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慶

“一·二八”事變中19路軍在閘北與日軍巷戰

近些年來，筆者學習《上海金融志》等史書時， 對當年上海銀行業聯合準備委員會發行的“ 公單” 一詞似懂 非懂。 史書介紹“ 公單” 是當年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璈倡議的產物， 使我的興趣更加強烈。

多年前一位友人千里迢迢，在重慶覓得一張舊支票給我看。我仔細審視支票上的各種要素，支票上方正中印有刻著“上海聯合準備委員會”和“SHANGHAI JOINT RESERVEBOARD”的徽記及花飾，底面暗紋滿鋪“上海聯合準備會”和英文縮寫“J R B”交叉構成的幾何花紋。支票正面印有“此請中國中央交通銀行轉向上海銀行業聯合準備委員會照付敝行往來戶之帳”的字句，其他各類支票要素齊全。我斷定是尋覓已久的“公單”。為慎重起見，我又找了兩位年過九十的老前輩掌眼，他們認可了我的判斷。

“公單”要從1932年日寇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侵略戰爭說起。據當年的各種資料統計， 日寇的地面進攻和狂轟濫炸， 毀壞民居約二萬間、商號四千余家、工廠近九百家、學校二百余所，土地荒蕪二百萬畝，估計直接和間接損失達十四億至二十億銀元。

一·二八事變造成的更危重、更廣泛的后果是人心恐慌，市場凋敝、金融斷鏈。其惡果迅速從上海向外擴散，嚴重破壞了內地信用制度：據1932年度《中行報告》記載，由于時近除夕，“農民因戰事不能清結鄉鎮商店之賬，鄉鎮商店即不能清結城市商店之賬”，如此牽連延伸， 從城市商店到內地錢莊、大都市錢莊或銀行， 互不見信，信用鏈條斷裂。“上海錢莊對于內地各大城市之放款， 幾乎消滅，內地之金融血脈，完全阻滯。本年度江浙內地錢莊商號之倒閉者，不知數千百家”！即使在上海等各大金融重鎮，銀行錢莊工商企業相互遲疑觀望，票據交換、承兌貼現、抵押等等，一概停頓。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上海銀行和錢莊界為抗議日寇也為自保，隨同商界于1月29日宣布罷市。

張嘉璈，字公權，時任中國銀行總經理

如此艱險的金融態勢，引起張嘉璈的憂慮。據張的《年譜》記載， 他得知此次罷市未設期限，“ 頓感坐立不安” ， 擔心罷市太久， 恐會引起市民疑慮， 又擔心“設或復業時群起提存擠兌，金融即可破產。上海金融一倒，則滬杭京滬一帶之金融，一齊牽動，適中敵人摧毀上海金融中心之計。思之不寒而栗。”

考慮再三，他決定測試市場承受力， 隨即布置一些兌換店， 代為收兌中行鈔票， 未見擠兌， 從而探知“ 人民對中行鈔票信心未滅”。深思遠慮的張嘉璈明白，單靠中行獨家的信用，不足以支撐整個市場，需要聚合上海金融集體的信用。于是他親自與銀行公會主席李馥蓀（即李銘，中國資深大銀行家）研究聯合準備辦法，“表示本行愿提交相當數額之財產”，全力協助此事。

這個動議迅即為公會接受，在張嘉璈的倡導下，一種中國金融界獨創的機構“上海銀行業聯合準備委員會”誕生了！2月4日上海銀行公會宣布結束罷市，恢復營業，聯合準備會開始運行， 市場平穩恢復。這是中國民族金融能自立于世界的經典明證，值得青史留名。當年的《中行報告》用一節《金融界本身之合作》詳作記載：“為謀社會金融整個安寧，……爰有聯合準備委員會之組織，滬埠各銀行先后加入為委員銀行者，二十六家，共認繳準備金達規元七千萬兩。組織公庫，發行公單、公庫證及抵押證。公單作用，在以替代現金，流通市面，委員銀行對于公單，負見單即付之責”。

上 海聯合準備委員會公單

由于聯合準備委員會之舉迅速見效，影響巨大，隨即上海錢業公會也組織了類似性質的“ 上海錢業聯合準備委員會”，有七十多家錢莊加入該會， 認繳的準備金達三千七百多萬兩之巨。不久， 天津、杭州等地也成立了類似組織，以解金融之難，救經濟之急，利百姓之需，果然深受各界歡迎。有記載稱，聯合準備制度實行后，非但沒有發生擠兌情形，銀行存款反而增加，足見聯合準備委員會促進市場金融信用迅速恢復穩定，挫敗了日寇毀我金融的圖謀。

細看此公單上的要素，可以看出公單的特殊運作程序：左面的印章說明該公單是上海華僑銀行于民國二十九年11月6日開立的支票，收款人是安裕莊。安裕莊收到公單后加以背書通過中中交的某一行向聯合準備會提出交換。

公單下方有一個橢圓形印章，經辨認是“上海錢業聯合準備庫”的收訖章，說明所劃七萬元是先進入錢業聯合委員會的賬戶，再劃入安裕莊的。至此，一筆銀行與錢莊間的頭寸交換得以完成。各自的資金十分安全，其背后所代表的工商企業的活動得以正常運作，公單之功，彰顯無遺。

筆者感嘆：公單乃中國金融界的智慧之果! 吾輩當虔誠致敬！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