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戰爭與外部壓力，正是推動內部變革的最大動力！

然而，這個道理經常在歷史進程中失靈。譬如經歷過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清朝，明明已經在沖突中一敗涂地，卻以最快速度龜縮到原有狀態。不僅沒有嘗試任何改變，甚至看上去好像危機從未降臨。

為什么會有如此詭異的現象？為什么清朝必須等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才不情不愿的開啟洋務運動？！

《南京條約》的簽約現場

首先，鴉片戰爭對清朝而言，真正的實質性威脅非常有限。無論對英國的五口通商，還是稍后對法國、美國的輕易妥協，都發生在少數沿海地區。那些被視為潛在威脅的洋人夷商，終究滯留于雙方圈定的“保留地”內。

因此，龐大的帝國根本沒動力催促自我改變，深怕輕易變動釀成傷經動骨后果。畢竟，王朝的中樞核心在于北方京師，基礎性質的資源則主要來自長三角和湖廣。只要措施得當、規章設計合理，足以將縣城級別的租界影響力隔絕起來。

正在接受蒙古人投降的清軍

相比之下，年代稍早的準噶爾和張格爾，以及年代稍晚的太平天國，才會被視作具有真正的顛覆性威脅。只不過在鴉片戰爭結束階段，上述問題要么沒有爆發，要么已經被基本掃除。若按傳統儒家世界觀標準，那就是相當典型的小盛世局面。最差也是中興氣象，往后的日子依然可期。

當然，清朝的頂層精英自有一套標準。因為能掌握著大量信息，嘉慶、道光兩任君主遠比普通官宦更加清醒。他們能模糊感覺到，自己的王朝從乾隆后期開始步入下降通道。故而頻繁遭遇內憂外患，還讓蹬鼻子上臉的蠻夷得逞。若再強行嘗試劇變，恐怕會引起相當可怕的后果。

在鴉片戰爭中擊敗清軍虎頭兵的英軍

其次，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演進過程，遠超清朝上下的理解水平。雖然英軍以殖民地守備隊為主力，還是依靠技術優勢和海上機動，頻頻形成以多打少局面。清軍在被動挨打之余，幾乎搞不清楚為何而敗。甚至容易產生某種錯覺：己方主力并沒有被重創，僅僅是有力使不上而已。

事實上，清朝為鴉片戰爭所做的準備相當認真。林則徐僅在廣東一地聚集的先進火炮，就是此前任何時代都無法比擬的。與之情況類似的廈門、浙江和上海，雖籌備級別不如南粵，仍舊盡最大努力確保對自己的過去遙遙領先。作為信息匯總點的皇帝，自然對地方基層的賣力心知肚明，反過來更直觀感受到資源匱乏！

在當時的大部分人眼里 鴉片戰爭只是水師與沿海省份的失敗

最后，作為勝利者的英國人，開出相當客氣的賠償要求。除要求租借香港島外，無非支付軍事開支、賠償商人損失。至于上海、寧波等口岸的租界，還是后來進一步扯皮的權宜之計。因此，清朝上層普遍覺得受損有限，完全沒必要讓臺面上的沖突持續下去。

既然損失在可接受范圍內，強敵又沒有任何得寸進尺企圖，那么傷經動骨的自我改變就毫無意義。

由于缺乏動力 鴉片戰爭中的落后武裝被保留幾十年

正如上文所述，以道光皇帝為代表的清朝中期統治者，非常清楚全國上下都問題頗多。原先的小小瑕疵，正因經年累月的運轉而膨脹放大。如果在這么脆弱的何況下擅自做調整，恐怕連支撐舊秩序運轉的資源都無法湊齊。那些仰仗帝國舊俗營生的臃腫群體，更是不愿意看到自己利益受損。

此外，清朝雖為外族政權，精英群體也會借用傳統儒家的經驗教訓。自北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失敗后，統治階層就普遍對中期大改非常排斥。愿意接納的尺度上限，無非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以及雍正皇帝的攤丁入畝。這些特征可以從后來洋務運動中察覺出來，意在采用精挑細選的局部革新，鞏固強化舊制度威嚴。

清朝上層真正恐懼的是第二次鴉片戰爭

這些因素相互交織，讓清朝沒有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嘗試改變。甚至到太平軍星火燎原之際，依然咬牙堅持某些讓外人看來很莫名其妙的底線。

直至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帝國的京畿要害淪陷，財政困局不斷加重，愛新覺羅貴胄們才終于意識到必須改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