解說性文字，字書與舊注也較刻本為少。第五，殘卷注文引舊注之例。

再看P.2528殘卷。

第一，不遵“已見”例的情況比較常見。第二，引用舊注之例與P.2527卷同。第三，李善自注之例。

比較P.2527和P.2528兩件敦煌《文選》李善注可發現，同為敦煌寫本的李善注在整體注釋上有較大差異。P.2527注釋相當簡略，體例相對嚴謹，一般不作多余解說，以引典為主。P.2528《西京賦》已多自亂體例之處，不遵已見例較常見，注釋較前者已走向繁富，并有不少解說性文字出現。但是，將兩種敦煌本《文選》殘卷放諸整個李善注的變遷史中，兩件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可以作為李善注的起點來使用的，作為共同起點的特征就是二殘卷所反映的注釋體例。

第一，敦煌寫本是《文選》李善注研究的起點。任何研究，尤其是對發展演變的描述，首先也必須確立一個起點，這個起點的確立往往是在對其形態的追溯中所能達到的終極。敦煌《文選》殘卷寫本，對于李善注《文選》的研究有資格充當這種角色。

第二，敦煌殘卷是研究李善注《文選》的依據。它最大的價值在于：它以一種明確的文本方式提供了可以繩墨與規矩后來版本的體例原則，因此對有限的殘存文字中提取的體例越全面準確，對后世版本考察的依據就越多，就愈加可靠。這些標準作為依據的功能無疑遠遠超過了有限的文字的比對校勘，盡管文字的校勘也是非常必要與必須的。文字差異是千差萬別的，而當非一人所抄的敦煌本引書注釋體例卻并非巧合的相當的一致，雖然有兩個年代不可確知，但《西京賦》卻明書永隆年。退一步講，敦煌本殘卷即使與李善早期注釋本有別，其差異程度也不會大于后世刊本，甚至可以視為李善注形成過程的重要環節，從而能夠更加清晰李善注的演化。這是作為依據的敦煌本的理論支撐。

第三，《文選》李善注在其流傳過程中經歷了一個由簡至繁的歷史過程。

從整個李善注本的寫刻歷史看，李善注經歷了一個由簡至繁的過程，這就是筆者對李善注進行研究的內在理路與預設。

這篇在《文學遺產》上發表的文章是筆者《文選版本、注釋綜合研究》一書中的一章，也是考察整個李善注演變史的起點。

回首三十多年來與《文學遺產》的交往，可以說筆者每篇在《文學遺產》上發表的文章都是筆者一部專著中最重要的章節。《晉宋地記與山水散文》是《中國古代山水游記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一書中最重要的一章，《周貞亮文選學與駱鴻凱文選學》是《現代文選學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一書的重要一章，《文選成書考辨》是《文選成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一書中最為重要的一章，《敦煌本文選李善注研究》是《文選版本、注釋綜合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章。

在《文學遺產》創刊七十周年之際，謹以此文表達本人最真摯的祝福，祝愿《文學遺產》創造出更大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