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孩子使用手機，是社會、學校和家長這三方的共同責任。

撰文丨張明揚

這幾天，杭州二中白馬湖學校向全體師生發出了一封《關于合理使用社交媒體倡議書》，建議“同學們在16周歲之前，盡量遠離社交媒體，不注冊社交賬號”。

倡議書一出，在中國輿論場引發了不小的反響。支持聲當然很多，但質疑聲也不少。有些人質疑其合理性，孩子使用社交媒體是否能一禁了之；有些人則質疑其可行性，以今時今日國內孩子對網絡的沉浸度而言，說禁就能禁嗎？

但我仍然覺得，這是一次非常大膽且有價值的嘗試。

01

近期，隨著農夫山泉創始人鐘睒睒的炮轟，社交媒體本就處于前所未有的輿論漩渦中。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對社交媒體乃至互聯網平臺的“資本屬性”抨擊力度很大，對互聯網平臺的監管政策一度也在這個背景下行峻言厲。

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輿論場對“青少年使用社交網絡”這個話題卻表現得異常寬容。

這可能是國內與西方對社交媒體態度的最顯著分野。

這兩年，發達國家針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正在掀起一場監管風暴。

2023年6月，法國參議院立法，要求社交平臺為15歲以下未成年人創建賬號時必須征得父母同意。

2024年3月，美國佛羅里達州簽署法案，規定該州不滿14歲居民不得開設社交媒體賬號；14歲以上未滿16歲的未成年人開設社交媒體賬號需要獲得父母同意。

2024年6月，西班牙政府提出了一項法案草案，禁止 16 歲以下青少年訪問社交網絡。

自2024年9月起，荷蘭各地小學課堂禁用手機、智能手表和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

最震撼的是這幾天澳大利亞的大動作。

11月28日，《2024網絡安全（社交媒體最低年齡）修正案》在澳大利亞參議院獲得通過。法案的核心是，16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獲得家長同意，也不能使用大多數社交媒體平臺，違規的平臺將被最高可處以4950萬澳元（約合人民幣2.3億元）罰款。

由此，澳大利亞成為全球對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立法最嚴的國家。

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力推這一法案，聲稱“社交媒體正在傷害我們的孩子，我要終止這一切”，“我希望孩子們能夠放下他們的各種（電子）產品，到足球場、游泳池和網球場去。希望他們能與真人交流”。

澳大利亞的這一最強監管法案，盡管在歐美引發了巨大爭議，但在政治議程中，卻取得了近乎壓倒性的優勢：澳參議院以34票贊成、19票反對通過，眾議院以102票贊同、13票反對過關。

也就是說，爭議固然存在，但外界可能高估了爭議。

02

相比澳大利亞在國家層面的立法，杭州只是一個學校發了沒有任何約束力的“倡議書”。

在中國輿論場上，對社交媒體的批評往往集中在“資本屬性”和“非理性民族主義”這兩個方面，唯獨缺少了“孩子能不能用社交媒體”這個重要唯獨。

在本質上，中國社會更像是一個“厭童社會”。中國的孩子或許是被重視或寵溺的，但這僅僅是家庭層面的，而置于更大的社會層面，中國社會傾向于認為“育兒是每個家庭的私人事務”，政府和國家不必承擔太多的責任。在公共政策上，這導致了兒童福利的嚴重匱乏，而鼓勵生育也往往流于口號，口惠而實不至。

也因此，國內輿論場在討論重要公共議題時，往往“不屑于”將孩子這個維度納入考量。

在兒童使用電子產品、社交媒體這個問題上，中國的公共輿論或許也認為孩子應當減少使用，但也傾向于認為“這是每個家庭的私人事務”，應當由每個家庭獨立解決。

03

這就帶來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

據我的觀察，家長管控孩子使用社交媒體、打游戲乃至更廣義地使用電子產品，不僅效果不彰，更極易成為親子關系的炸彈。

沉溺于電子產品的孩子往往會認為，父母正站在自己的對立面上，就是因為他們“專斷、不開明、不愿意傾聽孩子的內心需求”，因此才會管自己用手機。

這就和育兒一樣，當公共政策缺位與失語，將所有壓力都交由父母或家庭承擔，任憑他們孤軍作戰，注定是一地雞毛。

有人說，無論是杭州二中白馬湖學校的倡議書，還是澳大利亞在國家層面的立法，都缺乏可行性，最后還是管不住孩子使用社交媒體。

這樣說的人，很可能并沒有管控孩子使用社交媒體的“實操”。

十幾歲的孩子，面對父母或許是叛逆的，對父母的說教更是不以為然，但如果是學校出規定，國家出政策呢？

他們還會認為是父母落后于時代，所以禁止他們玩社交媒體嗎？

他們還會認為是父母和自己對著干嗎？

他們還會認為玩手機一點問題都沒有嗎？

國家出臺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本來就不是“實操”，而是發表一種明確的態度。

家長有了來自學校和國家這種態度的支持，實操起來才更有底氣，尤其是更不容易激化自己與孩子的矛盾。

家長大可以“雞賊”地對孩子說：“我們也不想逼你，但這是國家（學校）的規定，我們只是不想違法，難道你想違法嗎？”

在澳大利亞的相關立法中，沒有任何對孩子或家長的“違規懲罰”，而是將責任壓給社交媒體平臺，最高可處以4950萬澳元的罰款。這也意味著，這一政策幾乎不會真實地傾軋“個人自由”。

那些用個人自由來說事的，大可不必。

04

這里的重點是：教育，是全社會的公共事務，而不僅僅是家庭的內部事務。

政府與學校出臺一些限制或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電子產品）的規定，將顯著增強父母與孩子博弈的能力。

有人說，澳大利亞這項政策太嚴了。

或許吧。

中國完全可以出臺一項沒這么嚴的政策，比如變“禁止”為“限制”，但核心是，嚴一點寬一點都不是問題，但你要出政策啊。

我不支持決大多數對互聯網平臺的監管政策，但對兒童的除外。畢竟，這是國內的短板所在。

從公共輿論，到公共政策，我們都必須即刻改變那個被證明滯后于時代的觀點：育兒與教育只是家庭事務。

公共政策的參與，也是一種對育兒的“解負”。

我們需要讓未成年人明白：限制你們使用社交媒體（電子產品），不單單是你們爹媽的決定，更不是爹媽和你們對著干，這是全社會的公共決定。

管控孩子使用手機，是社會、學校和家長這三方的共同責任。

在立法層面，應當積極學習澳大利亞與歐美社會的實踐，未必要那么嚴，但得做。

在學校層面，杭州二中白馬湖學校做得很好。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教育，應當盡可能地去電子產品化，不要動輒給孩子布置基于電子產品的作業。這樣做，學校和老師或許省力了，但將給家長的管理施加更大的壓力。

在家長層面，國家如果出臺了澳大利亞式的“禁止”法案，你們也可以有自由裁量權，根據自家孩子的需要，該禁止的禁止，該限制的限制。

家長也應更加“自律”，盡量減少在孩子面前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打開一本實體書，裝也得給我裝下去。孩子小的時候，很多父母為了省力，往往習慣于將電子產品扔給孩子。等到孩子大了，才悔之晚矣。

對此，杭州二中白馬湖學校也提出了“建議家長和孩子一起戒斷手機”。

孩子沉溺于電子產品，已經是中國父母的錐心之痛，時有孤立無援之感，在救救孩子之前，社會與學校也“救救父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