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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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跟網絡上吹捧香積寺之戰，所謂“精銳對精銳”不同，歷史上的安史之亂，特別是前期，雙方的戰略部署、軍事行動在如今看來，有許多地方其實相當奇怪，從某種意義上講，雙方主打的就是一個“菜雞互啄”。

作為叛軍的安祿山一方，在舉起叛旗后并沒有走太原——黃河——長安這條進攻路線。或許是考慮到自己對于河東地區的軍事滲透還并未完全，這條曾被唐高祖李淵印證過的道路并沒有被采納，安祿山最終選擇了自河北南下，先攻洛陽，再破長安。

這一方案雖然穩妥，但無疑更消耗時間。至于唐廷這邊的情況就更加奇葩，在后世的復盤中，唐玄宗對于安祿山近乎于荒唐的信任無疑浪費了絕佳的平叛時機，而更糟糕的情況在于，或許是羞憤于自己的識人不明，又或許是經歷安祿山之叛后對所有邊將產生猜忌。

他先是以“失律喪師”之罪處斬封常清、高仙芝兩位名將，又因讒言強逼哥舒翰出關迎敵，最終釀成潼關失守的慘敗。此后洛陽、潼關相繼失陷，長安也很快失守。歸根結底，導致這種平叛“捉急”的根本原因，就是大唐中央軍或者說禁軍，太不能打了。那么，曾經橫掃天下的大唐禁軍為何如此失水準呢？

唐玄宗處死封常清、高仙芝，以及強令哥舒翰出關的背后，都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原因，那就是，這三位名將在正面戰場上始終無法占據主動，只能退守潼關防御。

有意思的是，封常清、高仙芝以及哥舒翰均為當世名將，皆以軍功揚名于世。相反，安祿山這位“腹大垂膝”的叛軍首領，在此前卻鮮有顯赫戰功，反倒以幸進謀得玄宗賞識，方能平步青云。唐叛之間的攻守形勢自然不會是因為封常清三人無能。

事實上，封常清死前，曾經上書玄宗痛陳利害，試圖勸玄宗對安祿山叛軍予以重視，期望玄宗能徐徐圖之。

“仰天飲鴆，向日封章，即為尸諫之臣，死作圣朝之鬼”，此時自知必死的封常清并不期待以此脫罪，所言自然可以相當客觀：“所將之兵，皆是烏合之徒，素未訓習。率周南市人之眾，當漁陽突騎之師。”率領缺乏訓練市井之民抵抗兇猛彪悍的北地騎兵，這才是三位大將屢屢敗績的原因。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與久經戰陣的彪悍邊軍不同，此時唐朝中央軍已經不復往日的驍勇，此消彼長之下，即使如封常清、哥舒翰，也只能依靠堅城雄關抵擋北面的虎狼之師。那么問題來了，此時的大唐就沒有一支能打的中央軍了么？

唐代中前期京畿時期軍隊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南衙衛軍，一是北衙禁軍。

李唐開國時其軍事制度基本上沿襲北魏、隋代府兵舊制，而北衙禁軍最初也可以視為一種特殊的府兵。《新唐書·兵制》記載“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愿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號父子軍”。

這部分以自愿留居的元從禁軍，就是最初的大唐禁軍，由于這支軍隊主要駐屯于玄武門即北門一帶，所以也被稱為北門屯兵。從高祖“以渭北白渠民棄腴田分給之”的記載來看，這些獲得世襲永業田的軍人雖然并不像府兵一般需要“三年一檢點，成丁而入，六十而免”，但依舊是以所分均田為經濟基礎。

在此之后，禁軍經歷多次調整，唐太宗貞觀時期在北門屯兵的基礎上增設北衙七營、玄武門左右屯營，定屯營兵為“飛騎”，并揀選其中擅射驍勇之士百人作為太宗游獵時的護衛。

《新唐書·兵志》：“及貞觀初， 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

到了高宗時期，歸屬關系較為雜亂的北門屯兵開始正規化，改左右屯營為左右羽林軍，并效仿南衙十六衛的建制設立大將軍、將軍、長史、參軍等官，自此，北衙和南衙并立成為獨立的武裝力量。

而屯營百騎的壯大則始于武后時代，為強化宮廷宿衛力量改百騎為千騎，中宗時代又繼續擴編為萬騎，“分左右營，置使以領之”。自此，唐代禁軍北衙四軍的建制基本形成。到了開元年間，北衙四軍分別為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原萬騎左右營）。

值得注意的是，元從禁軍時代，禁軍兵源通過世襲方式補充，父死子繼。這種兵制性質與東漢時期北軍五營和黎陽營的禁軍選拔基本上是一個思路，要知道，即使彪悍如幽州突騎，一旦成為東漢禁軍這種鐵桿莊稼，戰斗力也是迅速跌破地平線。

可以想見，這種選拔方式一旦長期沿用，必然導致禁軍素質的下跌。或許是意識到這種選拔的隱患，北衙七營以及之后的左右屯營，主要考核身高、體格、騎術射術等技藝，比如屯營飛騎的標準就是“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關舉五、負米五斛行三十步者”。

至于北屯七營要求似乎更加直接，“選材力驍壯”之輩即可。

當然，即便如此，在一些時期，戶等問題依舊是最先需要跨過的門檻。就比如屯營飛騎要求的“取戶二等以上”，就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要求，唐代按照資財水平將天下戶口分為九等，一等戶和二等戶主要為高階官僚、貴族。

誠然，這種方式不能完全避免軍士戰斗力的下滑，但就像漢代以六郡良家子為期門、羽林主力一樣，地主階級所擁有的財力依然是保障其軍事技能和裝備水平的關鍵，尤其是騎術與弓箭，就更需要依賴足夠的經濟水平才能保證。

羽林軍時期對于人員有著地區方面的限制。《湯六點·羽林軍長史》記載：“番上需兵士，則簡同、華越騎沖，不足，取步騎，步騎不足，兼取諸州越騎。”同、華二州到長安不過兩百里距離，是長安附近折沖府密度最多的地區之一，僅兩州境內折沖就多達四十六座。為了涵養此地府兵，唐政府還多次下令“不得取同、華兵防秋，容其休息”，可見重視程度。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南衙、北衙雖然并不分屬同一系統，但廣義上均屬于天子禁軍，正因如此，兩軍依舊保持著一定的流動性，或者說，保持著南衙向北衙、天子禁軍向天子親軍的流動性，根據學者黃修明對于文獻、墓志銘的考證，南衙下級軍官經常會被調至北衙充當長上宿衛，這種調動顯然也是北衙軍士兵的一種額外的補充方式。

如果比照前代，南衙衛士的選拔和輪值方式極其類似于西漢時期的南軍衛士，只不過，前者所征士兵是各郡揀選出的優質士兵，而非由各折沖府所管轄的府兵。在唐代，這些需要進京宿衛的府兵被稱為番上府兵。

得益于隋代就業已完備的府兵制作為基本盤，唐代前期的南衙衛士系統極為龐大，貞觀時期，全國折沖府共六百余座，僅關中一地就占二百六十余。這種“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的情況下，南衙衛軍自然并不缺乏兵源。

而且，從理論上來講，南衙十二衛并非只能管控京畿附近的番上府兵，東北、江南等折沖府所屬府兵雖然并不需要番上宿衛，而是在地方服役，卻在官方文件中依舊被稱為“衛士”。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南北禁軍的強盛與衰敗，都與府兵制有著脫不開的聯系。

自高宗開始，唐朝對外戰爭變得越發頻繁，尤其是武后、玄宗時期，東西兩線同時作戰讓唐軍戰線不斷拉大，其防區防衛也日益增加，因此，唐中央不得不將大量兵員安置于邊疆地帶。

而此時的府兵制經過北周、隋唐的多年沿革，已經由兵農分離逐漸轉為兵農一體，他們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職業軍人，而是有自己土地需要耕種的半職業士兵。這種半職業性質在戰事并不激烈的時期能夠較好的節省國家軍費用度，但在此時，無疑會導致府兵的疲于奔命，于是，府兵逃亡的情況日益增加。

“人逐漸逃散，年月漸久，逃死者不補。三輔漸寡弱， 宿衛之數不給。”——《唐會要》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資治通鑒》

“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新唐書》

事實上，這種情況的出現并不僅僅由于戰事激烈，谷霽光在《府兵制度考釋》一書中認為，府兵制度的獎勵機制本身就更偏向于社會地位即勛格（爵位）的提升，這種報酬并非是經濟性的犒賞，這就導致在這種制度下，只有本身具備一定經濟水平的家庭才能真正從其中獲得利益。

而小農經濟的主體自耕農們，由于赴番占據了大量時間，不得不將田地佃與他人耕種，這顯然極大的加重了這些府兵的負擔。唐朝統治者并非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財力又均，先取多丁”，這種征募方式本身就有著寬省民力的意味在內，只不過，當戰爭所需的兵員數量持續增加后，所謂的節制也就成了不切實際的空談。

兵源的短缺迫使唐朝政府開始改征兵為募兵。開元十一年，玄宗“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歧、 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 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長從宿衛建立之后的第二年，更名為“彍（guo，一聲）騎”，并改一年兩番（兩次輪換）為六番。

彍騎（長從護衛）這支新軍并不需要承擔州縣雜役，也無需外出征戰，只需要專供宿衛，已經成為一支專供中央調遣的衛戍部隊。與需要自備軍資如六馱馬的府兵不同，彍騎不僅有官給糧，還有食料、青苗等補助，與當時基本同期出現的方鎮兵一樣，為特性鮮明的募兵。

然而，“自天寶以后，彍騎之法又稍變廢， 士皆失拊循”。

自開元十一年開“長從宿衛”之法到彍騎之制在天寶時代逐漸廢弛，期間不過短短十余年時間。由于募兵制的資金完全依賴唐政府的財政作為支出，隨著財政負擔的加劇，國家不得不將財政支出的中心轉向戰事更加頻繁的邊疆地區。彍騎的待遇自然也就難以為繼。在這種情況下，其兵員質量自是每況愈下。

《唐語林》記載：“京城惡少及屠沽商販，多系名諸軍，干犯府縣法令， 有罪即逃入軍中，無由追捕。”由于訓練和管理失當，原本作為唐中央居重馭輕的南衙衛軍，已經成了魚肉百姓者的庇護之所。

到了天寶末年，南衙衛軍軍紀日益敗壞，靖康之役時“鐵血大宋”的那些荒唐事南衙衛軍基本上也是一個沒有落下，“六軍諸衛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販繒彩， 食粱肉，壯者角抵拔河，翹木扛鐵，日以寢斗，有事乃股栗不能授甲”。

有人可能會問，南衙衛軍軍紀敗壞，那作為天子親軍的北衙軍會不會好一點呢？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事實上，北衙軍兵源短缺的情況較之南衙更加嚴重，胡三省在《資治通鑒》卷210中曾經批注“戶奴為萬騎，蓋必起于永昌之后”。

永昌為唐穆宗李旦年號，戶奴即官戶奴，以奴隸充任北衙禁軍這種駭人聽聞的情況在此后并沒有停止，而是直到中宗、睿宗時代才下詔廢止。

到了開元年間，為了緩解北衙士兵不足的窘境，玄宗下令將彍騎弩手并入羽林飛騎，這種狀況才有所緩解，在此之后，隨著府兵制的瓦解，北衙禁軍也由府兵逐漸轉變為募兵。

可惜的是，和南衙衛兵日益廢弛的情況相似，中原無事而邊關頻頻告急，這種情況之下，原本居重馭輕的格局自然不復存在。到了天寶末年“猛將精兵皆聚于西北”，而用于拱衛中央的南北衙禁軍，就只能成為一堆只擺在紙面上的無用數字了。

參考文獻：

1、考舸《中唐南衙衛軍制度變革探析》

2、熊偉《唐府兵中央宿衛職能的衰退與彍騎的出現》

3、戴均祿《唐代前期南衙禁軍研究》

4、黃修明《唐代前期的北衙禁軍》

5、劉興云《彍騎不是府兵制向募兵制過渡的中間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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