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從小品學兼優的女碩士，畢業后打算繼續深造，此時卻因為未及時更換二代身份證這樣的小事而無法考博，她深受打擊，怎么也想不通，陷入精神分裂。在家休學兩年多后，離家走失，自此人間蒸發，十四年后當她的親人再次見到她時，她已在一個偏遠的山村里生下了兩個孩子，連自己父親都不認得了，而哥哥發現，“妹妹的病情現在更嚴重了”。

即便你不了解內情，僅看這樣的簡述，這位女性的經歷也已足夠令人震驚、恐懼。但在日前爆出此事的和順縣公安局“警情通報”中，關于她期間的遭遇只有這么短短一句話：

經初步調查，卜某（女）于2011年5月從家中走失，后被山西省和順縣青城鎮居民張某收留，相關情況正在進一步核實調查中。

這就是通報的好處：信息從源頭上就被管控住了，交代事實盡可能地平淡，避免討論和想象的空間，畢竟言多必失，現在隨你怎么解讀，還能解讀出個什么花來？

確實，由于缺乏深入調查和事件細節，就算你感覺此事蹊蹺，也只能圍繞著通報摳字眼。這兩天，輿論的炮火就集中于這則通報中輕描淡寫的“收留”二字，認為這是在“侮辱公眾智商”，因為別的不說，這位女性生下兩個孩子，很難說是她自主自愿的。根據現行的司法解釋，“與無性防衛能力的智障女性或女性精神病患者非法發生性關系的，則無論她們是否‘同意’，都以強奸論處。”

正因此， 斷言：“無論從什么角度來看，收留二字都是絕不可能成立的。”

前來認親的老父親為女兒戴上讀碩時的眼鏡

善意的收留有嗎？有的。

1945年日本戰敗后，原侵華日軍士兵石田東四郎精神失常，流落中原大地，一年后被河南南召縣農民孫邦俊發現并收留。雖然不知其具體身份，但孫家在明知對方是日本人的情況下，即便歷經最艱苦的年代都未放棄他，祖孫三代供養他長達47年之久，直至1993年將他送回日本。此事感動了無數日本人，被稱譽為中日友好史上的佳話。

和順事件顯然不一樣。卜某的兩個孩子現年12歲和8歲，推算下來老大應該是2012年出生的，加上懷胎十月，她2011年5月從山西榆次家中走失后，到120公里外的和順縣，路途中想必也花了點時間，也就是說，張某把她帶回家后，必定很快就和她發生了性關系。實際上，極有可能，他的動機就是把她當作生育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她之所以尋親成功，是當地一名女子向尋親志愿者朱玉堂求助，稱其嬸嬸與其叔叔一起生活十多年，但家里不知道嬸嬸的任何個人身份信息。據朱玉堂說：

在交流中，我發現她識字，而且感覺學歷還不低，我就慢慢地引導她，漸漸地，她說出了自己的名字、父母、哥哥名字、還有自己就讀的學校等信息，但當時（我們）并不知道真假。

尋親經歷極為順利：11月25日張某親屬發出求助，據警方通報，“派出所民警在山西及周邊省市開展了大量核查比對工作”，第二天，也就是11月26日，就與其父親取得了聯系。11月30日，卜女士回到家中與75歲的老父親團聚了。

如果不是她本人記得這些基本身份信息，這么順利是不可能的。 反過來，這也證明所謂“收留”必有隱情： 她不像石田東四郎那樣，語言不通、連本名都不記得，更無法送其回家，相反，在長達十四年的時間里，只要有人稍具善意和耐心，是不難讓她回家與親人團聚的——至少，既然這么快就能找到親人，就說明本來不是沒有辦法。 問題就在這里： 他們為什么不讓她回家？

她曾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

在這一事件中，最耐人尋味也最恐怖的地方，是人們的無意識。

張某的親屬發起尋親，看來只是為了弄清嬸嬸的身份，而不是為了讓張某本人坐牢，因為她強調“當年是叔叔好心收留了嬸嬸”；期間還報過警，但警察看來沒當回事；這次的警情通報，把她十四年的遭遇，以被“收留”一筆帶過；而認親的親人們，也沒控告張某強奸，倒是給她兩個孩子帶上了見面禮，據報道，“現場的親人都含淚擁抱了這兩個聰明伶俐的孩子”。似乎除了義憤的網友，他們都覺得這是一件大好事。

這兩天想到此事，我總覺得哪里有什么不對勁，后來終于意識到，這其中的一個關鍵點，是這位受苦的女性被當成了一件物品：她被人當作無主之物撿回家，利用完了，由警方負責“失物招領”，最終“物歸原主”。這也與她與石田東四郎遭遇的本質區別：她沒有被當人來尊重對待，而恰恰被否定了人性。

她明明記得自己的身份信息，但這么多年沒能回家，因為沒人詢問她，何必呢？就像撿到一個無主物品，只要還有用，當事人未必有動力將之歸還。不僅如此，這還說明，對張某來說，她的身份信息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是一個自己能占有的女人，就像占有一件無人認領的物品。

在男權文化下，一個女人 ，哪怕 接受了 良好教育， 但 在 男人眼里 ，她的那些屬性都 不重要 ，唯有 最 原始的 工 具屬性才算數，所以才有那句 話 ： “女人管你是碩士博士， 都 只是女士 。 ”很少人能有足夠的善意收留一個精神失常的男性，但一個精神失常的女人，至少仍是一個有用的工具。

常有人說，女性“被當作性對象、物品或商品而被抹消了人性”，這種“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也一直被看作是女性主義的核心，但在我們的生活中，“物化”通常是一種普遍但隱蔽的操控，涉及到剝奪女性充分的自我表達和自我決定，而在這一個案中，它表現得如此觸目驚心卻又被熟視無睹。

何謂“物化”？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在《傲慢的堡壘：性侵犯、問責與和解》一書解釋：“物化意味著將原本是人而根本不是物品的存在轉化成一件物品，將其當作一件物品來對待。因此，物化也就意味著拒絕承認本來存在的人性，或者更為經常地表現為否認完全的人性。”

她歸納出“物化”的八種方式：

1.工具化：物化者將對象（僅僅）看作實現其目的的工具。

2.否認自主性：物化者將對象看成是缺乏自主性和自我決定性的存在。

3.無生氣：物化者認為對象缺乏能動性，或許也缺乏主動性。

4.可替代：物化者認為對象可以和同類型的其他對象互換，而且/或者可以和其他類型的對象互換。

5.可侵犯：物化者認為對象缺乏完整性的邊界，是某種可以打破、毀壞和侵入的物品。

6.所有權：物化者將對象看作某種被某人擁有或可以被某人擁有的物品，可以被買賣，或者可以被當作私人財產。

7.否認主體性：物化者將對象看成是某種不需要考慮其經驗和感受（如果對象確實具有的話）的物品。

8.噤聲：物化者將對象看成是無法言說的物品。

和順事件中，這位女性的處境幾乎滿足所有上述條件：她是被用來傳宗接代的工具、無法自主、行動受限制、可侵犯、被視為個人所有的物品而唯獨不是她自己的、不需要考慮她的感受，她也無法說出自己的感受。在喪失了主體性和自主性之后，她的人性已在事實上被否定，淪入非人的境地。

電影《盲山》中，一位女大學生被拐賣到山村

就算不知道“物化”這種理論概念，中國人也本能地知道“不把人當人看”是對人的貶低——要不然怎么會有“你算什么東西”、“真不是個東西”這種罵人話？

在我老家崇明方言中，加修飾詞之后“物事”（東西）還是特定針對女性的罵人話：“小物事”意思是“小賤人”；“老物事”表面意思是“老東西”，但在方言里是專罵老婦人的；“壞物事”不必說了，是比說“壞女人”更惡毒的罵詞。

話語常常折射出某種集體無意識，這些話恐怕都不是偶然的。在父權制的社會結構底下，女性確實就被視為有待家長支配并隨意處置的一件“物品”，而不能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和主體性。反過來，當人被視為“東西”，自然也就是對其極大的蔑視和貶低。

為什么精神失常、智障的女性會被性侵，但這類男性幾乎不可能有女性對之感興趣？談到這個問題時，有女性朋友不無諷刺地說：“你們男人還真是不挑。”但我想問題也不在“不挑”，而是這些失智失能的女性正符合男權文化的想象：她們是可支配、可侵犯的對象，并且不管怎樣，總歸是一個女人，反過來，女性在篩選對象時可不會這樣。

這提醒我們，女性的生存處境要險惡得多，隨時可能陷入被物化的境地，因為她們的性資源本身就是被攫奪的潛在對象。從這一意義上說，“人性”對女性而言不是生而就有的天賦權利，而是需要健全機制加以保護并努力爭取的合法權利。

那個女人回家并不是故事的結束，因為她恢復生而為人的尊嚴才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