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社會功能是解決社會糾紛，而且是解決社會糾紛的最后一道防線。文章認強調法院應以解決社會糾紛為核心，法官數量應基于糾紛量和法官能力決定。法院必須接受所有立案訴求，依法辦案，保證公正。建議將執行職能從法院分離，以集中精力做好裁判，維護司法公正。

法官員額應以解決糾紛需求為依據

我國法官數量始終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我國立案難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而且愈演愈烈，有的基層法院甚至提出某類案件不予受理的奇論，讓人不可理解。到底需要多少法官，這個問題必須科學解決。

第一，法院是干什么的？

法院的社會功能是解決社會糾紛，而且是解決社會糾紛的最后一道防線。

一般來說，解決糾紛有幾種方式：一是自行和解，二是第三人調解，三是半司法性質的仲裁，四是法院司法裁決，五是暴力解決。

正常情況下，不能使用暴力解決。所以前四種方法是解決糾紛的最基本方法，特別是司法解決應該是解決糾紛的最后一道防線，最后一種手段。所以，在我們掌權的和平年代，必須以司法解決為核心，把所有問題盡可能轉化為法律問題，尋求在司法范圍內解決，而不要把司法問題變成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甚至其他問題，導致沖突無法解決而形成事件。聰明的辦法是把政治問題、經濟問題還有其他問題都變成法律問題，讓法院做最后的裁決，才能保證社會的持續穩定。

第二，決定法官數量的應該是社會矛盾糾紛的多少。

社會矛盾糾紛多，法官數量就應該多，這是基本常識問題，不用多說。第二個決定因素是法官的個人能力。一年365天，能審多少案子？這里應該有一個基本的估價?，F在有的基層法院法官年審300~400個案子，這保證不了質量，也已經嚴重超過了法官本身體力所承受的能力，更不要說智力，是不可持續的。所以法官本身的能力，每年能審多少案子，是決定法官數量的另外一個剛性約束。根據這兩個基本約束來確定法官的員額才是科學的，其他的都是不科學的。

第三，由于法院解決社會糾紛的性質，決定了公民申請的所有立案訴求都必須接受。

法院的職責是對所有的民事糾紛、行政糾紛和刑事犯罪進行裁決，以保障社會公正和穩定。所以，法院不能以任何理由不予立案。不予立案，就等于說這個矛盾法院不解決，公民想怎么解決就怎么解決去，這必然導致很多的極端事件的發生。

如果法院公權力不解決社會糾紛和矛盾，人們就會尋求私權解決。私權解決，就出現了很多極端的案件，如殺人撞人等等。所以，法院必須堅持有案必立的原則，才是法院完成自己社會角色的基本前提。如果連立案都立不上，那要法院干什么呢？有案必立，有案必審，公平正義，逐漸培養人們的法治意識，才能使國家逐步走上法治化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道路，走向法治國家。如此，法院居功至偉，責任重大。

第四，法院必須堅持依法辦案，彰顯公平。

如果法院都不堅持法律，那法律的前途就太可悲了。法院判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以案例為參考，這是中國特色的裁判制度。如果離開了法律來判案，那還叫法院嗎？法院就是講法律的地方，判案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方面的干擾，如果其他方面干擾了，那就完全失去了法院的性質。

我國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31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闭軐W家培根講，一次犯罪是污染了河水，一次法官的錯判是污染了水源。法學家江平講，一次枉法裁判則是對水源放毒。我們首先斷絕對水源放毒，拒絕有意枉法裁判。其次要力保法官依法判案，公平正義。然后，才能遏制和減少犯罪。因為社會矛盾的解決，由司法作為后盾，能夠得到公平正義，所以犯罪自然會減少。如果司法得不到公平正義，人們對法律失去信心，那社會的穩定就無從談起了。所以，法院的依法判案是解決社會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線，最后一道手段。如果這個手段解決不了，社會混亂是必然的。

筆者認為，依現在每年社會糾紛的總量，以及每位法官每年判案的最大可能性，來決定法官的數量，才是科學的，其他都不是科學的。

裁判執行應從法院分離出去

法院工作十分緊張，人手不夠，有些案件根本不予立案，搞得立案難成了一大社會問題，好像成了永遠也解決不了的死問題?？墒欠ㄔ河指闪撕芏嗖粚儆谧约旱氖?，浪費大量的精力，諸如民事裁決執行、行政裁決執行和死刑刑事執行等等。

第一，司法裁決的執行不是裁判職能。

法院的職能是居中裁判，不是當事人雙方，解決社會矛盾糾紛，處于中立狀態，其裁判結果容易公正，取得社會信任，所以全世界的法官被稱為裁判官。而對于司法裁決的執行，不是裁決本身，而是一種行政職能，與裁決功能無關，只是一種執行裁判的行政手段，必要時可以動用國家權力強制執行，以達到裁判結果的實現。所以就功能講，與法院的裁決功能無關。

法院裁判的執行，20世紀50年代是歸司法部管的，1959年，司法部撤銷，此功能由法院代管，1979年，司法部恢復，執行功能沒有回歸司法部延續至今。問題不是大家不明白裁判和執行應該分開這個道理，而是權利這東西，太誘惑人，到手的權利不愿意放開而已。

第二，執行分散法院精力，影響中心工作。

法院的中心工作或者唯一的工作，就是裁判，依法解決社會糾紛。法院的這個重大社會功能，對于解決社會糾紛，保持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大作用。如果法院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執行方面，必然影響到其核心工作裁判功能。

比如前幾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落實“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的工作綱要》，在全國人大予以報告，請求監督，不可謂氣勢不宏大。執行包括刑事執行、行政執行和民事執行，然而最高法院的三年解決執行難問題，僅解決民事執行難問題，其他兩個執行并沒有納入其解決范圍。就此，三年過去了，花了極大的力氣，民事執行難也沒得到比較好的解決，直到現在為止仍是老大難問題。

其實，執行難問題不是法院一家能夠解決的，它是個社會問題。如社會征信系統不全，其財產在哪里，根本無從查到，怎么執行？還有如地方黑惡勢力的保護，法院也解決不了。法院僅憑一己之力解決執行難，顯然力不從心，其效果當然不會好。但此次活動或多或少地分散了裁判中心工作的注意力，應該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第三，法院執行容易影響法院的聲譽。

如果執行不到位，等于打了法律白條。而人們對法院的執行是寄以很高的期望的，結果并沒有如愿以償，法院打了白條，人們對法院威信產生懷疑，對法院的公正性產生懷疑。這些本來不屬于法院的工作，給法院抹了黑，影響了法院的聲譽，得不償失。

第四，法院司法執行容易引發腐敗。

執行牽扯到物資、金錢等等，容易引發腐敗。法院系統執行局長出問題的很多，連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都出了問題，說明這是多么艱難的工作，多么容易引發腐敗的一個領域。這些腐敗分子的出現，也嚴重地影響了法院的神圣性、高尚性，使法院跌下神壇?，F在還有人認為法院是神圣的嗎？

第五，法院應該把執行劃給其他部門，把編制留給自己，解決法官不足問題，集中精力搞好裁判，保證司法公正，才是法院的正道。

王公義，男，1952年生人，經濟學博士，曾任司法部研究室主任，司法研究所所長，《中國司法》總編輯，中國公證協會副會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