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交了退休報告,院里有位領導說我發神經病了。南云勸我不要生氣,我哪有閑心去生氣,幾十年來我見識得太多了,那位領導肯定還有高招在后頭果然,告知我退休只能拿百分之八十五的工資,根據我四十多年的工齡和級別,我有點不明白,就到院部詢問。
當時三位院長在座,由一位年輕的人事部門領導和我談:他說院里打報告反映了我的情況,爭取百分之百的工資,但上面不同意。他又拿出一張復印的生物教授退休規定說,這是市委宣傳部發來的。上面第一條就寫著,在舊社會從事專業人員退休金百分之百,我就問他我從八歲就開始京劇工作,那時候是抗日戰爭時期,算不算是在舊社會從事專業?這位年輕人望著我默然不語。第二條寫著正副教授退休金百分之百,我說我從1957年進京劇院時被評定的工資為三百五十元,現在也算是一級,那么該算這條例上的哪一等呢?他仍呆如木雞一語不發。他又指了指條例上畫鉤的地方,是我有兩個孩子,不符合計劃生育。我說當年沒有計劃生育的說法。我兩個兒子相差十歲,我們已是自覺計劃生育了,何況他們年紀比你大,這怎么能和現在掛上鉤呢?難得這位小伙子的耐力,就是悶坐那里不吭不響。我想他年輕,不懂解放后的政策。
這一切也并非他所能為,京劇院領導為了顯示權威殺雞給猴看而已,童祥苓不聽話的結果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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