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文件夾里至今放著98年以來鏘鏘三人行的所有節目，這些節目在我人生最困頓的時刻陪伴了我。我想起過去的幾年，獨自在廣州苦熬碩士、博士學位的時候，就是看這些節目撐下來的，看的時候，樂以忘憂，在虛無之中找意義。也曾心想，以后什么時候起，可以像他們一樣，在電視機前侃侃而談，發表自己對于時事、文化的一些看法。算是我現在寫時評的一個心理緣起。

好像是16年還是17年，我投稿給一個發表梁文道文章的一個網站，他們發表了兩篇我的文章。我自己覺得很振奮。但是文章卻被網友們噴的很厲害。我當時心智和受挫能力也嚴重不足。心驚膽顫地覺得，怎么寫時評還這么危險啊。但是沒有當年的這些經歷，就沒有今天的我。

看了竇文濤在武大校慶131周年的演講，更是深深受到觸動。尤其是他講到在香港的經歷，當他看到信件的時候，不敢打開，因為擔心這是單位給他的辭退信的那段。

這種隨時出局的壓力，我現在也在體會著。離開學校以后，事實上我始終在煎熬著一種很強烈的危機感。感到前途未卜，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沒有辦法再工作下去了。幸好我還有寫作，還可以寫。像千千萬萬的日結工人一樣寫作。

跟張豐老師交流過這個事情，我當時也說，堅持寫作，是為了可以有隨時辭職的底氣。這話說的還是太壯了些，其實是為了在自己沒有辦法再工作，擔任一顆螺絲釘的時候，還能夠養活自己。

竇文濤從廣州去香港電視臺的時候，簽的是兩份合同，一個是當上鏡的主播，一個是做幕后的寫手。這樣如果他在鏡頭上的表現不行，還可以寫作，還可以通過碼字來養活自己。

這并不是一種文人的情結，而是不得以的選擇，因為對于我們這樣的人，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除了寫作，恐怕沒有太多的技能能夠在世界上立足。

我不知道為什么在這一點上，跟竇文濤有這么強烈的共鳴。可能是因為，我們都是從山河四省出來的。骨子里有一種很深刻的不安全感，有一種朝不保夕的感覺。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不知道還能做些什么。哪怕生活在外人看來已經足夠安穩了，但是這種焦慮感還一直籠罩著我。

每次對著一個空白的word文檔的時候，我就感覺自己在面對一堵墻。逼迫自己把心中的東西交出來，不斷地向內挖掘。有時候我在想，如果往內在挖的越深，似乎更能夠與外界產生共鳴。內在與外在，個體與公共性，本質來說可能是一種東西。如果自己都沒有辦法把自己搞清楚，去談論別人的問題，去談論遠方的悲喜，總有點站著說話且格格不入的感覺。

在充滿程式的時代，選擇一條文人式的生活方式其實是無比艱難的。

說人話，說真話，看上去很簡單，但是背后其實是需要巨大的煎熬和思考的，也就是痛苦的思考。信口說出來的話沒有份量，它需要做功課，做大量的功課。

就連竇文濤本人在每一期節目之前，也是要提前準備了很多資料，把很多問題想得很透了，這才有現場即興的余地。而這一點，竇文濤在武大校友會的分享上沒有提及。

像人一樣說話，這樣靈光一現的瞬間，讓竇文濤支撐了6000多集節目。

但是我似乎隱晦得發現，真正能夠讓他堅持把談話節目做下來，還做得那么好的，其實是一種焦慮感，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焦慮感，像擰發條的鳥一樣，這讓他必須前行，無法休息，仿佛一個苦行僧。我也是這樣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