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眼中的胡適

胡適可以說也算是李敖的老師，但是胡適在李敖眼中，其人格是變化的。

胡適是個比較復雜的人，在舊封建體系面前，他是斗士+旗手；在民國軍閥面前，他是慫貨+幕僚；在洋人面前，他是奴才+舔狗。這是我的觀點。

他在武力面前，缺乏骨氣，舊封建勢力因為徹底倒掉了，所以，他敢站出來對它吐唾沫；新軍閥站在面前時，他馬上低下了頭，轉身跑掉，躲進了象牙塔，但是新軍閥不滿意他這樣做，他馬上就出來當了官，甚至后來還天真地想當總統；而在洋人面前，是徹底地趴在地上，頭不敢抬，眼不敢平視，四肢不敢蠕動，完全馴服了，洋人于是賞給了他36頂博士頭銜，他是博士，但是不明白什么是氣節，什么是骨氣，什么是民族自豪感。

下面內容整理自李敖的著作《胡適評傳》與《李敖快意恩仇錄》，是李敖眼中的胡適的真實呈現：

1952 年的臺中一中，那是個陽光與希望交織的年歲。胡適先生現身校園演講，剎那間，仿若磁石引動鐵屑，眾人皆被其非凡氣度與深邃思想吸附。彼時我于臺下仰望，他恰似高懸天際的啟明之星，光芒雖遙不可及，卻足以穿透懵懂靈魂，在我心海激起層層知識與理想的漣漪，自此，其名其說便深植心間，成為我精神征途的隱秘指引。

時光悠悠流轉，至 1959 年，于臺大校園，命運之輪悄然轉動，我終得與胡適先生促膝長談。那是間盈溢墨香的靜謐書房，午后暖陽輕柔灑落，為書卷添暖黃光暈。我們相對而坐，茶香裊裊升騰，氤氳出思想交流的濃郁氛圍。我懷揣熱忱與疑惑，自學業困擾至文化思索、從歷史迷思到人生探尋，皆毫無保留傾訴。先生傾耳聆聽，目光專注如炬，適時以睿智言語與豐厚學識，為我撥開重重霧靄。其論治學，力倡嚴謹實證與獨立思索；談人生，則堅守良知、尊崇真理，恰似智慧長者引領幼雛，為我這在學術莽原迷失方向者點亮前行燈塔，在心靈凈土播撒希望良種，令我于知識汪洋錨定航向、于精神蒼穹尋得坐標，對其學識涵養與思想魅力更是傾心敬慕。

于學術天地，胡適先生的功績卓著非凡，堪稱現代學術史的巍峨豐碑。負笈哥倫比亞大學之際，他沉醉于西方學術思想瀚海，歸國后，憑嶄新視角與前沿方法，勇涉中國哲學史、文學、史學等深域。其《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驚艷問世，如盤古開天辟地，以現代學術范式拆解古代思想桎梏，梳理出清晰脈絡，為哲學史研究開辟鴻蒙新徑，引得無數學人競相追隨之，仿若繁星拱衛明月，奠定中國現代學術體系基石。在文學考證領域，先生對《紅樓夢》《水滸傳》等經典巨著的精研細究，以顯微鏡般的文本剖析與地毯式的史料搜尋，為文學研究注入科學實證的鋼鐵脊梁，令文學殿堂重煥熠熠光輝，昭顯作品背后歷史情境與文化幽微，后世文學研究皆難脫其庇蔭。

新文化運動狂潮中，胡適先生更是執旗奮進的無畏先鋒。他以筆為劍、以言為號，力倡白話文革新，《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恰似平地驚雷，震醒沉睡文人，喚醒文學革新的蓬勃力量；《嘗試集》則似破冰巨輪，碾碎舊詩格律堅冰，開辟新詩航道，引領文學航船掙脫傳統泥沼、駛向現代彼岸。同時，先生傾盡全力傳播西方現代思想，引入科學民主火種，為暮氣沉沉的古老華夏點燃希望火炬，注入奔騰不息的生機活力，驅動社會文化車輪滾滾向前，于轉型關鍵節點發揮關鍵作用，成為時代變革的強勁引擎。

然而，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胡適先生亦有其難以遮蔽的黯淡光影。歲月更迭，我漸察其后期顯露的疲態與保守。往昔直面權威的凌厲鋒芒悄然鈍化，在關鍵問題抉擇上，常陷猶豫泥沼，致使諸多革新良機如指間流沙般消逝，文化變革步伐由此遲滯，令諸多有志者扼腕嘆息。

猶記某次學術沙龍，學者咸集，熱議中國傳統文化轉型困局。一青年學者慷慨陳詞，痛陳傳統積弊之深重、變革之緊迫，呼吁大破大立重塑格局。

胡適先生卻眉間緊蹙，緩推眼鏡，以穩健平緩語調主張珍視傳統菁華、漸進改良，憂心激進變革致文化斷代、社會失衡。會后，我與先生獨對，我直言不諱：“適之先生，晚輩以為，文化轉型恰似逆水行舟，非猛力難進。今時之勢，保守求穩恐陷絕境，安能畏縮不前、錯失時代洪潮？”先生目光幽深，搖頭輕嘆：“李敖，你尚年輕，未解世途艱險。文化變革牽一發而動全身，魯莽激進易釀巨禍，穩妥緩行方為至善。”

我急辯道：“先生，歷史轉折恰似千帆競渡，勇者為先。若因循守舊、瞻前顧后，何能開辟文化新疆、引領時代風騷？”先生面色微沉，甩袖而去，獨留我于原地，望其背影悵然若失，深知思想差異如淵似海，然仍盼其重拾果敢、再燃革新烈火。

涉足官場后，胡適先生周旋于官場應酬與學術鉆研間，恰似困于荊棘叢的飛鳥，雖奮力振翅，卻難脫桎梏，學問精進趨緩，研究精力耗散，成果質量與數量俱降，學術高峰攀登戛然而止，未達理想之境，空留千古遺恨。

其“好人政府”構想，本欲為亂世尋良策，以溫和改良療愈社會沉疴、構筑政治清明愿景，卻在軍閥混戰、獨裁肆虐的酷烈現實中，如夢幻泡影般消散，淪為無力悲嘆。面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黑暗深淵，諸如特務肆虐、言論鉗制、民權踐踏諸事，先生雖偶有不滿之辭泄露，卻多停留紙面、口頭勸誡，未化作堅決行動，未化身為民眾渴盼的正義鐵拳、反抗暴政的堅固堡壘，致使正義光芒在陰霾中黯淡蒙塵，無數蒼生在暗夜中長泣難眠。

于個人特質與人際交往范疇，胡適先生性格的復雜多面展露無遺。其待人溫潤寬和，廣結四海賓朋，居所常為高朋滿座之所，學界賢達、青年才俊皆沐其熱忱恩澤。然此隨和脾性，在學術爭鳴關鍵刻，卻成拖累。當觀點交鋒、真理碰撞之際，先生常因人情羈絆，對謬誤觀點、不合理主張未施迎頭痛擊，致使學術論辯偏離正軌、陷入混沌泥淖，學術發展步伐因之遲滯蹣跚。

我所撰《播種者胡適》一文引發的風波，便是其性格特質的生動映照。文章付梓之初，先生閱后頗為不快，覺我評價未契其預設完美形象。文中對他在歷史關鍵節點的猶疑、學術理念的守成剖析，被視作對其聲名的冒犯。他借友人婉轉表意，期我修正觀點、重塑金身。時光沉淀、靜心思索后，先生對我視角漸能包容接納，明了我雖言辭尖銳，卻發于對他的深沉期許、對歷史本真的執著叩問。此態度變遷，恰似剝繭抽絲，盡顯其內心對自我認知的曲折探索、對多元視角的艱難擁抱，以及在歷史評判與個人聲譽間的矛盾權衡。

我曾就其抗戰時期某些言行表現與他直面交鋒。那是個風云激蕩、山河飄搖的年代，國家命運懸于一線。在一場私密研討聚會中，我直面先生，問及他在抗戰烽火中的言論立場。我目光灼灼：“適之先生，抗戰之際，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眾人皆望賢達振臂高呼、凝聚眾志。然先生彼時言論，似缺激昂斗志、堅定立場，未足激揚民族士氣、堅定抗敵決心，晚輩困惑，望先生釋疑。”

先生神色凝重，緩聲而言：“李敖，彼時局勢錯綜復雜，外交斡旋、國際形勢皆須通盤籌謀。我冀借外交途徑緩敵鋒芒、尋國際支援，言語表態不得不審慎斟酌，以免牽一發而動全身，陷國家于不利。”我駁道：“先生，民族生死較量，豈容外交辭令的曖昧模糊？當以熱血文字喚起民眾同仇敵愾、筑牢精神長城，若言語失銳、立場搖擺，易淆亂軍心民心、誤國誤民，使抗戰偉業蒙塵受阻！”

先生聞此，沉默良久，唯余長吁短嘆，似為過往抉擇陷入深沉反思，而我亦為先生彼時的戰略誤判與士氣挫抑痛心疾首，深知此乃國家抗戰精神史的遺憾缺頁，影響深遠。

附，胡適對日本的態度及觀點如下：

在1932年一·二八抗戰之后，胡適與一群人組成了一個名為“低調俱樂部”的非正式組織，他們持有對中日戰爭前景的悲觀情緒，認為“戰必大敗”。胡適在此時表達了“我情愿亡國，決不主張對日作戰”的觀點。

在1915年日本逼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條約時，胡適在《日記》中抄錄了《二十一條》條約全文，并稱贊中國政府的對日交涉表現，表達了對未來的樂觀主義。

胡適發表《致留學界公函》，反對抗議《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愛國學生運動，批評愛國學生們是“理智失常”，得了“愛國癲”。

他還主張主動向日方讓步，要求政府以日方提出的談判條件為基礎來談判，并自動地主張東三省解除軍備，中、日皆不得在東三省駐兵。

在1935年，胡適致信政府，建議承認“偽滿洲國”。

當日軍侵占中國熱河省、染指華北時，胡適仍堅持妥協，反對抵抗，認為如若抵抗就會糜爛華北。

胡適認為，日本征服中國的唯一方法是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他還認為，中國人的反日情緒激烈化是刺激日本出兵東三省的主要原因，并批評愛國運動參與者的癲狂情緒是導致日本侵略的罪魁禍首。

胡適的許多觀點，在今天仍然在中國某些精英群體中仍然大行其道，比如美國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時，就有人主張早投降不如晚投降，主張銷毀核武器以贏得美國對中國的寬容，主張服從美國的主張，中國放棄一切高科技的研究，只做下流供應鏈，以取得美國的信任，等等。

這些觀點，都是換湯不換藥，來自于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