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感覺到邵藝輝能拍出其他國內導演拍不出的東西，是通過《愛情神話》的老烏。

以往的國產影視劇不是沒有設計過文青，但都基本流于世俗，如愛穿毛衣、會戴絨帽、喜好彈吉他，最省料的——你抱只貓就是文藝青年了。另一些編劇會從性格入手，仿佛一整個世界的“i人”都在文青序列里。

這些驢唇不對馬嘴的詮釋，充分說明了創作者既不向往文藝，也不理解文藝。

直到《愛情神話》里人到中年的老烏下場，你才能在這個策展人身上看到一個標準文青的人格特質。

老烏（周野芒飾）是個性情中人，他最至情至性的一面不是星光漫步，也不是圍爐夜話，而是因為一幅畫的鑒賞問題，在美術館里和素不相識的觀眾吵架。

他對假模假式“學院派”的奮勇出擊，讓人想起《安妮·霍爾》里艾爾維把麥克盧漢抬出來回應那個自以為是的哥大教授的經典一幕。

文青之所以是文青，就在于他們會在普通人覺得無關緊要的地方較真，其面紅耳赤的背后，或是基于對美的追求，或是源于對常識的捍衛。文青區別于其他人的特殊性，不是說了什么、做了什么，也不是經歷了什么、掌握了什么，而是他們真正關心什么、在意什么、想什么。

發掘人的特殊性，駕馭人的共性，表現人的多樣性，這是作家、編劇出身的邵藝輝從《愛情神話》起就嶄露頭角的能力。

在第二部自編自導的電影《好東西》里，邵藝輝對于物種多樣性的觀察繼續被發揚光大：

她明白真正寫好一個人物，不僅要寫ta的職業，還要寫ta的身份，寫ta無意識的社會化和ta有意識的價值認同。

想知道《好東西》怎么寫人，看小葉（鐘楚曦飾）和王鐵梅（宋佳飾）對小馬（章宇飾）的態度就夠了。

小馬是小葉樂隊的鼓手，兩人不僅是音樂搭檔，也是任意串門的密友。但當小葉察覺出小馬暗戀王鐵梅后，卻徑直道出一句“你配不上她”。小葉講這句話的真心程度，一如她對鄰居王鐵梅的欽佩與崇敬。

從小葉視角來看，又酷又颯的王鐵梅是閣樓上的金斯伯格、阿倫特與波伏瓦，是屹立塔尖的女中豪杰，想找什么樣的男人都能找得著，怎么能看上小馬呢。

但她忽略的是，王鐵梅評判男性的標準和自己可能不是一個。她框架內最登對的人選，換到王鐵梅的世界，可能連后者那個夸夸其談的前夫都不如。

小葉并不看好這對姻緣，是忽略了王鐵梅的主觀意志，并自行其是地替偶像兼朋友的后者做了判斷。這種落入窠臼的偏好，哪怕是在她唯王鐵梅馬首是瞻之際也不例外。

當然，這套深刻作用于人的價值系統未必就是小葉的，準確地說，這是父權制長期以來授予她的。

和有著知識分子頭腦的王鐵梅相比，小葉身上充斥著被世俗規訓而不自知的混沌感，原生家庭的線索可以部分交代其人格成因，但她對情場浪子的執迷，并不能僅僅用“缺愛”或“戀愛腦”來解釋。

小葉的自我認同雖是現代女性，但在感情內外，她都相對缺乏自主思維，以及欠缺為自主思維提供給養的文化積淀。她只完成了娜拉出走的第一步，但接下來要怎么辦，她并不能像王鐵梅那樣料理清楚。

獨立思考能力是個好東西，不僅有益于判斷大事，也能在感情中小試牛刀，比如替朋友鑒別個把海王。對那個滿世界騙炮的小胡（任彬飾），王鐵梅只是透過朋友圈就能看出本心，小葉卻是明知山有虎，還想感化他。

小胡是《好東西》里的“壞東西”，這個英文名Richard的眼科醫生，被網友稱為邵藝輝從約會交友軟件上down下來的人物。用邵藝輝的話說，給這個角色取名小胡，就是取他胡說八道、滿嘴跑火車的含義。

但更有意思的是，翻開網絡討論區，不少觀眾在論證現實中胡醫生的諸多條件時，仍會不自覺地將這一人設與“優質”“精英”“成功人士”等標簽掛鉤，其評判標準是什么，可謂一目了然。

為什么小胡可以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就在于他們內心非常清楚，無論自己道德上有多少瑕疵，都能在一套顛簸不破的價值系統中獲得赦免。還沒有看過電影的人，參考某個游泳冠軍被掛上熱搜的“光輝”事跡，便不難理解。

小葉常有，而王鐵梅不常有，這或許是電影內外“壞東西”泛濫的重要因素。

《好東西》里王鐵梅選擇小馬，是因為她不喜歡主流框架里的男人。而身為鼓手、擅長多種樂器、性情溫和又懂得尊重他人的小馬，恰好不在主流框架之內。

至于被王鐵梅評價“已經算不錯了”的前夫（趙又廷飾），則體現了男性維度中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片中他是渾身是梗的“女權表演藝術家”，三句話不離上野千鶴子，渾不知“女權男”在西方社會已經褪去褒義，而是更多體現了性別投機的屬性。

但從邵藝輝對前夫的設計上，你又能看到這個人物比《芭比》里的Ken更真誠的一面。“前夫哥”最大的優點，是他明面上始終堅持政治正確，在這一點上，我十分認同邵藝輝的傾向性。

雖然政治正確往往淪為偽善的同義詞，但再怎么不好的政治正確，也要好過政治不正確。杜絕了口無遮攔，是現實境界邁向理想境界的第一步。只有政治正確，“進步”往往會停滯不前；可如果沒有政治正確，“退步”一定是肉眼可見。

邵藝輝在一次路演中提到，她對于男性角色的塑造，其實也就是她自己挑選男人的趣味，在她看來，世界上至少存在兩種男人。

一種積極投身于主流框架，把所有的時間、精力和智慧都用于掙錢，用于追求事業成功，而這樣的人身上一定會有她不喜歡的品質，比如喜歡說教，因為他們天然覺得自己經驗更多、資格更大、社會地位更高。

還有另一種男人，屬于父權制下“不成功”的男性，比如她兩部作品中的老白、老烏、小馬甚至前夫哥，這些人并非沒有聰明才智，而是用在了其他方面。

在現行游戲規則的審視下，這些“不成功”的男性或多或少都有缺陷；但邵藝輝認為，正是由于他們無意去做主流男性，或多或少都有其可愛之處。

而在以往的影視作品中，后一條賽道是不存在的，而這條賽道上的人，往往會被塑造成前一條賽道上的內卷失敗者，普遍遭受污名化。

邵藝輝對于大銀幕上男性角色的貢獻，正是發掘并呈現了男人世界中這兩條不相交的賽道，并前所未有地展露了對于后者的肯定。

不過，對《好東西》里的小馬和前夫，網上依舊有人吐槽“是對男性的美化，現實中沒有這樣的人”，可如果你真的理解邵藝輝的用意，就能明白這類牢騷是多么夏蟲語冰。

片中人物雖是編的，但其人格在現實中并非虛構。只盯著前一條賽道的人，是看不到另一邊的小馬的，即便他們是一種客觀存在，也會統統被視而不見。

而在前一條賽道上，也確實不存在小馬這樣的人，類似鹽堿地開不出花，寒帶游不來熱帶魚，后宮難有沒凈身的太監。亙古如斯，沒有僥幸，沒有例外。

男性是一種高度社會化的動物，熱衷模仿，依托集體取得安全感。男性價值緊貼一個具體社會的主流框架，《鹿鼎記》里熱衷鉆營的韋小寶，如果活在北歐，他會變得遵紀守法，成為一個最規矩的人。

同樣的道理，糜爛的社會環境很難長出健康男性，即便有，也是被排斥的異類。好比一個球隊，大家都在踢假球，潔身自好者的唯一下場就是被掃地出門。

套用《好東西》的臺詞，不肯同流合污，便是“與父權決裂的loser”。

一個內核千瘡百孔的價值體系能夠穩固，就在于參與者履行平庸之惡，前赴后繼地給它添磚加瓦，其穩固與脆弱，變量不在物質，全在人心。

李安有次提到《色·戒》中的王佳芝，說“小女子的一聲‘快跑’，解構了父權制幾千年來最神圣的事，女性的主體性得以回歸”。

這個分析很有意思，一切圍繞魚餌（王佳芝）精心籌劃的宏大敘事（刺殺易先生），以及背后一整套嚴絲合縫的權力秩序，隨著被獻祭者的“不配合”土崩瓦解。

就像艾略特的那句詩：“世界就這樣倒塌了，不是轟然巨響，而是唏噓一聲。”

與作為浪漫喜劇的《愛情神話》不同，《好東西》是伍迪·艾倫式的觀念電影：它弱化了主劇情與類似元素，推動劇情發展的不再是故事，而是創作者化整為零的觀點和經驗。

電影雖然濃墨重彩地討論了性別，但性別只是做表意的抓手，并非全部敘事重心。這里我非常同意一個觀點：《好東西》的受眾不單是女性，也不單是女性主義者或女權主義者，而是所有現代公民。

在邵藝輝的電影中，那些豐富立體的現代人，和劇情悉心建構的公民社會，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所謂物種多樣性，不可能存在于一個原子化的場域之內。邵藝輝明白，人和人的不同并非只有性別，她所試圖呈現的，正是一種未被原子化的個體竭力捍衛的理想生活。

這些個體既包括拒絕做主流男性的小馬，也包括在課堂上重塑是非的女教師，當然最具代表性的，還是世事洞明的主人公王鐵梅。

只須看王鐵梅與小葉對待謊言的不同態度，就能領略到創作者那種觸及事物核心的洞察力。

同一個接孩子放學的聊天場景，小葉告訴王茉莉，人活在世上總會撒謊，比如一些善意的謊言；而王鐵梅則屢次跟女兒強調，應當對謊言零容忍，哪怕在學校跟男同學打架，也要好過在作文中撒謊。

是什么造成了王鐵梅在撒謊問題上的“勿以惡小而為之”，是她作為前調查記者的秉性。王鐵梅經受的教育、職業經歷以及閱讀習慣，皆站在謊言制造機的對立面，她過往相當一部分工作比重，就是為了對抗無處不在的謊言。

王鐵梅向女兒耳提面命的“正直勇敢有閱讀量”，進一步說，代表了判斷是非善惡的價值觀、對社會公共議題的關心，以及面對歷史的責任感，這是一個特殊個體身上如影隨形的高概念。

她可以像其他人那樣輕盈地過日子，但是像鳥兒一樣輕，而不是像羽毛。就像小馬坦誠地告訴她，有些事自己并非真正明白，不是每個人都能像王鐵梅一樣，可以根據面前對象的需要，扮演自身“不能承受之輕”，卸下他人“不能承受之重”。

在一個可能為人忽略的細節中，王鐵梅從四行倉庫前面緩緩走過，那是歷史記憶在一個女性知識分子身上的若隱若現。那面滿是彈坑的墻壁與她的日常無關，但作為一個“有閱讀量”的文字工作者，她從未離開那段有良知者的共有記憶。

當然，我相信王鐵梅銘記于心的歷史，遠不止與《八佰》遙相呼應的那一段。

No.6090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臧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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