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堡獎以其杰出的學術聲譽成為全球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代表性獎項，通過對霍爾堡獎得主與獲獎原因（2004—2024）進行社會學分析后發現，獲獎者呈現女性偏少、老齡化、分布地區極性化、名校出身、知名機構任職、學術成就優勢累積等現象，研究成果具有跨學科交叉、獨創性與影響力廣泛的顯著特征。通過對霍爾堡獎得主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兩點值得借鑒的結論，在人才培養方面，營造良好生態環境促進人才成長；在科研激勵方面，在制度層面形成“產出—承認”的閉環結構，從而形成人才、產出與承認的良性循環機制。

一、引言

近代西方世界的崛起，除了科技革命的直接推動之外，諸多人文社科領域的思想家提出的革命性新思想、新觀念也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如果說科技革命起到的作用是顯性的，那么，人文社科領域的成果作用則是隱性的，但是其作用更持久也更深刻，一個社會要真正進入現代文明社會二者缺一不可。相較而言，國內學者對于科技革命的分析較多，而對于人文社科的發展的深入分析并不是很充分。為此，我們不妨從西方社會對于人文社科領域的獎勵系統的運行來切入問題域，本文以霍爾堡獎為研究對象，希望對其的社會學分析能夠管窺到西方人文社科發展的內在機制。霍爾堡獎（Holberg Prize）是國際上最具聲望的人文社科領域獎項之一，但在我國卻鮮為人知，更少有人去研究。本文以歷屆霍爾堡獎得主為例，分析世界范圍內人文社科領域杰出人才的特征與學術成長路徑，以期對我國的相關人才培養和人文社科的發展有所啟示。

二、霍爾堡獎的緣起與發展

2.1 霍爾堡獎的緣起

路德維格·霍爾堡（Ludvig Holberg，1684—1754年）是丹麥—挪威的著名劇作家、哲學家、歷史學家、作家、散文家，早年在哥本哈根大學學習神學，而后自學了法律、歷史和語言學。受到人文主義和啟蒙精神的影響，他在將啟蒙運動帶到北歐國家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被認為是現代丹麥和挪威文學的奠基人。

2003年，挪威政府設立霍爾堡獎以紀念這位多才多藝的學者。該獎項每年頒發給一位在藝術、人文、社會科學、法律或神學等特定領域或跨學科研究中作出卓越貢獻的國際學者，希望社會大眾能更加重視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價值，提升其被邊緣化的地位，激發年輕人對它的研究興趣。霍爾堡獎由挪威政府資助，卑爾根大學代為管理，每年獎金高達600萬挪威克朗（約合52萬歐元/56萬美元）。在全球的大學和學術研究機構任職的學者都有資格提名霍爾堡獎項候選人，但不允許自薦。霍爾堡學術委員會由該獎項所涵蓋學術領域的國際知名學者組成，本屆成員分別來自德國的柏林自由大學、英國的倫敦大學學院、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大學、美國的芝加哥大學、黎巴嫩的貝魯特美國大學、南非的開普敦大學，來自中國的是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者崔之元。學術委員會從提名中篩選出候選名單，再從國際知名學者處收集對入圍候選人的評估，召開兩次會議后向霍爾堡董事會提供最終建議，董事會根據建議頒發獎項。每年3月會公布獲獎者信息，6月在挪威卑爾根舉辦頒獎典禮。

因其豐厚的獎金、嚴格公正的評獎流程、獲獎學者的知名度，霍爾堡獎日益成為國際上久負盛名的人文社科獎項，也被喻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

2.2 霍爾堡獎的思想文化功能

與一般獎項不同，霍爾堡獎不光舉行頒獎典禮，更注重打造系列思想文化活動。2004年起，每年6月的頒獎周會舉辦針對當屆獲獎者研究的霍爾堡研討會、講座、大師班等公共活動，邀請獲獎者和其他國際知名學者參與。除頒獎典禮、政府宴會以及特定活動外，頒獎周期間的所有活動面向所有人，觀眾均可免費入場，其中一些活動也會進行現場直播，向國際觀眾開放。

2016年起，每年12月第一個周六舉行備受矚目的霍爾堡辯論，靈感來自于霍爾堡本人的啟蒙思想，旨在探索當代緊迫的現實問題，又和霍爾堡獎涵蓋的藝術、人文、社會科學、法律和神學領域息息相關。2016—2023年的辯論主題分別為，“多元化和沖突時代的言論自由”（2016）、“宣傳、事實和假新聞”（2017）、“政治與影響：社會動員的動力”（2018）、“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i?ek）：‘為什么我仍然是共產主義者’”（2019）、“全球穩定是白日夢嗎？”（2020）、“身份政治與文化戰爭”（2021）、“恐懼會保護我們的安全嗎？”（2022）、“意識是否超越了大腦？”（2023）。霍爾堡辯論鼓勵大學和公眾參與進來，并邀請不同背景的知名思想家，包括學者、記者、作家、電影制片人和活動家作為辯論嘉賓。此前，齊澤克、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以及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等知名人士都曾參與到霍爾堡辯論中。霍爾堡獎希望通過辯論的方式為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的討論作出貢獻，也更加關注與國家和國際相關的熱點問題，

此外，為了激勵年輕人的研究熱情，霍爾堡獎還設立了另外兩個獎項，一是尼爾斯·克里姆獎（The Nils Klim Prize）每年頒發給一位在人文、社會科學、法律或神學研究方面作出杰出貢獻的年輕北歐研究人員；另一個霍爾堡學校項目為挪威高中學生舉辦人文社科研究競賽并給予獎勵。

三、霍爾堡獎得主的社會學分析

霍爾堡獎自2004年首次頒發以來，截至2024年共授予全球21位杰出的人文社科學者。他們分別是：朱莉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什繆爾·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伊恩·哈金（Ian Hacking）、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Davis）、于爾根·柯卡（Jürgen Kocka）、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 Oliván）、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邁克爾·庫克（Michael Cook）、瑪麗娜·華納（Marina Warner）、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奧諾拉·奧尼爾（Onora O'Neill）、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保羅·吉爾羅伊（Paul Gilroy）、格里塞爾達·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希拉·賈薩諾夫（Sheila Jasanoff）、喬安?馬丁內茲—阿列爾（Joan Martinez Alier）、阿基勒·姆貝姆貝（Achille Mbembe）。對此，我們分別從性別、年齡、地域、教育背景、機構聲譽、學術成就等方面對歷屆獲獎者展開社會學分析，進而探討人文社科領域杰出學者的基本特征與成長規律。

3.1 性別、年齡與地域分布

通過表1可知，在性別上，獲得霍爾堡獎的男性學者人數是女性的2倍，男性獲獎者14位，女性獲獎者7位，女性獲獎者的研究主題大多與女性主義相關。與眾多科技領域獎項中男性獲獎者占壓倒性優勢相比，霍爾堡獎得主性別比例的差距并未太過夸張，但還是可以明顯看出女性學者在學術研究中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

在年齡上，60~69歲期間獲獎的學者有6位，占比28.6%；70~79歲的獲獎者有12位，占比57.1%；80歲及以上的獲獎者有3位，占比14.3%。最高年齡為2023年霍爾堡獎得主喬安?馬丁內茲—阿列爾，84歲，最低年齡為2004年霍爾堡獎得主朱莉婭·克里斯蒂娃，63歲。獲獎者平均年齡72.7歲，與科技類獎項平均獲獎年齡在50~60歲相比，例如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平均年齡在56.1歲，生理學或醫學得主平均年齡在58.5歲，人文社科領域的霍爾堡獎得主年齡明顯偏大，延遲了10歲有余。這說明人文社科學者產出有價值的學術成果需要更長時間的積累，以及需要更長的時間去獲得承認，只有歷經歲月的沉淀與現實的檢驗后才可能得到廣泛的社會傳播與學術認可。

在地域上，霍爾堡獎得主的出生地以發達國家居多，從21位獲獎者的出身來看，他們中有17位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父母擁有較穩定的工作，為其成長提供了良好的家庭環境與教育氛圍。另外4位，朱莉婭·克里斯蒂娃、格里塞爾達·波洛克、希拉·賈薩諾夫、阿基勒·姆貝姆貝分別來自保加利亞、南非、印度和喀麥隆等發展中國家，他們要么隨家人移民，或是憑借自身努力獲得獎學金來到法國、加拿大、英國、美國學習生活。可以看出，發達地區具有豐富的文化底蘊、更充足的經濟文化資源以及優越的教育學習環境，這些基礎條件為培育杰出人才打下了堅實基礎，這個現象印證了科學界的正向馬太效應：優勢累積，同時也再次證明了任何成功都是對條件高度依賴的，其反命題必然是很多人成長中的劣勢累積。

表1 2004—2024年霍爾堡獎得主的出生概況

3.2 教育背景與機構聲譽

通過表2可以看出，霍爾堡獎得主均畢業于世界名校，如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哈弗福德學院、密歇根大學、紐約大學、斯坦福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學院、伯明翰大學、薩塞克斯大學；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巴黎政治學院、圖爾大學；德國的波恩大學、柏林自由大學、馬爾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西班牙的巴塞羅那大學。另有2004年獲獎者朱莉婭·克里斯蒂娃曾就讀于保加利亞的索非亞大學，是當地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機構，被評為保加利亞的頂尖大學，根據QS世界大學排名，它一直位居世界大學前4%之列；2006年獲獎者什繆爾·艾森施塔特畢業于以色列的希伯來大學，希伯來大學由愛因斯坦和哈伊姆·魏茨曼（Chaim Azriel Weizmann）共同創立，是猶太民族的第一所大學，也是集教學和研究于一體的世界一流大學。在名校求學階段，他們完成了早期學術資本的積累，獲得了邁入學界所認可的入場券。

畢業后，年輕的人文社科學者們通過自我與社會的雙向選擇進入到同樣世界知名的學術機構從事研究與教學工作，如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以2024年獲獎者阿基勒·姆貝姆貝為例，他現就職于南非約翰內斯堡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布魯金斯學會、賓夕法尼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耶魯大學、杜克大學、哈佛大學和非洲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委員會（CODESRIA）任職。

表2 2004—2024年霍爾堡獎得主的教育背景與所屬機構

在發達國家頗具聲望的學術機構從事研究工作，特別是在歐美人文底蘊深厚的老牌高校，更便于有潛力有才能的年輕人和來自全球的專家學者交流共事。例如，2005年獲獎者尤爾根·哈貝馬斯，曾經的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掌門人，年輕時他在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跟隨批判理論家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學習哲學和社會學，該社會研究所是20世紀30-40年代著名的社會批判理論的發源地，后人稱之為法蘭克福學派。此后，哈貝馬斯又與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約翰·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等多位知名學者展開了影響力持久的對話與辯論。2007年獲獎者羅納德·德沃金在牛津大學完成期末考試后，其答卷令英國法哲學家赫伯特·哈特（Herbert Hart）印象深刻，德沃金后來接替哈特當選為牛津大學法學系主任，哈特記得他在牛津大學時出色的考試表現并推薦其作為候選人。

由此可以看出，霍爾堡將得主的成功之路既有發達地區豐富文化資源的支撐，又有名校教育背景作鋪墊，還有在聲譽極佳的研究機構工作以及與著名學者對話互動的推進，多種有利因素的疊加是他們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再加上個人的學術天賦、辛勤付出以及研究成果的積累。這個結論又一次印證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名言:“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 相反, 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3.3 學術成就的積累

任何人的學術資本積累都是緩慢的，而獲得承認則更為艱難，沒有誰的成功能夠一蹴而就，歷屆霍爾堡獎得主的“學術資本積累—承認”之路再次證明了學術界的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見表3：

從研究領域來看，多數學者在社會學、法學、女性主義、文化學、人類學、倫理學、史學、語言學、宗教學、經濟學等領域深耕，同時他們的研究興趣廣泛，顯示出跨學科交叉的研究特征，可以說霍爾堡獎得主的研究兼具了深入與廣博的特點。近年來，霍爾堡獎對于與性別和種族有關的人類學研究傾注了更多的關注。從代表性著作來看，獲獎者一生產出的作品非常豐富，具有一系列代表作。隨時間流逝，不同階段的作品清晰地標識出他們的學術思想的演變軌跡。從獲獎原因來看，霍爾堡獎非常看重獲獎者研究成果的開創性、獨特性、原創性與啟發性。獲獎者多采用交叉視角進行文化社會的創新性比較研究，彰顯了非凡的創造力與廣泛的影響力。能否激發世界范圍內人文社科相關領域的研究，是否對現有理論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是否重新塑造了學界觀念，這些都成為能否入選霍爾堡獎的重要指標。

表3 2004—2024年霍爾堡獎得主的研究成就

在獲得霍爾堡獎之前，21位獲獎者也獲得了許多其他國際組織與國家的榮譽，由此可見，這些獲獎者在獲得承認的道路上也是經歷了無數次的驗證，具體情況見表4統計：

表4 2004—2024年霍爾堡獎得主的其他榮譽

從表4統計信息可以看出，霍爾堡獎得主收獲了諸多學術獎項與各類勛章、世界各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各學會與研究院的院士和會員等。依據時間線可以看出，許多獎項榮譽都在獲得霍爾堡獎之前取得的，這也再次印證了科學社會學中優勢累積的“馬太效應”以及人們在評價他人時受到先前獲得的信息或參考點影響的“棘輪效應”是成立的。同時也說明他們的研究成果已經得到學界充分認可。

四、對我國的啟示

通過對21位霍爾堡獎得主的統計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與啟發：

首先，女性獲獎者的比例呈現偏低的現象。

我國應該大力鼓勵女性學者的研究并給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如為女性專設研究獎項，參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法國歐萊雅集團聯合設立的世界杰出女科學家獎，或在現有獎項下設立性別專項，保證女性學者的研究也能被看見。

其次，獲獎者年齡呈現嚴重偏大的現象。

在人文社科領域取得學界認可的杰出成果，需要扎實的研究沉淀以及漫長的時間檢驗。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申請職稱、項目與獎項時，年齡不應該成為首要限制因素，應當對人文社科學者產出精品的年限給予最大寬容，考慮到霍爾堡獎相當于人文社科領域的終身成就獎，為了鼓勵和提高年輕學者的研究熱情和研究能力，可以考慮設立專門針對青年學者的項目和獎項。

第三，霍爾堡獎獲獎者大多來自經濟發達國家。

這再次證明了經濟發展程度與人文社會科學成就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性。正如美國文化人類學家羅伯特?墨菲所指出的：“幾乎在所有情況下，文化凈流（net flow）的方向總是由強者流向弱者，但也不完全是單向的運動。”第四，獲獎者的教育背景與所在機構多為知名高校與研究機構。這也印證了最前沿的思想一定產生在知識與人才最密集的地方，那里學術資源豐富，思想基準線比較高，更能推動學術生產，只有在這種地方才能在高位上產生連續的思想火花。這里唯一的特例是2024年獲獎者阿基勒·姆貝姆貝，他出生于喀麥隆，在經歷法國求學、美國任職后，最后仍然選擇回到非洲工作，從事非洲歷史、后殖民研究、政治與社會科學研究，非洲是他研究的對象，其前期的求學與工作經歷則是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最后，大多數獲獎者都曾獲得其他學術獎勵，學術資本累積效應明顯。

每一次獲獎都是對學者本人學術成就的承認，這種持續的承認激發了學者作出更好的工作，也激勵著學者堅持成果的原創性、獨特性與影響力，由此也極大地推進了學術的攀登之路。

綜上所述，霍爾堡獎作為全球最負盛名的學術獎項之一，歷屆獎項得主的成功都是由一磚一瓦搭建而成，如果說成功者都有相似之處，那么一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杰出學者的成長之路大體沿著這樣的路徑展開：少年時擁有較穩定的家庭背景與良好的教育環境，具有聰慧的頭腦并愿意為學習付出足夠的努力；青年時有幸進入世界知名大學求學，跟隨知名學者學習，展現出學術稟賦，確定研究方向并投身其中；中年時進入世界知名學術研究機構工作與頂級專家學者交流共事，一旦取得了具有影響力的成果將及時獲得學術界的承認，并獲得各種獎項；獲獎后仍持續深耕輸出原創性研究內容，一點一滴地積攢學術資本，一步步地獲得承認。由此，形成完美的“產出—承認”的閉環結構，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科研激勵機制的正反饋。反觀當下的中國學術界在“產出—承認”鏈條上仍然沒有形成有效的閉環結構，很多優秀成果并未獲獎，而獲獎的成果很多并不優秀，導致知識積累與激勵機制無法形成正反饋結構，這一點正是當下中國學術界亟需改進的地方。

李佳易，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碩士研究生；李俠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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