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北大歷任校長名單中，排在第二位的是許景澄。北大是作為“獨立人格”立于早期中國教育史上的，而他們的第二任校長許景澄（任期1898-1900年），算得上是為堅持獨立人格而殉難的第一個北大人，也是唯一一位北大校長。

對于他的死，時人評價為：許侍郎、袁京卿二人，名臣也，以忠諫而致禍，同罹慘刑。丹心未泯，碧血長埋。誰為為之，以至于此？

許景澄為何而死？直接原因是直言敢諫。

話說庚子（1900年）之前，由于國內外一系列矛盾的積累，加上慈禧的小心思，默許并利用義和團報復洋人，大清上下仇外排外的聲浪達到了頂峰。

在軍機大臣剛毅、莊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等進言下，慈禧深以為“拳民忠貞，神術可用”。遂決議允許拳民進京，借助他們來“扶清滅洋”。此舉也致京畿教堂、教民安全受到威脅，列強邊表示抗議，邊謀劃出兵代為剿平。

5月20日，慈禧召開御前會議，討論戰和問題。時任吏部左侍郎、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兼管理事務（即管學大臣）的許景澄力陳“無論是非得失，萬無以一國盡敵諸國之理”。但是在會議上，剛毅、載漪等主戰派占據上風，剛毅奏稱“天降義和團，以滅洋人”，大得慈禧歡心。

有朝廷支持，團民得以在京畿暴走，沿途燒教堂、拆電線、毀鐵路，攻進天津租界。23日，更得慈禧授意，與清軍一同攻打東交民巷使館區。與此同時，公使團會議也決定以保護使館名義調兵入北京。

許景澄大為震驚，他與太常寺卿袁昶聯名，連上《請亟圖補救之法以彌巨患疏》《請速謀保護使館維持大局疏》和《嚴劾大臣崇信邪術請旨嚴辦疏》三疏，指出圍攻使館、殺害公使的做法不合國際公法，絕不可取。這樣會激怒列強，“以一國敵各國，是關系國家存亡之大事”。

能有這般認識，許景澄的國際視野在群臣中可稱翹楚。因他曾出使歐洲，又出任過駐比利時公使。也曾駐留俄國，與俄政府為帕米爾問題進行過長期交涉。

早年的許景澄懷揣外交救國的理想，也曾做出過實績。中日甲午戰后，許景澄利用列強矛盾從中斡旋，使得俄、法、德脅迫日本歸還遼東半島，即著名的“三國還遼”。 長期從事外交的經歷，讓許景澄對世界有著更清醒的了解，并強烈地意識到，大清要想擺脫落后挨打的面貌，必須要學會遵守規則，學會如何與各國友好相處，而非盲目的排外。

“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許景澄懇求慈禧不要在狂熱派的慫恿下做出如此極端行為，但遭太后怒斥。

盲目排外，置國際法于不顧，是為瘋狂。許景澄清楚此舉動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后果。他亦深知事件起因為何，為此繼續奔走呼號，為外國使館提供保護，令使館人員生命得到保障。同時驅散作亂拳民，誅縱匪禍首，以此來退洋兵。否則，國家將走向浩劫。

其他大臣并不是沒人清楚后果，但敢于提出不同意見者極少。晚年慈禧剛愎自用，但凡敢于違逆其意志的臣僚，不管親疏遠近都不會有好下場。出于保命的心理，滿朝文武縱有不同意見，也不敢冒著殺頭的危險向當權者示警。

沉浮宦海多年的許景澄自然很清楚這一點。慈禧恨列強是出于私心，她恨列強批評她軟禁光緒，并且不愿支持她另立新帝。故此剛毅、載漪等人的意見才能入她法眼。以大義對抗太后的私心，許景澄已知必死無疑，他對身邊人言道：“各國聯軍行將入都，事不堪問矣，日后和約之苛不待言，君等當預籌之。”他深深為國家前途擔憂，“數日之內，鬢發盡白”。

果不出許景澄所料，慈禧既決心開戰，便容不得別的聲音。主戰派更是將許景澄與袁昶等主和派斥為“賣國賊”，慈禧亦愿殺雞儆猴，徹底解除掣肘，隨即發布懿旨：

“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屢次被人參奏，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時，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若不嚴行懲辦，何以整肅群僚。許景澄、袁昶均著行正法，以昭炯戒。”

七月初四，許景澄與袁昶同時被殺于北京。在他們被押赴刑場路上，擠滿了興高采烈的團民和無知的民眾。他們大都歡呼雀躍，為賣國賊被處死而歡呼，渾然不知即將到來的大禍。

許景澄倒是坦然，他早已料到今日之結局。之前就把京師大學堂存在俄國銀行的四十萬兩銀子經費的折子交給同僚，再三叮囑保存，以防洋人日后賴賬。除此以外，他對家人留下“吾以身許國，無復他顧”的遺言，便安然赴刑。

許、袁二人被處斬后，無人敢去收尸，還是兵部尚書徐用儀出面才得以收葬。未曾想，僅僅兩周之后，與許景澄、袁昶持相同政見的徐用儀、立山、聯元也被斬于菜市口。此五人，即是后人所稱 “庚子被禍五大臣”。

五大臣既死，戰事也如他們所料愈加糜爛。僅過月余，京城大部已被聯軍占領。慈禧不得不帶著親貴倉皇逃離，留下李鴻章全權負責與列強議和。

可是時至今日的議和，與許景澄在世時建議的議和，早已不可同日而語，《辛丑條約》就是在這般情況下達成。

許景澄學生陸徵祥曾如此回憶老師：

許先生教我的第一課，便是不要依戀正在沒落的體制，更不要追隨它，也不要指責它，而是要盡己之責，從旁觀察歐洲那些最出色官員的言行舉止，為自己制訂生活和行動的方案。告訴我注意觀察，保持沉默，當時機來臨，再行變革。

顯而易見，晚清已遁入全面的黑暗，時機并未來臨。落后不一定挨打，愚昧自大才會挨打。面對愚昧的當權者，許景澄大可如他人一樣選擇沉默。但是他選擇犯顏直諫，以生命打破這沉默。

許景澄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只有兩年，他也許沒有來得及為這所后來更名為北大的國家最高學府做出更多具體貢獻。但他的求真精神與獨立人格，卻與北大精神不謀而合。

正如曾在北大授課的陳寅恪所言：“自由之思想， 獨立之人格”。一個人在污濁不堪的社會環境下保持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為當時之強硬勢力軟硬脅迫，乃是知識分子之楷模。

許景澄死后19年，時任北大校長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致〈公言報〉函并附答林琴南函》，對于北大精神進行了經典解釋：

“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1923年12月17日，蔡元培的嫡傳弟子蔣夢麟，以總務長兼代理校長的身份在北大紀念會上發表演講《北大之精神》，進一步闡述了北大精神：

“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個人如此，機關亦如此。凡一個機關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種的思想的，到底必因環境變遷而死。即使茍延殘喘，窄而陋的學術機關，于社會決無甚貢獻。雖不死，猶和死了的一般。本校自蔡先生長校以來，七八年間這個‘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內各派別均能互相容受。平時于講堂之內，會議席之上，作劇烈的辯駁和爭論，一至患難的時候，便共力合作。這是已屢經試驗的了。
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本校里面，各種思想能自由發展，不受一種統一思想所壓迫，故各種思想雖平時互相歧異，到了有某種思想受外部壓迫時，就共同來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異己，是本校所不為的。故本校雖處惡劣政治環境之內，尚能安然無恙。”

若無自由之思想，也就不存在獨立之人格。許景澄正是堅持思想與人格而殉難的第一位北大人和唯一的北大校長。

可悲又可嘆的是，庚子之后，按《辛丑條約》第二款，列出為被誅殺的五大臣平反，以及將十余名當初的主戰大臣列為首禍，他們遭到了慈禧嚴懲。

徐桐、剛毅已死，褫職、奪恤典；英年、趙舒翹、載勛賜令自盡；啟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載漪流放新疆。

正如北大改名后的首任校長嚴復為許景澄所作之挽聯：“善戰不敗，善敗不亡，疏論廷諍動關至計；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后土式鑒精忠。”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2月13日，清廷為許景澄等五人平反，官復原職。同年，許景澄靈柩護送南下，沿途出現萬眾瞻仰的局面。到江蘇上海時，“江督以下官吏，及士大夫識與不識，皆往助執紼，祭奠成市，哀輓盈途，所謂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者。”

只是，就在不久之前，許景澄還是以賣國賊的形象定格于時人眼中。豈不見當初同僚眾口一詞斥他為“賊子”，更不用說他行刑時的萬人空巷，觀者無不以擠到前排，能買到個人血饅頭為榮。

區別只是一張紙，朝廷說他是忠臣就是忠臣，朝廷說他是奸臣就是奸臣，民眾習慣了以太后懿旨為風向標，到底是缺少判斷力的。可尷尬的是，戰前殺主和派，戰后殺主戰派，許景澄之后再無許景澄。大清再也沒有直言敢諫之臣子，無可避免地以自由落體之速度滑向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