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魷魚游戲》

安國，河北省保定市下轄的縣級市。

打開安國市政府官網，可以看到2024年5月發布的數據顯示：這個40.24萬人的縣級市，有各級各類學校（園）176所，在職教師5794人，在校學生64403人。其中，幼兒園85所，小學65所，初中9所，普通高中4所，職教，特教，進修，電大各1所，鄉鎮成人學校11所。

對于38歲的趙猛來說，安國是他的故鄉，是京津石的咽喉，是全國最大的中藥材集散地，還是關漢卿的籍貫所在。盡管學術界為這位“東方莎士比亞”究竟是河北人還是山西人吵得不可開交，但不妨礙縣城內以“關漢卿”命名的學校、小區、酒廠、藥廠和培訓機構隨處可見。

在安國，民辦學校用一個巴掌數得過來：2所小學、1所初中、2所高中。而根據企查查數據顯示，安國注冊的教育、培訓、輔導機構有74家，其中41家是在“雙減”政策出臺后成立的。趙猛，正是這教育“臺風眼”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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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猛說，安國沒有體量特別大的教培機構，卻也經歷過一段繁榮期。

2021年之前，教書法、舞蹈、鋼琴、武術、跆拳道、演講與口才的門頭隨處可見，“從幼兒園到三年級，幾乎每個家長都會給孩子報至少兩門興趣班。尤其是書法，安國的孩子幾乎都學過?！?/p>

趙猛真正決定上手做教培是在2020年的春天。彼時，除了藥材市場和學校，整個安國陷入了一種嚴峻的停滯。一些機構死掉，另一些沒死透的機構積攢了大量停課卻沒退費的生員。趙猛把這個過程定義成“縣域教育消費升級的必經階段”。

趙猛認為這是個契機，“在消費降級的趨勢下，縣域教育消費反而會暗自升級。只要質量夠好，價格夠便宜?！彼粗氐氖怯變簣@在讀這一波家長，他們以90后和00后為主，這些人中不少曾上過大學，對孩子教育有一定思考，不會盲目跟風，他們會認真判斷孩子是否真的需要這些課外輔導。低年級的學生，更多是80后父母的二胎或三胎?！斑@批家長經歷了花錢買教訓的洗禮，變得更加看重性價比。”

在考察了一些有市場影響力的雙師課堂后，趙猛最初考慮通過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為縣城孩子們提供新的教育服務。但很快，他發現問題出現在低年級孩子的學習習慣上。許多孩子在早期未能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尤其依賴外界監督。

因此，許多縣城的小學和初中家長更傾向于“認人不認機器”。他們希望通過培訓機構給孩子找一位有經驗的老師，手把手地指導。在有限的可選范圍內，一些從學校體系里出來做教輔的個體老師格外受歡迎。近兩三年，縣域教培機構最大的競爭對手某種程度上是體制內教師。

一些家長只看療效，只要能提分，花錢能解決的都不叫事。少數機構也會為吸引生源，直接用某校某名師引流，相互輸送利益。

趙猛不認可這樣的教育。在他看來，個別老師在當地名氣大，但無非是押題、刷題，只要停下刷題，學生成績立馬掉下來。一種糟糕的教學模式并不能培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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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國，醫生、教師、公務員是很吃香的職業，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則一直處于一種不安定的情緒之下。除了這種被深深烙印的來自內部的差序共識，也有來自外部的偏見。

在知乎上，有一條熱議：縣城出來的孩子和城市出來的孩子有什么區別。下面的答案普遍讓人看著不舒服：敏感、尖銳、嘴笨、勾心斗角、格外在意別人的眼光和自己的感受、帶有“樸素且復雜的成熟”和“不懷好意的真誠”。這里面既有城市人的刻板印象，也有縣城青年的“自我剖析”，刻毒又殘酷。

趙猛就是一名典型的縣中孩子，一個反復被篩選的樣本。

八歲時，他進入鄭各莊小學，讀的是村小。五年級時，京城里教書的姑爺爺回鄉探親，建議把孩子送到縣城上學。當年，十二歲的趙猛反向篩選，到縣城讀書并一路名列前茅。

初升高那年，趙猛發揮失常，沒能考入縣上最好的安國中學，進入了另一所公立高中。這是他第一次成為被篩選的對象。進入高中后，趙猛一蹶不振，成績迅速下滑。然而，班主任一句不經意的嘆息再度改變了男孩的命運。高二時，班主任有意無意地向一名同學提起趙猛，“你看，趙猛以前學習那么好，現在不好好學，真是可惜了。”

簡單一句“真是可惜了”，讓趙猛感覺到自己仍被人期待著，于是，下決心發奮讀書。2006年，趙猛以年級高分考入大學。大學里，他讀師范專業。太爺爺、爺爺都是教書先生，大姐、二姐也是老師。

盡管經歷了反復篩選，塵埃落定，十多年后，在一次同學聚會上，趙猛忽地得出一個結論：“無論以何種方式，大家看似一度逃出了原生之地，但事實上，真正逆天改命的，不過寥寥幾個考入清北的同儕。大多數普通專本生仍宿命般地走上了父輩們的老路。”

回鄉創業四年，趙猛內心被幾種情緒拉扯著：一方面，他希望能成為一個能夠對孩子們的人格產生積極影響的好老師；另一方面，他也深感無力，“安國很小，如果你想在這里長久生活，就得謹小慎微，積攢口碑，絕不能讓自己‘社會性死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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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項持續的挑戰，不僅改變個人思想，還關乎社會結構的變革。很多時候，趙猛會對著自己說，“算了，別再想了，縣城的家庭就是這樣。人們的生活狀態、教育程度、認知水平，都剛好與這片土地匹配。放下那種泛濫的‘救人情結’，能多影響一個孩子是一個。”

事實上，縣城教培機構里的很多家長很年輕，但在趙猛看來，他們中的一些人教育觀仍停留在數十年前、上幾代人的水準。一些年輕的父母處于一種隨大流的狀態，學校讓干啥就干啥，老師讓干啥就干啥，“反正我沒能力管孩子，能學到哪就供到哪”。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缺位，錯位，越位。

當然，并非所有父母都如此。和大城市類似的焦慮同樣在縣城的家長群中彌散。在趙猛看來，有兩類家長最焦慮：一類是自身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考一代”，他們的身份主要是教師、公務員、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相信唯有在千軍萬馬的競爭中獲勝才是成功；另一類人沒上過大學，早早外去打工，吃盡了社會的苦，這些90后父母迫切希望孩子彌補當年的遺憾，避免走上自己曾經的老路。

縣城人口流出多，流入少。人口流入少的地方，往往像一潭死水，長此以往，就容易滋生兩種情緒：盲目自大或者井底之蛙。一旦人們滋生出這兩種情緒，成長的步伐便會停滯，錯失更多的人生可能。

比較，無處不在。其中，“比孩子”是彼此攀比的關鍵項。一旦孩子落于人后，意味著自己的教無能大概率會成為親朋鄰里茶余飯后的談資。

為了給孩子創造更多的可能性，也為了臉上有光，一些縣城的家長會天天在網上看海淀區那群媽媽怎么去“雞娃”，結果，他們在試圖加入這場“卷”的游戲時，卻發現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持。最后，高考時，他們與那些“卷了十幾年的家庭”競爭，而自己卻是“裸裝”上陣。除了體制內家庭的孩子面對大城市同齡人勉強有一戰之力外，普通家庭在信息差和觀念差的雙重困境下，只能通過縣城的晚自習和地級市的寄宿制高中來改變命運。

縣城里的家長有一條明確的焦慮起點：小學升初中。升初中之前，很多家庭是一種放養或半放養的狀態，一旦孩子升入初中，局面就完全不同了。留在本縣，讀民辦，去市里，還是去更好的省城？通常，每個縣城都有一所最好的初中和一所最好的高中，只有通過篩選的孩子才能進入。即使進入了最好的初中，仍需通過考試來決定是否能進入“培優班”。

即便如此，有限的“優勢”也在被逐漸蠶食。這些年，周邊鄉鎮的一些家長會在縣城買學區房，早早蹲點阻擊原住民。而一些縣域內的T0級學校也會推出一些傾向鄉鎮學校的招生政策。讀了縣上最好的初中，未必能讀最好的高中。外部，是來自鄉鎮中學和大城市同齡人的雙面夾擊，內部，是超級中學、低齡住校、一輪輪篩選和學校監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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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節后，和所有安國人一樣，趙猛被困在小區里，不用打卡上班，收入完全斷絕。好處是，有大把的時間去思考人生。

那段時間，工作和失業幾乎沒差別，夫妻倆索性辭了職，在縣城租下一間辦公室。趙猛考察了一些知名的大語文品牌，但很快發現，行不通。縣域學生基礎太薄弱，地基不牢，蓋不了高樓。“‘大語文’此路不通，我們就因地制宜，做‘小語文’?！?/p>

“我小時候，名字叫趙陽，外號‘卷毛羊’，我很不喜歡。二年級時，我從一本《新華字典》里看到了‘猛’這個字。猛，氣勢大、力量強。于是，我央求父母給我改名。”

一字之差，對人的影響足夠大。趙猛決定從文字學入手，重新整理漢字的形、音、義，再結合中小學課文和課標，開發面向小學和初中的漢字課程?！翱h城的孩子很少看課外書。即便一些孩子有條件、有習慣閱讀課外書，他們在語文學習上常遇到困難。只會背范文，寫作能力卻越來越遠離寫作本質。”

趙猛開局的招生方式很傳統，拿著宣傳單到學校門口發。結果，家長們并不買賬，他們覺得孩子已經五六年級了，認識了很多字，干嘛還要從基礎學起。

忙活了一年，趙猛招到了20個學生。里面還有一半是親戚朋友的孩子。首批種子班談不上盈利，“能來就已經是莫大的支持了?！?/p>

轉折點是一起偶發事件。當地一位老校長認可趙猛的教學方式，把外孫子送來學。緊隨而至的是一群來自公務員家庭的孩子。再后面，是在安國做傳統中草藥生意的家庭。家長們相互推薦，學生越來越多。

在縣城，話語權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無論多小的社會，總能找出一群非富即貴的少數。盡管他們在給孩子篩選教培機構時，會明顯的更挑剔。有一位媽媽替孩子預約了試聽，每次都是親自陪讀，和趙猛做了三次正式溝通才做決定，“每回溝通的重點都很清晰。第一次是介紹孩子在學習方面的需求；第二次詢問師資和教學問題；第三次是收集成功案例?！?/p>

人人往往期待“寒門出貴子”。實際上，寒門也是門，這個“門”，通常是縣城“婆羅門”。這個時候，教培就成了教育的特供?？h城似乎擁有一套獨特的話語體系，其中的居高位者多半善于頻頻質疑。一開始，趙猛并不太適應這種略失平等的溝通方式，但接觸得多了，他發現，在縣城做教培，與上等人打交道，并非高不可攀。教育資源本就有限，一些事情凡坦誠相告，即使無法達到家長最初的預期，挑剔終會轉化成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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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棘手的問題還是好老師從哪里來。

暫時招不到合適的老師，趙猛就卷自己。他和妻子都是大學畢業，在當地算是高學歷，對學生有一定吸引力。怕不夠好，夫妻倆分別進修了北師大的教育學和漢語言文學，每周還自修教育心理學。

和趙猛夫婦不同，對許多返鄉青年而言，小縣城根本沒有對口的專業崗位，教培成了他們為數不多的就業蓄水池。正因如此，這些教培新手的社會地位普遍不高，他們每月領到的工資也常被戲稱為“窩囊費”。

一些教培老師會在網上曬工資：“底薪1400元，全勤獎金50元，話費補貼150元；課時費另算，每周8節課，前6節課按35元算，后兩節70元；每個學生每月多發10元服務費。如果帶班40個學生，一個月就是400元。在不遲到、不缺勤的情況下，月收入約3400元。”第一年不交社保，第二年社保報銷50%。年輕老師們自嘲：“小縣城就這樣，愛干不干，反正都是廉價勞動力。”

這兩年，縣城的教培圈涌入了許多時髦的包裝手段。一些新開設的教培機構跟風很快。顧客一進大門，就能看到一排排明晃晃的招牌：AI模型輔助學習、大數據分析、學習曲線，應有盡有。前臺的桌上堆滿了檔案袋，里面是各種分析報告和進度圖表。老師們的工作除了上課，最重要的就是忙著在家長群里發消息。

十幾個學生坐在工位上，每個人捧著一臺平板，刷單詞或做題。APP的界面大多是模仿某些免費軟件，只能在指定的平板上使用。平板可以租用，也可以買下來，因為廉價，往往極其卡頓。

老師以三本學歷為主，好一點的二本往上，研究生就是稀缺資源了。一些小機構的老板也會輪班督學，即使只有初中學歷，也可以上抖音把自己包裝成名師，誘使家長排隊交錢。即便已經草臺班子成這樣了，收費并不低廉，一個月的學費可以超過4000元。家長們一邊將孩子送進這些機構，“學一點算一點”，一邊又不斷叮囑：“家里花了這么多錢，都是為了你?！?/p>

即便是體制內的一些非名校老師，也常自嘲是“拉磨的驢”。上課時，常常戲謔道：“走，拉磨去?！?/p>

在一個原子化的社會，身份變得異常敏感。既然師資都是撿別人剩下的，那怎么指望孩子跟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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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把孩子送往周邊城市成了家長們解決教育需求的一種方案。

趙猛的班上有個學生，父母都是當地的公務員。孩子從四年級起開始學習漢字，發覺自己在這方面有天賦。每到暑假，家長就會送孩子去河南參加甲骨文夏令營，做一些田野調查。在安國，教培老師們能做的仍然是基礎性的啟蒙教學。想要進一步，家長們就會帶著孩子往北京、石家莊、天津、鄭州跑。

有個學員的家長找到趙猛，請他推薦幾名當地的數學、物理老師做輔導，聲明學費不是問題。折騰了一兩個月，最終，家長卻從趙猛這里買了一臺學習機回家?！巴χS刺的，就是找不到滿意的老師。”

這個家長的選擇促使趙猛開展了一項新業務。他設了家門店，代理售賣某品牌學習機，五個月時間，賣掉60臺。賣得最好的是價格最貴的兩款，分別是8599元和6599元。低于5000元的型號，幾乎沒人買。“在縣城，能給孩子買這種學習機的家長，在為孩子買東西的時候，一定會挑最好的?！笔聦嵣?，和一些大城市的富裕階層相比，他們的個人資產尚顯不足，但對于教育的投入，卻很舍得，“偏偏苦于沒有好的資源”。

閑暇時，趙猛會和同行交流。交流的結果是，縣城的孩子正逐漸進入一種過載的逆反狀態，他們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

以趙猛熟悉的一家口才培訓機構為例，頂峰期有500學生，但現在每周來上課的不到300人，剩下的學生都申請了停課。家長們普遍的理由是“孩子壓力太大，什么都學不進去。除了學科，其他興趣班都停了?！?/p>

創業四年里，趙猛職業性的關注孩子的情緒變化。觀察他們的眼睛，就能識別出哪些孩子正處于焦慮和痛苦之中。“一些孩子在三四年級還很調皮，無論學習好壞，眼睛都是閃亮的。你會看見那些光一天天黯淡下去。一旦讀到初高中，人人戴上黑框眼鏡、穿統一規劃的校服，剪被約束的發型，作答標準答案。他們辨識不出自己了。”

“如果連續數十載、不停歇地讓我們的孩子去被動記憶、去填充紙上信息，這種做法只會剝奪他們的追問和反思能力?！睆娦械挠眉w記憶覆蓋，磨滅個人生活里的記憶，結果是讓真實的內心蒙塵。每次看到眼神渾濁的孩子，趙猛都會建議家長給孩子留出一些空白時間，讓他們暫時的躲避其中，哪怕是片刻的寧靜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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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潭湖水，縣城在它的最邊緣處。即便湖中心卷起滔天巨浪，邊緣是最后感應到的。

縣城所謂的閑適，本質上是一種溫水煮青蛙。地方小，人口少，整體質量相對低，無法形成經濟自循環，競爭性不強。久而久之，大腦皮層活躍度會下降，喪失對外界的敏銳觸感。

回憶求學時的自己，趙猛覺得，那時的年輕人似乎更成熟。那個年代，人生好像并非只有高考一條路。趙猛見證了周邊鄉村小學的逐漸消失，縣城初中集合了十里八村的同齡人。他所在的高中，以及附近的其他幾所學校，越來越關注高考成績。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出生，仿佛他們的命運早已注定，只為了應對那場改變人生的考試。能通過考試改變命運的小鎮做題家始終是少數，更多的孩子成了陪跑的祭品，沒有人關注他們去往了哪里，后來過得怎么樣。

布爾迪厄把諸如資格證書、個人的言談舉止、習慣習性等歸納為文化資本，這些文化資本是人們獲得經濟資源的基礎，好的經濟資源又會帶來更好的社會資源。教育系統就這樣在社會不平等的文化再生產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很多時候，決定人一生的因素就是：生在何時、何地。時代和地域決定了你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你如何了解世界，決定了你和世界的關系。

迪迪?！ぐ＠锱钤谒摹痘貧w故里》中問出那一句：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時，命運是否早已被宣判？作為社會學家，埃里蓬回到那個久違的家鄉，那個曾試圖逃離的地方，那個曾經在成長過程中作為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間。無論如何抗拒，家鄉依然深深植根于他的精神內核，直至他與自己曾經抗拒、否認的部分和解。

從小學到高中，我們經歷了各種形式的高壓教育，拒斥與學習無關的一切。教育被視為階級躍遷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父母總是讓孩子做與學習、考試相關的事情，其他的，在他們看來都是在走彎路，在浪費時間。仿佛你有多高的學歷，就有多高的收入，就是多成功的人。然而，當巨變襲來，人們開始懷疑，懷疑分數不再是唯一的評判標準，懷疑上了大學也找不到好工作，懷疑脫下長衫也過不好這一生，并因此無所適從。

但學校系統仍然像過去一樣，強行向學生施加社會化的指令。那些在屈從這些指令過程中遇到困境的學生，常常會感受到一種并不屬于此地的隔閡感。

埃里蓬說，事實上，我們面前有兩條路可選：一條是本能的反抗，表現為倔強、反感、不順從、諷刺、固執的拒絕，最終像許多人一樣，因外力作用被無聲地剔除出教育系統，但表面上看，這只是單純由個人的行為造成的結果；另一條則是屈從于體制，接受學校的要求，從而得以順利留在校園內。反抗，意味著失敗；屈從，意味著生存。

今年秋季學期的招生計劃中，關漢卿中學、實驗中學、藥興學校、藥城學校共開設了68個初中班，每班限額50人。安國中學、祁州中學、職教中心、興華中學四所高中共計劃招生5080人。

1994年，8歲的趙猛入讀鄭各莊小學； 1998年，12歲，轉入安國縣北七公小學讀五年級； 2000年，14歲，升入祁州鎮中學； 2003年，17歲，考入祁州中學； 2006年，20歲，考入吉林師范大學; 2010年， 24歲，大學畢業，成為北漂； 2020年，34歲，回鄉創業； 2024年，趙猛說：“我們就是熬，慢慢熬出來就好了?！?/blockquote>

我們的過去也是我們的現在。

在一個流水車輪的時代，人們都是曾經的泡沫，輕盈而脆弱。事實上，生活從來沒有那么好，也沒有那么糟糕，習慣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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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芥末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