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間，公益司法保護

“中國方案”日臻完善

——專訪最高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廳負責人

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拉開了檢察公益訴訟改革的序幕。10年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從頂層設計到實踐落地，從局部試點到全面推開、健康發展，形成了公益司法保護的“中國方案”。在檢察公益訴訟制度提出10周年之際，《檢察日報》推出專題報道，梳理檢察公益訴訟改革的發展歷程，深入檢察機關公益訴訟的探索實踐，以期推動檢察公益訴訟高質量發展，更加有力服務中國式現代化。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檢察官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肩負著重要責任。中國檢察機關是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

自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以來，十年間，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在我國經歷了“頂層設計、法律授權、試點先行、立法保障、全面推進”五個階段，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公益司法保護道路，豐富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容，實現了理論突破和制度創新，夯實了檢察公益訴訟立法基礎。

當前，檢察公益訴訟正處于從高增速發展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它的地位和作用愈發凸顯，越來越被外界熟知、認可。近日，記者就相關話題專訪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廳廳長、一級高級檢察官徐向春。

記者：檢察公益訴訟制度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護領域的生動實踐和原創性成果，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今年是探索建立制度十周年，站在這一新的歷史起點上回望過去，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在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下，經歷了怎樣一個發展歷程？

答：十年來，檢察公益訴訟實踐快速發展，辦案規模突飛猛進、辦案質效不斷提升、公益保護效果日益凸顯，已成為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方案”。截至今年9月，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公益訴訟案件108萬余件，其中，行政公益訴訟97萬余件，民事公益訴訟11萬余件，提起行政公益訴訟近6000件，全面助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在制度十年發展歷程中，黨的絕對領導始終貫穿于檢察公益訴訟制度探索、確立以及拓展、完善的全過程。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指出，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使檢察機關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為及時提出建議并督促糾正。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有利于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完善行政訴訟制度、推進法治政府建設。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拓展公益訴訟案件范圍”。2021年，黨中央印發《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明確要求“拓展公益訴訟案件范圍，完善公益訴訟法律制度”，專門部署“積極穩妥推進公益訴訟檢察”“總結實踐經驗，完善相關立法”。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部署“加強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完善公益訴訟制度”。與此同時，40余份中共中央、國務院文件在生態環境保護、安全生產、食品安全、人權保護、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等具體領域對公益訴訟作出規定，與時俱進指引工作重點和路徑。2023年9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已將制定檢察公益訴訟法列入立法一類項目，推動將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創性成果法治化、制度化，成為“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鮮明例證。

記者：從十年的歷史成長路徑來看，檢察公益訴訟闖出一番天地，在實踐、制度和理論方面均取得矚目成效。這些年，檢察公益訴訟辦案主要呈現哪些發展特點？

答：在檢察公益訴訟初創期及全面推開前期，辦案數量是監督力度、制度成效的重要體現之一，對于制度推廣及隊伍辦案能力提升起到重要作用。2017年制度正式入法后，2018年至2022年辦案數量突飛猛進，其中2022年平均每個基層院辦案超過60件。在機構和人員編制沒有明顯增加的情況下，辦案數量達到一定量級后的持續快速增長與確保辦案質量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2023年，最高檢黨組立足問題導向，明確指出公益訴訟檢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重在突出“精準性”“規范性”。2023年全國共辦案18.9萬件，同比下降2.84%，實現辦案數量首次下降。

從辦案質效看，2023年以來，最高檢提出正確處理辦案數量規模與質量效果的關系，將工作重心逐步轉移到質效提升上來。隨著質效優先導向的不斷強化，公益訴訟檢察案件整體質量穩中向好，辦案規范性增強，辦案效果從個案中公益保護轉向更加注重系統治理，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從辦案領域看，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拓展公益訴訟案件范圍”后，最高檢黨組及時將辦理新領域案件指導原則從“穩妥、積極”調整為“積極、穩妥”。近年來，檢察公益訴訟辦案領域已從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4個法定領域，逐步拓展到英烈保護、未成年人保護、安全生產、個人信息保護、軍人地位和權益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反壟斷、反電信網絡詐騙、婦女權益保障、無障礙環境建設、文物保護等15個法定領域，基本形成“4+11+N”的履職格局。

從辦案理念看，最高檢黨組提出將提起訴訟前督促行政機關自我糾錯作為優先目標，以磋商或者檢察建議等方式協同行政機關履職整改，推動絕大多數案件在審前得以解決。對一些檢察建議解決不了問題、具有示范引領意義的案件，檢察機關深入落實“以訴的確認實現司法價值引領”的指示精神，敢于提起公益訴訟實現公益保護目的，促進社會進步。

從辦案能力看，隨著公益訴訟辦案程序的不斷規范、辦案領域的不斷拓展，檢察人員辦案能力不斷提高。在辦案力量方面，一些地方檢察機關建立檢察人才庫和公益訴訟指揮中心，以及通過建立專業化團隊等方式互相協作、取長補短，優化辦案力量，提升辦案質效；在裝備技術方面，通過加強在技術、裝備等方面的統一調度、合作共享，充分利用水質檢測、土壤檢測、衛星遙感等檢察技術資源，加強檢察技術與公益訴訟辦案的深入融合；在深化數字檢察方面，積極推動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和平臺的推廣及應用，在各地有力突破某一領域類案監督的基礎上，及時總結、提煉經驗，最高檢對各級各地數字檢察建設加強統籌，通過發布推廣使用大數據模型的通知，促使各地推廣使用和深化。

從辦案效果看，社會認同持續增強、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過去幾年，最高檢先后部署“保障千家萬戶舌尖上的安全”“守護美好生活”等專項監督活動，聚焦解決人民群眾的操心事、揪心事、煩心事，提升對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的認同感。國內得到人民廣泛認同的同時，中國檢察公益訴訟制度也獲得相關國際組織、司法人士熱情關注和普遍好評，亮相世界自然保護大會、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等重要國際會議，被稱為“獨具特色的中國智慧”。

從理論研究看，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經過十年發展，關于理論研究文章越來越多，尤其是隨著檢察公益訴訟法啟動立法程序后，更是掀起一股熱潮。相關理論研究涉及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的發展沿革、中外比較、實踐成效等各方面，圍繞檢察公益訴訟法的定位、立法原則、受案范圍、調查權配置、審判與執行等關鍵問題深入開展理論分析，夯實檢察公益訴訟立法理論基礎；回應“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新時代新征程檢察履職辦案基本價值追求和實踐需求，在理論層面回應公益訴訟辦案高質效內涵的機理、邏輯、標準，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和對策建議，助推高質效辦案取得實效；發掘和總結中國特色公益保護的實踐經驗，概括提煉原創性、標識性的概念、觀點、理論，逐漸形成中國檢察公益訴訟制度話語體系、學術體系。

記者：當前，公益訴訟檢察發展正隨著社會歷史潮流的不斷變化與檢察改革的深入推進，持續“答新題”“解難題”。“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是新時代新征程檢察履職辦案的基本價值追求，面對最高檢黨組這一新要求，公益訴訟檢察將如何落實？

答：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得到黨中央認可、人民群眾擁護、社會各界認同、國際社會贊譽，這就要求我們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以檢察公益訴訟專門立法的推進為契機，進一步做優做強公益訴訟檢察工作，繼續走更高質量的發展之路，推動公益訴訟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發揮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是以公益訴訟“可訴性”提升辦案“精準性”“規范性”。對于公益訴訟檢察辦案而言，要牢固樹立質效優先導向，以公益訴訟“可訴性”指引嚴把案件質量關，保障實體公正，準確把握“適格訴訟主體”“違法行為”“公益損害事實”“法律明確授權”四個要素，不斷提升公益訴訟檢察辦案的精準性、規范性，多辦典型的、有影響的、能夠體現公益訴訟檢察制度價值的案件。

二是嚴格規范公益訴訟辦案各環節程序操作。強化調查意識和科技賦能意識，用“訴”的標準做好調查取證工作，加強對行政機關回復內容的實質性審查和調查，以親歷性保障準確性、時效性。準確界定磋商的案件范圍，防止逢案必磋商，持續跟進監督檢察建議落實情況，重點關注到期未整改到位僅通過反復“回頭看”或提示函等方式督促履職的案件，嚴格規范適用中止審查的條件和程序，推動“當訴則訴”。對已經生效裁判文書的內容進行實質性審查，及時跟進案件執行情況。

三是積極延伸公益訴訟辦案效能。不斷強化類案發現與研究意識，及時總結類案發案規律特點，分析研判案件反映出的長期性、普遍性、多發性及行政監管職能存在交叉等問題推進辦案，統一同類案件法律適用尺度，促進行政機關開展專項整治、推動全面整改，實現公益整體、系統、綜合保護。

四是健全符合檢察公益訴訟自身特點的辦案規范體系。配合立法機關加快推動檢察公益訴訟專門立法，并及時制定或修訂與之配套的相關司法解釋，針對當前檢察公益訴訟立法中未涉及的軍事檢察、未成年人檢察、專門檢察等相關內容，將在立法中留下接口，以備后續與相關法律、法規的配套銜接。針對公益訴訟案件重要實體和程序問題或重要辦案環節，有計劃、有步驟形成相關規范性操作指引。

大事記

來源：檢察日報·公益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