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像那棵長刺的草，在遭遇風吹雨打甚至被拔掉后還能重新扎根。

?作者 | 劉車仔

?編輯 | 陸一鳴

三年前，出版品牌樂府文化（現已并入廣東人民出版社）的創始人涂涂收到了一份書稿。這些文字，和他以往看過的都不一樣，作者是一個不識字的苗族女性——阿包。

幾乎長達一年的時間里，在帶外孫女、干家務活、照顧丈夫的空隙，阿包終于坐下來，對著手機講述過去的故事。每一段最多60秒，她再把語音轉換成文字，然后仔細謄抄在紙上。

故事始于黔東南深山里。1968年，雷山縣固魯村，一個普通苗族家庭里，一個小女孩出生了。11月，貴州漫山遍野生長著一種長滿刺的植物，于是父親給她起名阿包，意思是長刺的草。這似乎隱喻了她日后的半生。

路邊長刺的草，叫作金櫻子。（圖/呂思音 攝）

在書稿的開頭，她寫道：

“我不知道該怎么來述說自己的人生，很多年里，我一直都在懷疑，我是不是一個因為投錯胎才來到人間的什么動物？我的前世難道是豬？是牛？是馬？還是別的什么牲口？我因為走錯來到了人間，卻依舊沒有改變一生是牲口一樣的命運？”

經過口述轉寫，這些連她自己都不能全看懂的文字直白卻有力，帶著強有力的對命運的控訴。幼年喪母后，阿包被迫退學，20世紀80年代，16歲的她從深山出發，外出當保姆、當保潔，在底層摸爬滾打，可遭逢的厄運接二連三。阿包被拐賣過、被詐騙過，在那個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中，她就像那棵長刺的草，在遭遇風吹雨打甚至被拔掉后還能重新扎根。

2024年12月，在輾轉幾年后，《阿包》終于由樂府文化策劃出版。

便箋本上的寫作

阿包的丈夫潘年英是第一個打撈那些故事的人。

2021年的一天，很晚了，潘年英從臥室走到書房，看到阿包坐在書桌前，正在埋頭滴滴答地用圓珠筆在便箋本上寫字。阿包沒有讀過書、不認識字，怎么還會寫東西？

他湊近一看，阿包寫的字竟然還可以，筆畫清楚，故事也寫得好，只是錯別字挺多。

每天晚上或者中午，在把外孫女哄睡、潘年英也去睡覺后，阿包開始偷偷地拿起筆來。寫什么呢？她想像丈夫一樣寫。坐下來，漫長人生中的記憶如雪花般撲來，但她不知道該抓住哪一片。

阿包寫字的筆記本，另一邊是孫女在上面的畫。（圖/呂思音 攝）

2018年，潘年英因為腰椎間盤突出請阿包幫忙護理，兩個人因此重逢而結合。在每天給潘哥按摩的時間里，阿包不知不覺聊到了往事。任意一個思緒的線頭，都能拉出一段驚心動魄的敘事。潘年英聽得認真，阿包也講得越來越多。有很多記憶，她幾乎保存了半輩子，從來沒對人說過。

潘年英是湖南科技大學教授，出于對田野調查的敏感，他對阿包說，這些故事很有價值，可以寫一本書。阿包哪會寫？她就說：好嘛，那你幫我寫。

一生里，阿包幾乎沒有寫字的機會。這一生，阿包對寫字最難忘的印象是在北京的收容所里，工作人員讓她寫下名字，好送她回家。那時候她連名字都寫不好，生怕自己沒寫對就錯過了回家的機會。

阿包在寫字。（圖/潘年英 攝）

阿包想寫的愿望第一次浮現，正是在那次被拐之后。她想寫下來，讓女兒看到自己的日子是怎么過來的。

見潘年英一直忙自己的事情，她決定不等了，去超市買來兩本便箋本，像在微信和抖音上跟人聊天一樣，先講話給手機聽，再按“轉文字”鍵，語音就變成了文字，最后她再抄到本子上。

潘年英覺得驚喜，又給了阿包兩本筆記本，鼓勵她繼續寫。“它代表的是少數民族尤其是苗族，在（20世紀）80年代借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滲透到城市各個領域。阿包的視角，是螞蟻的視角。”

普通人嵌在時代里的視角一直稀缺。（圖/《三峽好人》）

斷斷續續寫了半年多，阿包寫滿了兩本便箋本和兩本筆記本。潘年英接過手來，做起了最初的編輯工作。一來文本里錯別字很多，也沒有標點，一大串連在一起；二來很多句子的語義讀起來并不完整，很多時候他要重新去問阿包，才能把故事的來龍去脈寫清楚。

之后，潘年英找了好幾家出版社，有出版社熱情接待他，但覺得文本太口語化，希望能把書稿改成像《秋園》一樣的文本。但潘年英覺得不對——楊本芬是有文化的人，要求阿包的文字變成《秋園》，不對。

他希望保留阿包原本的講述風格。他說，如果變成文學化的文本，還不如當事者用口述來發出自己的聲音來得有力，不僅不能改，還要保留阿包的語氣。

他說：“因為現實的荒誕已經超過了作家的想象。阿包的口述，力量如此巨大，它很直接，幾乎就能沖撞進你心里。”

眼見出版無望，他打算只打印出來就給阿包的女兒，完成阿包的愿望就好了。沒想到過了一段時間，樂府文化的涂涂找了過來。他也同意潘年英的看法，這些文字不能改，改了它原本的力量就會消失。

最終，樂府文化接過了這本書稿。他們決定最大限度地保護阿包的講述，除了錯別字和標點、講述順序的改動，幾乎是原來的樣貌。

《阿包》

阿包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樂府文化，2024-12

“像我們這樣卑微的生命”

2024年11月初，我跟著阿包和潘年英去擺貝苗寨過苗年。在賓館的廚房里，阿包端著牛癟火鍋走出來——這些年來，即便在外面，只要有條件，阿包都會做飯。

阿包一米五出頭，穿著牛仔褲和一件暗紅繡花的上衣，飽滿的臉看起來有些親切可愛。在飯桌上，她親切明快地招呼人，以至于跟她待在一起，會很自然地和她親近起來。

阿包會隨時拿起手機來記錄生活。（圖/劉車仔 攝）

在吃飯前，安排好大家的碗筷，她便拿起手機來錄一段抖音視頻。在隨后幾天的路上，只要開一個話頭，只要有人想聽，阿包便會進入某一段往事的講述中。我發現，每講一句話，她會把尾音稍微拖長，那是一種訴說的、感慨的調子。這也許來自苗族歌謠的傳統。

有時候坐下來，阿包會主動提議唱首苗歌，歌詞是現想的，想到什么就用歌謠的形式表達出來。在寨子里高高的山頭上，遠處的霧慢慢散開，視野十分開闊。對著遠方的山，阿包開始唱了起來，我聽不懂歌詞，卻感到這歌聲里強烈的訴說和情感意味。她連唱了幾首，第一首是表達今天出來擺貝苗寨玩，很開心。她唱的最后一首，是傷心的歌，也是她最不喜歡的：

“在娘家愁啊，在夫家也愁，去到那山崗，去尋找一株茂盛的草、去找一棵蔥郁的樹，拿一根繩索，吊死算了，誰人在乎我呢？”

她解釋說：“（我）家里窮，想著嫁人會好過一點，可嫁到夫家發現日子更難過，還不如回家。”從小，沒有人告訴阿包，女孩的命運轉折，除了嫁人，還有讀書這一種。阿包說，這輩子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讀書。

她說，自己小時候對于“讀書才有出路”并沒有概念，但也不知道為什么，就是特別想上學。

8歲的時候，阿包的母親生病去世了；隔年，繼母帶來了4個孩子，家里一下子有了8個孩子要養活。“女孩子讀什么書”，于是，家里只有兩個哥哥能上學。

阿包小時候的家庭照。（圖/受訪者提供）

直到12歲的時候，阿包通過采草藥賣錢，才為自己爭取了兩年上學的機會。但在那之后，缺乏勞動力的這個家很快又把作為女孩的阿包叫回家。她在書里寫道：“每當路過學校，聽到里面瑯瑯的讀書聲，心里就很難受。”

后來，因為再也沒有機會，她幾乎忘光了上課的知識，就連名字也忘記怎么寫了。多年前，當她好不容易從被拐賣的家庭中逃出來的時候，在北京的收容所里，她被要求寫下自己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驚魂未定中，她怎么都寫不出來貴州兩個字，連自己的名字下面的一個“日”也寫得歪歪扭扭。她生怕寫錯了，就回不了家。

這一生，阿包的人生充滿了欺騙與厄運。她覺得，這一切都跟“沒有文化”有關。

1984年，16歲的阿包第一次走出大山，到省城貴陽給表姐當保姆。她不僅不識字，也不會說普通話，城市對她來說就像大型的迷宮。每次表姐帶她去買菜，走在路上，她就記路上的標志，記住不同的電線桿上的廣告，以自己的方式標記空間。

后來，又過了曲折的幾年，她經人介紹，認識了大她20歲的同鄉老趙。她慨嘆自己“頭腦簡單”，當時以為只是交個朋友，稀里糊涂結了婚，后來生了兩個女兒。她說，當時為什么會在老趙家留下，其實是心里很想有個自己的家，想出去就出去，想回來就可以回來。

16歲的阿包。（圖/受訪者提供）

在城市里，沒有文化的阿包，為了養家糊口，幾乎使盡渾身解數，挑煤、掃廁所、幫人做家務、賣菜。幾年后，她努力經營的家在一場因為“超生”引發的處罰中，被打回原型。

最慘痛的記憶，發生在小女兒3歲的時候。那時已接近年底，在貴陽人才市場，阿包遇到了承諾給她找活做的陌生女人，三天后，她登上了開向河北的火車。直到進村住下那一刻，她才后知后覺——自己被騙了。那家人花了3500元，從人販子手里買下了她。

其實最初她有過被解救的機會。拐賣的家庭聽說阿包已經結扎，沒有生育能力了，便讓阿包發電報到家里發來贖金賠償損失。阿包發去電報后不久，兩個穿制服的人上門來問阿包，要不要回去。當時阿包心里沒底，懵懂地拒絕了，“當時哪里知道嘞，怕又來了個騙子，不知道要被騙到哪里”。消息傳回老趙那里，老趙以為，阿包跑了，不回來了。后來，在書稿里，阿包講述了自己如何出逃，在兩個多月后回到家里。

但像阿包這樣最終逃出的被拐女性，少之又少。在阿包被拐之前，她的親妹妹也曾經失蹤長達5年。大約在1989年，阿包妹妹和同鄉一個女孩初到貴陽找活計，阿包記得妹妹和那個女孩一大早就搭乘公交車到人才市場，之后就沒回來。

5年后，阿包與妹妹重逢。妹妹不是一個人回家，她還帶著丈夫和兒子。阿包說，當年妹妹被拐到安徽一個偏僻的農村，發現這男人勤快、人挺好，就留下來了。但關于妹妹當時的掙扎和最終如何接受命運，無人知曉。

與妹妹一同被拐到安徽的那個女孩就沒有這么“走運”——那家男人喜歡打人，且好吃懶做。多年后，女孩離婚并逃回老家，后來再婚了，可日子并不幸福。

阿包在查看手機消息。（圖/劉車仔 攝）

在書的結尾，阿包寫道：“像我們這樣的卑微的生命，本來就不該來到這個世界上。”

潘年英說，阿包把她的遭遇都歸結于不識字，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前工業社會的人來到了現代社會所遭遇的困境，像寨子里很多知識分子，懂得藝術、醫術和地理，卻也并不識字，因為苗族本沒有書面文字”。

對于阿包開始寫自己的故事，潘年英覺得驚訝，同時又覺得合情合理。他說，“某種意義上，大家都覺得她有點蠢，老是犯低級錯誤導致被騙”，但實際上，她“很聰明，很多東西一學就會”。在醫院檢驗科打掃衛生的時候，阿包甚至是醫生的“助理”。

潘年英說起前幾天汽車的擋泥板掉了，他從網上買了一個回來，結果阿包自己拿了個工具就把它裝好了。

阿包的確聰明靈活。在擺貝游玩的幾天，我拿著個相機跟著跑，遇到有趣的人卻不好意思拍，阿包就熱心地拉著我直接跟村民溝通。在苗年節儀式開始后，村民們吹著蘆笙轉圈跳起了舞，場面熱鬧無比。阿包幾乎沖到最跟前，舉著手機盡情拍。

阿包給村里的老人拍照。（圖/劉車仔 攝）

坐在亭子里休息，阿包開始整理素材。我發現她的照片構圖竟然很好。她熟練地把人物表情太僵硬的照片刪掉，說“不自然”。這幾年，阿包已經成了潘哥的攝影助手，因此也學了不少。

老來的愛

2019年，潘年英正式提出和阿包在一起，當時阿包的丈夫老趙已經因癌癥去世多年，阿包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你是大學教授，我一個字都不認識，怎么配得上你？”阿包的女兒也覺得潘年英在開玩笑：“以他的條件，怎么看得上你？”

但某種程度上，是阿包拯救了潘年英。2018年，潘年英與妻子的婚姻走到尾聲，腰椎間盤突出以及各種毛病都找上門來，他的身體十分虛弱，“當時連走路都成困難了”。他心里預判，自己“可能是到尾聲了”。

潘年英想到了前妻的表妹——在醫院做護工的阿包。16歲剛到貴陽的時候，阿包就是幫她的表姐和潘年英照顧他們的小孩，后來潘年英和阿包還有幾次相遇，互相留了電話號碼。他想請她來照顧自己的最后一程。

在貴陽高鐵站，阿包見到了潘哥，“穿著一個軍大衣，提著一個包，拄著拐杖，戴著一頂帽子，像個老人，看那個臉”，阿包一下忍不住掉了眼淚。

在貴陽女兒的家，阿包像在醫院當護工護理病人那樣照顧潘年英：每天，先用灌滿熱水的玻璃瓶子熱敷，接著每次按摩一個小時。那時候，阿包才有時間問起潘哥怎么變成這個樣子。她也講起自己從前的經歷，潘哥總是靜靜聽。有時候聽著聽著，潘哥難受得掉眼淚。阿包說：“很少看到男人流眼淚。”當時她心想：“這個男人的心好軟啊。”

他形容自己像“一個落水的人”，而阿包是那根浮木。在阿包家里的40天，他感到久違的家庭溫暖，他想到小時候生病，只有母親這么關心過他。

阿包與潘年英在擺貝苗寨。（圖/劉車仔 攝）

他聊起與前妻失敗的“知識分子式”婚姻。兩個人因為文學愛好走到一起，但是“知識分子都太有主見了，固執、復雜，太難溝通。知識分子想象有一種靈魂的交流，其實那個東西并不存在，靈魂永遠屬于你自己，是很孤獨的，反而我覺得阿包很簡單，我也很簡單”。

在與前妻離婚后，潘年英凈身出戶，把房子和幾萬本書留給了前妻，身上只剩下80元，住進了學校的辦公室。阿包來了之后，看到潘年英的床是一塊木板，用書疊起來墊著。

阿包的到來，帶著重建家園的魄力。2020年，阿包帶著潘年英，一起在外面租了個很破的房子，花了幾千塊錢裝修，買來書架、電視、洗衣機、冰箱和一張上下鋪的床，把日子重新過了起來。此后，潘年英的腰病沒再復發，身體狀態也日漸好轉。

在去往擺貝苗寨的路上，同行的潘年英的兩位舊友告訴我，潘年英這些年年輕了好幾歲，狀態都不一樣了。潘年英笑著，“就像魚離不開水，魚到了水里就會活過來”。

這些年，他們幾乎寸步不離。一起出門鍛煉，一起接送外孫女，空閑的時候，兩個人開著一輛一樣上了年紀的車四處看風景。有時候潘年英出去拍攝，阿包就是攝影助理；退休前的最后一堂課，潘年英也叫上了阿包，讓她坐在最后一排聽課。

潘年英給阿包拍照。 （圖/劉車仔 攝）

前不久，潘年英寫了一個小說，小說里記錄了他和阿包一次出行的真實經歷。在黔東南深山的寨子里，他們遇到了幾乎無法通過的野路，旁邊就是懸崖，卻無法掉頭，只能硬著頭皮往前。潘年英讓阿包下車，去前頭幫忙看著。

事后，他對阿包說，其實當時是想讓她下來，萬一自己掉下去了，她可以回去通風報信。阿包說，你都死了，那我還活什么，跳下去得了。

看得到光的房子

汽車繼續開往擺貝苗寨。車行駛至榕江縣，我們遇到趕場天，便下車去湊熱鬧。阿包見到本地的百香果，熟練地講了價，爽快地買下了10斤百香果，接著又買了不少獼猴桃和丑蘋果，滿載而歸。

回去的時候，我和阿包一時找不到潘哥的車。過了會兒，潘哥著急地找了過來，嘀咕著，“女生就是方向感太差，你看女司機……”

阿包不服氣，“我們女的方向感不好？我們女人一天忙幾十件事情，忙這忙那，你們男的一天就忙兩件事，就是工作、做自己喜歡的事”。

阿包很忙。每天早上5點多起來，跟著手機上的視頻跳舞一個小時，接著準備早餐，通常是一杯牛奶、一個雞蛋和饅頭，然后洗衣服、打掃衛生、給潘年英做護理。每天忙完一切事情，阿包會在自己的房間里唱歌、跳舞，看看短視頻；而另一間房里，潘年英則看書、寫東西，互不干擾。這是他們的日常。

阿包在摘菜。（圖/呂思音 攝）

前幾年，大外孫女沒有人帶，她就到貴州興義的女兒家帶大外孫女；小外孫女出生后，她把小外孫女帶到湖南湘潭一起生活。

阿包幾乎忙個不停，在興義、長沙以及潘年英的老家之間奔波。直到去年，外孫女上了幼兒園，阿包終于有了一些空閑。但緊接著，潘年英的媽媽病重，不能自理，阿包主動承擔起照顧老人的職責，給老人洗漱、翻身按摩、喂飯、做理療。最近，阿包生怕老人夜里有需要，干脆跟老人睡在一起。

在外出的幾天，每到一處，只要有廚房，到了飯點，阿包就會就地取材，張羅起飯菜，連早餐都不會放過。她給我看她的手，“你看我的手，咦，干活太多，都成這樣了”。我問她辛不辛苦，她說“當然辛苦，但我已經習慣了照顧別人啦”。

從前在醫院的時候，她護理病人；之后她又晝夜不停地照顧病重的老趙；父親生病的時候，也全由她照顧。有一次父親身體不能動彈，她給父親刮痧、熱敷，沒過幾天父親竟然又能走路了。她似乎就是有這樣的生命力，有她在的地方，即便原先寸草不生，也能重新長出花兒來。

阿包說：“其實這（照顧潘年英）像是我自己的一份工作，有我的好處，也有他的好處，我看他電腦里已經存著好幾個書稿要寫。”

潘年英說：“在阿包整個人生中，（她）沒有見過一個人是像我這樣安安靜靜地一個人待著的。她是向往這種文化生活的，她自己沒有讀書很遺憾，所以拼命讓兩個女兒上完大學。她之所以很愿意為我做很多事情，是想讓我節約更多時間坐在書桌前看書寫字。”

阿包有一個樸素的信念——人心換人心，對別人很好，別人也會對你好。潘哥說，多來年，她靠著自己的善良掙扎出自己的命運，就像在醫院打掃衛生的日子里，她為別人考慮，也因此換來了一些機會。

阿包在路上。（圖/劉車仔 攝）

阿包剛與潘年英在一起的時候，阿包的女兒小菊就經常問媽媽：“我說媽媽，你跟潘叔叔平時到底有沒有話說？他整天看書、寫作、去上課，你干啥呢？”小菊一度覺得：潘叔叔是不是就是找了個保姆？但后來她發現，好像不是這樣，媽媽也在向潘叔叔學習，媽媽這些年改變了很多，現在竟然寫起了書。

自從小菊記事起，媽媽就沒有一天不上班，一天打幾份工。她說，媽媽童年時，家里有8個小孩，“在當時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里，后媽當家，她很需要去表現自己，不然會被罵——你不為別人做什么，別人憑什么給你飯吃、給你地方睡？這個經歷造就了她一輩子都需要不停地忙碌，不停地做事”。

“一定要給別人創造價值，不然就會被別人拋棄。”小菊說，“我覺得她特別有被人拋棄的感覺，但我沒有這種感覺，我很感謝她，拼命給了我完整的童年。”

小菊看過阿包還沒寫完的書稿，她在電話里突然說了很多，“我知道我媽媽確實不一般”。她不敢想象媽媽被拐的那段經歷，她說：“感覺如果換作是我的話，可能就死定了，出門回不來了，但我媽媽好像有一股勁……”

阿包記憶中最灰暗的其中一段，是在那個分不清白天和黑夜的地下室。在逃出河北家庭的時候，她被送進了北京的收容所。那個“地下室沒有窗戶，一間一間的，沒有門，里面七八十個女人，有的在哭，有的在打架”。在等待的日子里，地下室日夜開著燈，沒有自然光進來，不知道白天與黑夜，她覺得自己隨時也要像其他人一樣，又哭又笑地瘋掉。

阿包戴起了眼鏡。 （圖/潘年英 攝）

想起這些，她對我說：“所以說，我死過一次，重生了。”

十幾年前，貴陽市開始規劃一個名為花果園的龐大的棚戶區改造搬遷項目，在市中心的南明區，將會建一個全國最大的動遷小區。阿包在當時的雇主程麗（化名）的鼓勵下，決定去買一個屬于自己的房子。

當時花果園樓盤還未動工。房產銷售問阿包：你想買幾樓的？阿包心想，越高越好，高處有光，最后她選了39樓。此后幾年，樓房拔地而起。

她喜歡這個房子，可以俯瞰整個貴陽，看得見全城的風景。后來她和潘年英搬進去住過，潘年英恐高，老擔心失火。阿包笑話他，“我說老潘，你怕死啊。”潘年英喜歡安靜，阿包喜歡城市的熱鬧，在貴陽幾十年，她有許多姐妹，逢年過節經常一起出來唱歌跳舞聊天。她跟我說，其實，“如果沒有跟潘老師，我現在的日子也不會差。打幾份工收入起碼有四五千。我可以一直憑我自己的能力，把日子過好”。

現在，她把房子租了出去，跟著潘年英到老家去。潘年英一輩子的書寫與家鄉有關，退休后，他有個愿望，想在老家盤杠村建一個書院。這幾年，潘年英的積蓄和退休金也幾乎都用于書院的建造，兩口子因此省吃儉用。阿包說，“他是個名人，想要回家建房子，我能理解，也支持他”。

阿包和潘年英一起上山。 （圖/呂思音 攝）

在潘年英的鼓勵下，這兩年，阿包已經寫完另外一本書，預計叫作《姊妹》。那些憋在心里的故事，她還有好多好多沒講完。

· END ·

作者丨劉車仔

編輯丨陸一鳴

校對丨遇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