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毅超

隨著特朗普的二次勝選，各方勢力已經開始對本次選舉的成敗進行反思和批判。這種反思是否有效，往往依賴下次選舉結果而定。從出口民調看，特朗普在年輕男性、少數族裔等群體上都取得了明顯進展。民主黨支持者的平均收入也超過了共和黨，一定程度扭轉了后冷戰以來關于兩黨代表群體的認知。

民調第三次對特朗普的支持率出現一定程度的低估，搖擺州的低估還可以用誤差范圍內進行解釋，但深藍州的大幅度紅化超出了絕大部分民調機構的誤差范圍。

自2016年以來的變化究竟是特朗普個人的領袖魅力還是美國深層次的結構改變一直是各路人馬議論不休的問題。毋庸置疑的是，在本次選舉中，文化戰爭，或者說覺醒戰爭已成為難以撼動的政治焦點。萬斯極具攻擊性的“無孩愛貓女孩”是這場戰爭激烈程度的象征性表現。特朗普第二任政府的人員提名上也顯示出強烈的“反覺醒”議程傾向。

本文認為，這場文化戰爭可能難以用階層或者經濟形勢這樣的單一視角進行解釋，甚至單純采用進步-保守這樣的對立框架也不足以解釋問題的全貌。這場戰爭背后更有可能是進步自由主義和反進步自由主義之間的生存性競爭。兩者難以調和的結構性訴求將導致文化戰爭成為下一個十年美國政治的斗爭重點。

“笨蛋，問題是文化”

文化戰爭是一個近年來在政治空間被廣泛提及的議題。這一議題囊括了性別對立、LGBT權利運動、批判性種族理論在內的一系列話題。它甚至衍生到諸如家長還是公立學校決定孩子的教育內容這樣的細節問題。這直接導致兩黨對美國教育體制的意識形態控制權被推上臺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幾乎人人都在不自覺地參與這一問題，但覺醒戰爭本身的合理性問題，或者說是否是一個真正的問題，在學術和政治層面依舊存在廣泛爭議。

撇開傳統保守主義者不談，相當多數的主流建制派在這一問題上存在兩種壓倒性的觀點。其一是承認現象存在，但認為問題不在于文化沖突本身。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更多認為，資本或者經濟形勢的結構性差異才是導致現象出現的深層原因。女權主義者更傾向將問題的深層沖突歸咎為父權制社會。這種觀點基本由較為體面的民主黨支持者所持有。

第二種觀點顯得更為激進，也更為黨派性。這種觀點認為差異現象本身可能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他們試圖指出，特朗普在2024年所獲得的男女支持率差異甚至比2020年更小。現象本身只是數據的隨機波動，或者群眾的一時興起。文化戰爭被視為共和黨故意創造出的政治議題，丑化進步主義的形象。

這些解釋都有自身合理性的成分。正如筆者一開始所指出的那樣，覺醒戰爭囊括了復數的解釋維度，任何意識形態皆可從中截取自己想要的片段。不過上述這些傳統觀點很難解釋后冷戰時期一些新趨勢的長期變化。這尤其體現在特定群體的意識形態偏好上。

比如，在本次大選中，特朗普的男女支持率差異比上一屆略有縮小，但在18-29歲之間，男女之間的支持率差異卻在不斷擴大。在男性大量轉投特朗普的情況下，該對照組61%的女性依舊選擇支持哈里斯，與上一屆對民主黨的支持只有輕微變化。

蓋洛普對男女政治觀點的長期調查可以作為進一步的佐證。從1999年開始，在18-29歲區間，自認為屬于自由主義的美國女性增加了12個百分點，達到了41%。相比之下，美國男性中自認為自由主義者的比例則基本沒有變化，僅為25%。

蓋洛普非常微妙地試圖模糊年輕男女的意識形態差異，而帶之以女性整體比男性自由化速度更快的結論。這無法掩蓋后冷戰時期男女意識形態日益擴大的現實，階級和資本也很難完全解釋年輕男女意識形態差異的擴大化。如果年輕男女真的都受到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資本的壓迫，那為何年輕男女的意識形態沒有出現同步轉向，反而越行越遠？除非我們進一步假設，新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本身暗含一種性別意識的許諾。

性別差異的顯著性可能正在擴大，LGBT群體的政治偏好則是無法忽視的證據。根據本次美國大選的出口民調顯示，88%的LGBT群體投票支持民主黨，這種忠誠度甚至超過了民權運動以來民主黨的堅定票倉黑人群體。如此強烈的忠誠顯然不能用單純的物質主義想法進行解釋。

LGBT群體中既有資本家、大學教授和律師這樣的上層人士，也有打零工的低收入者和大學生，幾乎每一個階層中都有他們的身影。這意味有一種決定性因素蓋過了經濟、民族、階級和國家之類的區別，促使LGBT群體不分階層地站在民主黨一邊。

對進步主義的強烈認同可能是最直接的答案。或者更準確地說，對進步自由主義的信仰是這些群體的最大公約數。無論是迪士尼對進步主義的強烈支持，還是今日生態保護運動與平權運動的公開結盟，都是覺醒群體深層次一致性的體現。用羅杰·斯克魯頓的話說，“環保主義近來傾向于從左派人士中招募人員，將生態正義作為全面呼吁社會正義的一部分。”

這些群體都統一在神圣的進步自由主義之下，在各個角落對現存社會提出挑戰。這種對進步自由主義的認同甚至壓過了其他一切因素，成為其中決定性的趨同力量。這種進步自由主義早已滲透進美國乃至西方社會的每個領域中。甚至資本都臣服或者討好這種力量，將DEI部門視為一樁有利可圖的事業。文化戰爭本身業已成為一個獨立的問題。它反過來將越來越多的其他問題支配其框架之下。如果套用比爾·克林頓當年那句經典的競選口號，那么“笨蛋，問題是文化”。

強迫的自由與正義

覺醒團體對進步自由主義的信仰絕非偶然。這種信仰背后暗含進步自由主義對覺醒團體的雙重許諾。一個經典的進步自由主義論證可以這樣描述——

第一，假定存在一個可以被無限還原的抽象個體觀念；

第二，國家、文化、性別、階級等一切要素皆為特殊性的存在，通過去除這些特殊性要素，得到近乎為空集的抽象個體；

第三，由于去除了一切特殊性要素，這些抽象個體是完全均質化的存在，用黑格爾的話說，不存在質上的區別，因而抽象個體之間是絕對平等（舉一個不精確的例子，這些均質化個體類似于流水線批量生產的機器人）。用最簡單的話，人都是人，所以人是平等的。

與觀念上的平等相反，人類現實社會呈現出不平等的現狀。進步自由主義認為這種實然層面的錯誤必須由應然糾正它。最終的糾正方式是賦予所有抽象個體實質上的同等自由或者權利。

這是進步自由主義賦予覺醒群體的第一個許諾。與主流群體相比，這些覺醒群體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進步自由主義告訴這些群體，只要你們是人，你們就應當享有和主流群體完全相同的自由；主流群體甚至需要讓渡更多特權才能彌補覺醒群體在歷史上所遭受的不平等。用羅爾斯的話說，給予最弱勢群體最大補助。

同時，由于抽象個體取消了一切特殊性，它也將一切的覺醒群體囊括了進去。甚至對重刑犯的寬容化也能用這種邏輯進行解釋。畢竟，重刑犯也是人，需要盡可能賦予其一切人的權利。在這一層面上，主張廢除死刑或者說反對刑事懲戒化的群體與其他覺醒團體之間的耦合不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情。

進步自由主義的經典論證存在許多爭議的地方。比如，徹底抽象化的原子個體本身可能是一個錯誤的假設。人一開始只能是一個具體的人，擁有自己的特定身份和認知，將應然置于實然之上可能是智識階層的某種傲慢。正如諾奇克經典的例子，張伯倫打籃球那樣，如果以抽象個體為基礎，那么應然世界可能根本無法在現實中運行。

筆者更偏愛諾奇克另一個例子。在這個例子中，諾奇克指出，如果他單純憑借自己的外貌打敗了其他競爭者，獲得了女士的芳心，那么按照羅爾斯的正義原則，外貌顯然是運氣的一部分，那么勝利者是否需要為失敗者提供補償？經典的羅爾斯主義者會反駁家庭不屬于羅爾斯所討論的政治領域。問題是，以今日的進步自由主義表現看，利用國家權力不斷控制家庭才是它一以貫之的方向，同性婚姻合法化和允許青少年跨性別都是不言自明的例證。

如果進步自由主義的許諾只停留在第一層，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容忍的。問題是，它絕不會停留于此。既然每個人都擁有理性，那么進步自由主義的理性推論不再是它自己的推論，而是所有理性個體都必須接受的結論。反過來說，任何不認同進步自由主義的人都是“理性缺陷者”。其中的潛臺詞不言而喻，進步自由主義需要教化或者消滅這些缺陷者。

在進步自由主義的“理性論證”之下是殘酷的理性霸權。這就是進步自由主義賦予覺醒團體的第二層許諾，即啟蒙的正當性。占多數的主流人群恰恰是這些精英們需要開化的蠻夷，需要強迫蠻夷接受“先進”的自由和正義。

在盧梭將道德良心灌輸進近代政治之后，智力上的優越性開始進化為道德上的優越性。讓蠻夷處于不文明的狀態是一種道德上的失職。或者用更為通俗的話說，既然進步自由主義是人類文明唯一的康莊大道，那么不帶領廣大民眾盡快走上這條道路就是坐視民眾承受更多的苦難。這不僅是不正確的，也不是一個道德的人應該忍受的事情。

當代動物保護主義者無非是更進一步，將動物也視為道德主體。對這些人而言，吃動物與食人無異，是一種道德上應該被強烈譴責的行為。在這種邏輯下，某些動物保護主義者甚至生態保護主義者的極端行為就不難理解。強烈的道德自豪感，或者說道德狂熱，成為驅使極端行為的強烈動機。

進步自由主義的雙重許諾，賦予覺醒團體進一步追求自身權利，甚至特權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它賦予覺醒團體道德和智識上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轉換為道德和理性的雙重狂熱。他們不只是要追求自己的權利，還要強迫其他人必須接受進步自由主義所賦予他們的權利。或者用斯特勞斯學派更為隱晦的角度解讀，進步自由主義就是個人欲望的放縱。

失語的主流

盧梭的道德良心是如何沿著康德-羅爾斯的路徑滲入今日的進步自由主義是一個宏大的學術問題，這里不展開討論。但盧梭的強迫他人必須自由則開啟了一條霸權自由主義的道路。這與盧梭是否是一個專制主義者無關，也與盧梭本人相對審慎的態度無關。正如康德不能阻止湯姆·里根將道德主體運用在動物上一樣，也如同羅爾斯不能阻止后世的進步自由主義將無知之幕運用在家庭上，盧梭同樣不能阻止強迫他人必須自由變成自由主義霸權。

道德與理性的雙重傲慢在實踐中的重要結果之一，就是系統性的話語霸權。相信絕大多數的非進步自由主義者都會有類似的經歷，一旦在進步自由主義的框架下進行辯論，反對者往往處于一種壓倒性的不利中。他的每一次辯護都可能陷入潛在的道德陷阱。進步自由主義的支持者更易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指責對手缺乏人道觀念或者道德同情心。反對者所依賴的常識和經驗則被解構和瓦解，變得無足輕重。

這種“說啥啥錯”的直覺并非錯覺。進步自由主義的話語框架內部沒有給予反對者公平的地位。與進步自由主義辯論，如同參加一場對手和裁判皆為同一方的辯論比賽；反對者在結構上天然處于不平等的地位。以進步之名，進步自由主義可以輕易地將傳統貶低為非理性的存在，從而削弱歷史的厚度，抬高自己抽象假設的可置信度。

特定意識形態所使用的語域本身也會產生語言上的壓迫效果。任何語言的使用都不是孤立的，它需要和其他意象聯系在一起，甚至意象之間可能不存在真正的聯系。正如鉆石恒久遠這句口號一樣，進步自由主義已經在自己的語域中預設了很多意象的聯系。這進一步導致反對者更難組織有效的語言進行反抗。

這種“失語癥”產生的影響是全方面的。它最直接的影響表現在反對者的自我懷疑上。大部分一般群眾會被預設的話語結構所迷惑，與自己的現實生活體驗產生割裂感。這促使他們更有可能自我懷疑，而不是懷疑進步自由主義。這最終轉化為自我矮化或者低人一等的錯覺。

“失語癥”最大的問題表現在政治上的失語。體面的反對者，或者說任何非克里斯瑪式的政治家，往往不能夠扭轉已形成的話語體系，跳出進步自由主義語言框架的行為對會被打上“出格”的記號，從而與道德上的瑕疵或者缺陷聯系在一起。

話語霸權的壓迫性力量足以讓他們完成“圣人”向“罪人”的轉變，這種霸權甚至比馬克·吐溫筆下《競選州長》中的場景更為殘酷。長期政治失語帶來的結果是政治上的無人代表。大多數政客即便內心反對進步自由主義的某些做法，也無意明確站出來承受反對的代價。布坎南的失敗嘗試證明，強行反對進步自由主義的結果就是終結自己的政治生命。

布坎南

正如筆者在上一篇文章《特朗普的人事任免，“老保”總復仇的開始》所指出的那樣，布坎南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注意到，向進步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投降的結果是“有一大群孩子的年輕夫婦家庭現在已經成為瀕危物種。只有富裕的年輕人才能負擔得起那種‘生活方式’，而他們對此不感興趣。”

這種先見之明無法幫助一位缺乏克里斯瑪的政治人物扭轉話語霸權的力量，也無法幫助布坎南戰勝老布什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尼爾森在《揚基人問題》中直接承認，政治失語導致許多傳統保守派不得不投票支持新保守主義的小布什政府，喪失表達自己真正意見的機會。

憑借自己的話語霸權，進步自由主義在后冷戰時期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從大學和智庫到國會和政府再到跨國公司，進步自由主義的話語結構擴張到了每一個角落。甚至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本身都成為進步自由主義的催化劑。畢竟沒有什么比抽象的原子化個體更能符合市場要素充分流動的需要，人被徹底轉化為可替代的零件。奧巴馬的勝利則是進步自由主義的高光時刻。

然而，在進步話語與生活經驗的長期摩擦下，反對者的自我懷疑最終會讓位于自身生活方式被威脅的憤怒。他們只需要等待，一個真正能夠表達他們聲音的人物。

捍衛自己的生活方式

當代傳統保守主義大師斯克魯頓很早就指出，在進步自由主義的框架內進行辯論時不可能獲得勝利。它只賦予了人改變的自由，而不允許人有不改變的自由。解決辦法只能是跳出這一框架，對問題進行重新審視。

羅杰·斯克魯頓

覺醒群體的目的在實質上是要求反覺醒群體讓渡更多權力，并且不允許反覺醒群體反對。如果一定要用常識性的例子打個比方，對主流群體而言，這約等于你出生以來一直擁有某個東西，現在有人告訴你這東西應該他也有一份，并且你必須給他一份。這時候你的常識或者生活經驗應該如何運作？

斯克魯頓喚起常識的做法是否合理，是一個存在爭議的問題。至少，斯克魯頓為我們揭示出進步自由主義的話語結構沒有其自身所預設的那樣理所當然。這也是特朗普的“出格”話語為何在飽受批判的同時反而強化他政治動員力的原因。

這些“粗鄙”的語言本身是對抗進步自由主義話語結構的一部分，通過摧毀進步自由主義預設的普世優越性，特朗普成功使得它不再那么容易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其他意識形態指指點點。這也是特朗普運動致力于構建一整套傳統保守主義生態的原因。唯有以整全對抗另一個整全，才能克服進步自由主義的全方位滲透。

只有在這一背景下，萬斯極具冒犯性的“無孩愛貓女孩”才具有真正的可理解性。與Incel一詞在賽博空間的濫用一樣（或者用中國人更熟悉的說法，“普信男”）一樣，“無孩愛貓女孩”是對某一類群體的指代。正如我們總能從“普信男”中找到反例一樣，“無孩愛貓女孩”也有自己的反例，萬斯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

但反例無法摧毀這些詞語所產生的意象聯系。萬斯的目的在于，以其人之道換其人之身的方式，剝奪進步自由主義的道德壟斷。或者更準確地說，通過高超的政治修辭學技藝，萬斯解構了進步自由主義對主流群體的嘲諷。現在輪到進步自由主義者反過來證明為什么“普信男”和“無孩愛貓女孩”之間這兩個鏡像詞語之間存在根本性的不同。

這些冒犯性語言的背后是不同生活方式的生存性競爭，捍衛或者解構家庭是其中的關鍵。對覺醒團體而言，進步自由主義賦予其生活方式的正當性，失去這一擋箭牌，他們將直面主流社會的強烈壓力。對反覺醒群體而言，進步自由主義對家庭的解構只會導向虛無和個人欲望的極端放縱。這種虛無的結果是人進一步的異化。社會化撫養是一個美好的幻覺，在新自由主義的推波助瀾下，社會化撫養只會將人進一步變成批量生產的廉價可替代勞動力。

投票群體的類型學區分可以視為一個佐證。以婚姻作為參考軸，除性少數群體外，美國大城市中的未婚女性是最支持進步自由主義的團體。套用黑格爾的觀念，這些最缺乏家庭倫理性實存的個體，成為“解放”孩子最積極的人。她們更鼓勵孩子脫離其與家庭的正常關系，將自己進一步轉化為原子化個體。

對那些真正擁有孩子的人而言，覺醒主張則沒那么吃香。無論是反對學校內的跨性別廁所，還是要求公立學校停止教授批判性種族理論，家長權利運動實質上是家長與覺醒團體爭奪對自己孩子的控制權。這不由令筆者想起一個經典的笑話，對這些家長而言，他們真有一頭牛。

家庭如何成為今日文化戰爭的核心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這背后涉及到究竟應該將家庭視為純粹的契約關系還是預定的倫理結構。這最終涉及到如何在形上學層面對家庭的定義。

這可能永遠不會有公認的結論。畢竟，這個世界有家庭不幸的人，也有家庭幸福的人。進步自由主義的決定性問題在于，它看似自由，實際上一點都不自由。它只允許反對家庭的人去瓦解家庭，不允許喜歡家庭的人捍衛家庭。這也是自由意志主義者在這個周期與傳統保守主義者結盟的另一個解釋維度。自由意志主義可能不喜歡保守派對家庭和共同體的想象，但它肯定不會接受進步自由主義封閉其他選擇的做法。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文化戰爭早已跨越了國界，整個西方世界，乃至整個世界可能都被卷入其中。除非做到絕對意義上的閉關鎖國，否則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作為一個非常有趣的偶然，韓國年輕男女的意識形態是所有發達國家中差異最大的，韓國也擁有發達國家中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這其中是否存在某種正相關性可能需要進一步判斷。

更為糟糕的是，在相當一段未來里，文化戰爭沒有任何弱化的可能性。一方面，這是進步自由主義自身邏輯的結果。抽象的原子化個體是一整套邏輯的起點。這套邏輯拒斥一切特殊性的要素，對普世性的狂熱追求是其無法擺脫的一部分，它不會允許自己的主張只能在某一群體或者某一國家有效。

另一方面，進步自由主義已經與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實現了深度綁定，甚至挾持了新自由主義的議程。跨國資本都采取諸如成立DEI部門這樣的辦法滿足進步自由主義的訴求，美國的非法移民問題是更直觀的例子。進步自由主義者以抽象的人權為名要求無條件接受所有的非法入境者和滯留者；新自由主義附和這一議程，強調非法移民為美國帶來更加低廉的勞動力價格，是市場要素充分流動的表現。

或者更明確地說，在他們看來，美國移民管制系統性失控不是壞事，反而是進一步需要鼓勵的事情。這意味著，進步自由主義不可能放棄繼續從反覺醒群體手中進一步攫取權力，反覺醒群體也愈發無法忍受覺醒團體的不斷侵蝕。卡爾施米特意義上“政治的本質是敵我之間的生存性斗爭”式的敵友關系正在被喚醒。文化戰爭的大幕徐徐拉開，更為激烈的沖突將在下一個十年展現在大家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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