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留在鄉村里的年輕人，扛起了隔代養老的重任。他們很想去過自己的生活，但又擔心年邁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連用手機掛號看病都不會。

（圖/《漫長的告別》）

去海南工作的第二天晚上，郭俊接到了母親的電話。母親先說了一些家常做鋪墊，隨后把話題轉到外公的近況上。

電話那頭，母親語氣焦慮：“你外公的腿又不好了，經常覺得肺部有出血，想去醫院看看。”說完嘆一聲：“可是你都不在家，誰開車送他們去醫院呢？”

郭俊還來不及接話，同在外地工作的姐姐搶著說：“開不了車就坐公交，公交坐不了就打120急救車。總不能為了外婆外公，讓郭俊一輩子不工作吧。”

這通電話最終以三個人都沉默告終。事后姐姐告訴郭俊：“為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養老，是爸媽的責任，你不用覺得愧疚，該工作就工作。”

郭俊沒有明確回答姐姐，含糊應了下來。他明白，母親的話并不是一種確切的命令，卻是確鑿不過的，他也逃脫不了的請求。他春節放假回家，還是得像過去十年那樣為父母甚至叔伯、舅舅兜底，承擔那份本不屬于自己的養老責任。

這不只是一種困境。身處其中的郭俊經常覺得喘不過氣，雙腳也像是被人拴了鏈子。每當他試圖遠離這種氛圍，身邊的長輩就會擺出一副萬分委屈的樣子：“可是你不在家，我們怎么辦？”

如何拒絕這種越位的責任？郭俊還沒有找到解決方法。

以下是郭俊的自述：

替父母“越界養老”
我叫郭俊，1996年出生在北方的一個小村子里。村子三面環山，北方修有出去的大道，那是縣城的方向。

小時候，我和家人很少到縣里去，一是因為交通不便，一是怕花錢。那時候，村里沒有直通縣城的公交，村民到縣里，得先騎40分鐘電動車到公交站，再坐40分鐘公交。

印象中，去縣城幾乎都是為了看病：有時是為了母親，她身體不好，經常要到醫院取藥；有時是為了外公，他患有嚴重的皮膚病，得去醫院取擦洗的藥物。小時候我還不知道養老是什么，只知道跟著母親，就能在縣城吃一頓好吃的，或者買些小玩具。

（圖/pexels）

真正開始承擔越界的養老壓力是從我18歲開始的，那一年我考了駕駛證。某天和朋友在外邊玩，母親打電話來，要我接外公到醫院取藥。此后幾年，這件事就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輟學很早，16歲時就不上學了，不是因為學習不好，而是為了能夠一直陪著父母。這聽起來似乎很荒誕，卻是我內心的真實想法。

14歲時，對我很好的二姨患上了胃癌，因為發現時已經是晚期，所以只能躺在床上熬日子。原本胖乎乎的人，輕的似乎只剩下骨頭。后來有一天，我和母親一起去看望她，期間所有人都出去了，只剩下我和二姨。她叮囑我，要好好學習，照顧好母親。我忙不迭應下來，眼里都是她深陷下去的臉頰。

不久，二姨就當著我的面去世了。

我變得格外恐懼死亡，唯恐母親也會患癌離世——母親家中有患癌史，不少人都是患癌去世的。那時候我就想，人沒了就什么都沒有了，應該趁父母健在的時候，好好陪他們。

受這件事的影響，我對父母總是有求必應。比起外出打長工，我更想待在家里陪伴他們。最開始我只需要幫父母干一些農活，或者替他們外出買菜，那是我最輕松的時候。

（圖/pexels）

或許因為年紀小，村里很少有人跟父母說 “哎，你家孩子不上學了，怎么還不出去工作”，但最近幾年，說這話的人越來越多，母親也越來越焦慮，她經常會問我，什么時候出去工作，有沒有想干的工作。

事實上，我并不是一直在家不工作。每年四月和十月份左右，我會分別外出工作兩個月，幾乎都是在工地上做建筑，每個月拿近1萬元，一年約有4萬元收入。這些錢足夠我全年開銷，包括車險、油費以及電話費，還有給外公、外婆和爺爺買禮品、支付醫療費用等。

母親曾給過我一張卡，卡上有幾萬元。她跟我說，如果著急，可以用卡上的錢，但我一次也沒有用過。我心里一直覺得，給爺爺或者外公、外婆花錢理所應當，如果花父母的錢，就真成啃老族了。

姐姐說了我很多次，說我不應該替父母承擔養老壓力，如果一直這樣下去，最后受苦的只有我。剛開始那幾年我是不信的，但后來很多事都說明，我確實在這種“越界養老”的狀態里越陷越深了。

去年十二月，爺爺二氧化碳中毒被送往醫院救治，當時在醫院陪護的主要是我和父親。這種安排惹得母親十分不快，她說，爺爺養育了四兒一女，養老應該大家一起出力、出錢。我是孫輩，不應替父親和叔叔伯伯盡孝。

我當然明白照顧爺爺不都是我的責任，但當時家里沒人會開車，只能是我帶爺爺去醫院就診。父親在醫院陪護了一周，其他長輩絕口不提去醫院照顧的事。父親當時也年近60歲，我不忍心讓他睡在醫院地板上，便主動提出讓我來照顧爺爺。

醫院的同一科室里，和爺爺一樣二氧化碳中毒的老年人并不少。陪伴這些老人到醫院就診的多是老人的兒女，我是醫院難得一見的年輕人。同病房的一個大爺經常說爺爺命好，住院不僅有兒子照顧，還有孫子幫忙。每次爺爺都會笑著應下來，拉著我的手：“如果沒有你，爺爺可怎么辦啊。”

但事實是，小時候爺爺對我并不親近，每次和叔叔家的孩子發生矛盾，他總是二話不說先罵我。我知道，爺爺態度轉好不過是因為他垂垂老矣，需要有人照顧，而我是最理想的照顧人選——在家中，我是最年輕的勞動力，也是距離技術最近的人。爺爺的住院手續、報銷手續等，都是我辦理的，甚至有些錢也是我墊付的。

家中長輩似乎習慣了將他們的養老壓力分給我，并以一種看不見的壓力，強迫我為爺爺看病消費。我告訴他們，爺爺從醫院回家后需要吸氧緩解后遺癥，提議全家出錢為爺爺買一臺制氧機，幾乎所有人都沉默了。

過了一會，小叔說：“如果你想買，就自己出錢買吧。”

無形中，我成為了爺爺的“小兒子”。

“誰都不要道德綁架我”

母親雖然反感我照顧爺爺，卻很支持我替她贍養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都已經80多歲了，幾乎沒有出遠門的能力，不會開車，不會坐公交，去了醫院也不知道如何掛號繳費。每年我都要帶外公去醫院就診十幾次，每次費用幾乎都是我幫忙支付的，少則幾百元，多則上千，頂得上我兩個月的開銷。

外公看病的理由有很多，比如心慌、睡不著覺，覺得“有風在身體里跑”，經常說自己心臟或肺部出血。這時外婆便會打電話，要求母親帶著他們去醫院就診，但幾乎每次都檢查不出問題。

在醫院里，我見過無數次母親崩潰的場景。印象最深的一次，母親哭著和外婆外公說：“你們放過我吧，沒病為什么要來醫院呢？”

是啊，沒病為什么要去醫院呢？為什么只有媽媽和小姨要養老，舅舅就能置身事外？我曾問過母親這些問題，她只說，外公外婆年紀大了，不能因為舅舅不管不顧，就由著外公外婆沒人照看啊。

年齡大，似乎成為了家庭中的免罪金牌，無論外婆外公做了什么，母親似乎總能找到諒解他們的理由。而我作為兒子，只能替母親兜底。當舅舅這個理所應當的贍養者隱身，我就到了臺前，成了外公外婆的“假兒子”。

2020年冬天，外公曾因為高燒摔倒在院子里，當時外婆并沒有向同住的舅舅求助，而是打電話給母親，哭著要她帶外公去醫院。那天，母親難得硬氣一回，她要求舅舅一塊兒到醫院陪診，并罕見地直接說：“給父母養老，是所有子女應盡的義務。”

舅舅到醫院已臨近傍晚，太陽下山前的微弱光線透過玻璃照進病房，照亮了舅舅頗不耐煩的表情。母親和舅舅相對而坐，兩人難得坐下來商量外公外婆的養老問題。然而，只過了幾分鐘，舅舅就開始大倒苦水。他先指責外婆外公沒有出錢幫他買房，后是怨他們沒有處理好婆媳關系，使得家庭關系格外緊張。

（圖/《都挺好》）

聽到媽媽和舅舅的爭執后，外婆堅持讓舅舅回家：“只要我們能自己做飯吃，就絕不會麻煩你們。”母親問他們以后怎么辦，外公外婆又賭氣了：“如果都不愿意帶我們去醫院，那就讓我們自生自滅好了，反正也活夠了。”

在“長者無罪”的觀念之外，尋死覓活也是外公外婆的殺手锏。他們總是很擅長用情感綁架母親，為舅舅松綁。那天母親的反抗并未激起浪花，我仍是“假兒子”的角色，在醫院里照顧了外公外婆約半個月，也聽母親嘮叨了半個月。

有時候，我會羨慕姐姐，她常年在外工作，幾乎不需要面對這種越位的責任，偶爾被母親要求，也會果斷拒絕。

有一次，母親要求姐姐用個人醫保賬戶為外婆外公購買藥品，被她一口回絕。她直接跟母親說：“贍養外公外婆是你們這代人的責任，誰都不要道德綁架我。”姐姐還會勸我，盡早停止心疼父母，把他們的責任還給他們。

（圖/《都挺好》）

我嘗試過，但沒有效果。那時外公剛出院，我和朋友正在外邊吃飯，再次接到了母親的電話，她說外公覺得心臟不舒服，要去醫院。

因為之前有過多次無效問診經歷，我跟母親說，外公是有心理疾病，不是身體有病，完全沒有必要掛號就診。她多次催促，我堅持不應，最后母親說出了和外婆一樣的話：“你不回來帶外公就診，就當我和他們都死了吧。”

“你為他們養老，是應該的”

在我身邊，跟我一樣被迫承擔越位養老責任的年輕人不少。

表姐自幼喪母，由爺爺奶奶帶大，現在她承擔了兩位老人的電費、通信費，還給他們買了電視、冰箱，每逢節假日還要給他們集中洗衣服。與我同歲的一個女性朋友，從小父母離婚，至今與爺爺奶奶同住，承擔了兩位老人的日常開銷，還要每日為老人做飯洗衣。其間奶奶多次生病住院，費用也是這位女生支付的。

我們私下聊天時，探討過為什么父母不愿盡贍養義務，反而要道德綁架子女。朋友告訴我，她的父親曾說，你爺爺奶奶帶大了你，為他們盡孝是應該的。

（圖/《喬家的兒女》）

但是，爺爺奶奶為什么會養她呢？難道不是因為她的父母沒盡到撫養責任嗎？如果誰養大我，我就要為誰養老，那是不是可以說，她的父母顯然沒有盡到做子女的責任？是不是也可以理解為，她對父母其實沒有贍養義務？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她父親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我生了你，你就要為我養老。”

我們被迫承擔了兩代人的養老壓力，面臨的困境也更為復雜，不僅不能外出打工，還要站在父母的對立面，維護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的權利。這位朋友要求她的父親支付爺爺奶奶的養老費用，但她的父親生氣地說：“你愿意管就管，不愿意管也別強迫我。”

去年10月1日，朋友結婚了，對象是她家附近的一名同歲男生。結婚不久，她就告訴我，男方開始指責她“沒事總往老家跑”。但是不跑怎么辦呢？她奶奶年齡越來越大，連樓都下不去，爺爺也耳聾了。

每一個不愿意贍養老人的父母都十分清楚，如何用各種方法讓子女分擔他們的養老重擔，讓子女“心甘情愿”地成為孝子賢孫。

在村里，我也是別人眼中的孝順孩子，同時也是無所事事的青年。不少人跟母親說，你們家俊俊能吃苦，就是不愛工作，找媳婦難啊。母親不愛聽這些話，她頻繁托人在四鄰八鄉打聽適婚女性，但從來沒有成功過。不少人一聽我沒有正式工作且長期在家務農，馬上表示“不合適”。

我曾想過外出打工，但是每次我又禁不住想，如果離開家，誰該帶爺爺和外公外婆就診呢？母親是不是又要在醫院手足無措？

我只能任憑生活這樣走下去，然后逐漸失去自己的人生。

但在這十年里，我漸漸發現，爺爺這代人的養老問題，并不是單靠我們這一代就能解決的。現在我的家鄉每天只有兩趟直通縣城的公交，老人到縣城里，需要提前走到公交站點，坐上最早那班車；要是出發晚了，很多檢查項目都做不了。

縣城有54萬常住人口，只有兩家醫院，一家綜合性醫院、一家中醫院，兩家醫院都人滿為患。我經常帶外公就診的醫院位于縣城東北一角，上下有三層，一層是掛號、取藥以及報銷等基礎部門，二層及以上均是問診。住院樓在問診樓對面，兩者中間隔了一條狹窄的馬路。

對很多老人來說，這條馬路本身就是難以跨越的鴻溝，更不用說各種現代設備了，他們有時甚至找不到幫忙的人。

大城市像深淵巨口，吸走了越來越多的青年勞動力，被留下來的多是如爺爺那般年邁體弱的老人，以及和我的父母一樣臨近退休的“老二代”。我不想成為被“吸走”的那類人。

（圖/《喬家的兒女》）

在醫院，我不止一次幫就診的老人掛號、取檢查單，有時還要將他們帶到醫生面前。替父母盡孝的十年里，我見證了醫院發生的很多變化：人們原本可以線下掛號，也可以線下選擇問診醫生，但后來掛號和繳費都改成了線上，檢查的單子也需要掃描機器才能獲取。

被技術拋棄的人越來越多。每次幫助那些老人時，我都在想，將來有天自己真的決心外出打長工，輪到我的父母到醫院就診時，有沒有陌生人可以幫幫他們呢？

編輯 騰宇

校對 遇見

運營 小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