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單純從翻譯角度，看嚴復翻譯的以《原富》名之的亞當·斯密的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的確算不上典范。郭大力和王亞南給上海神州國光社1931年出版的《國富論》撰寫的《譯序》中說，“三十年前出版的嚴幾道先生的改名為《原富》的那個譯本”“文字過于深奧，刪節過于其分，已經不易從此窺知原著的真面目”，所以他們決定重譯。30多年后，二人又對譯本進行了修訂，定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交予商務印書館出版。王亞南撰寫的《改訂譯本序言》又重申了他和郭大力對嚴復譯本的看法：“譯文過于艱深典雅，又多所刪節?！?/p>

郭大力和王亞南對嚴復譯本的看法是中肯的。不過，嚴復當初決定翻譯亞當·斯密，本來就不是想要單純譯介一本書，而是想要引進一門學科和給當時貧敝的中國引進一劑良方。

《原富》例言中，嚴復羅列了4個翻譯亞當·斯密的理由，用白話文來說就是：（1）讀過去的經典，可以溫故知新；（2）書中所陳英國經濟政策之缺失，跟中國的情形有很多共同之處，可以作為中國的前車之鑒；（3）書中關于歐亞交通和英法諸國舊日典章制度的論述，可以作為中國的參考；（4）該書有史為證、條理清晰，便于學習。1902年木刻版《原富》第532頁的按語說得更簡潔：斯密的書雖已較過時，但“愿不佞之為譯，乃獨有取于是書者，則以其論之中于吾病者方多，不徒登高行遠必先卑邇已也，此亦梭倫造律先其利行之義也夫”。

所以，嚴復沒有按照現代通行的譯法逐句進行迻譯，而是根據他預設的讀者需求進行了刪節、壓縮和增補?！皠h削”和“概括要義譯之”的，主要是他認為“繁贅而無關宏旨”和屬于“當時瑣節”的內容。而對于“于時事有關合者”和“于己意有所棖觸”者，則用按語的形式夾于文中。根據廈門大學教授胡培兆的統計，《原富》正文中夾有嚴復289個案語共計6.6萬多字，約占全書40多萬字的15%。

由是觀之，嚴譯《原富》是具有《國富論》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所不能替代的閱讀價值的：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原富》具有開創之功，可以說，中國之有現代經濟學科是從嚴復翻譯的《原富》開始的；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原富》有著明確的時代針對性，它引進的供求價值理論和自由貿易學說，是對中國延續了上千年的重本抑末傳統和滿清統治集團施行的閉關鎖國政策，最直接、最有力的解構。

不為譯書而為找藥方

嚴復為什么會選擇譯介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簡而言之，就是要為國尋找藥方。

光緒三年四月（公歷1877年5月），23歲的嚴復和他的27位同學由馬建堂帶隊抵達英國。他們是由清政府選拔出來去英國學習海軍的。與他的同學們一樣，嚴復不是去拿學位的，而是服從國家戰略需要，先花一年時間到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學習理工基礎課程，然后再花一年時間到英國皇家海軍軍艦上實習。

但是，與時任駐英公使郭嵩燾的相遇，改變了他的求學和職業生涯。

嚴復一行抵英后就見到了安排他們入學的駐英公使郭嵩燾。光緒三年四月初一（公歷1877年5月13日）的郭嵩燾日記記錄說：“李丹涯帶同陳敬如、馬眉叔及羅君豐祿、日意格來見。攜帶學生十二人，將就波斯莫斯海濱小住?！庇纱丝芍?，第一次見面，嚴復沒有給郭嵩燾留下什么印象。

半年后，嚴復第二次見到了郭嵩燾。光緒四年正月初一（公歷1878年2月2日），嚴復和另外5名留學生給郭嵩燾拜年。郭嵩燾當天的日記說：“格林里治肄業生六人來見，嚴又陵（宗光）談最暢，馀則方益堂（伯謙）、何鏡秋（心川）、葉桐侯（祖珪）、林鍾卿（永叔）、薩鼎茗（銘）（鎮冰）?！惫誀c詢問他們的讀書章程。從學生們的回答中郭嵩燾知道了他們課堂上學的基本上是物理、化學、數學、電學、制圖、炮艦和軍事史等與水師兵法有關的課程，但是嚴復隨后一番關于國人身體素質的言論引起了郭嵩燾的興趣，給郭留下了“談最暢”和“言多可聽者”的印象。

郭嵩燾的日記再次提到嚴復是一個月后的光緒四年二月初九，郭嵩燾讀了嚴復呈送給他的一篇“指駁張力臣《瀛海論》凡四謬”的文章之后，對嚴復的見識大為贊賞，認為嚴復“辟力臣論十字架及天主之名乃特妙”“引左季高之言：‘東西有，中國不必傲以無；東西巧，中國不必傲以拙。人既跨駿，則我不得騎驢；人既操舟，則我不得結筏?！淮藬嫡Z，掉罄已盡”。

與洋務派的主流觀點不同，郭嵩燾對于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素來主張應該更注重背后的理論知識和科技思想的學習。從嚴復的文章中讀到與自己主張相同的觀點，自然會有子期遇伯牙之感。

此后，嚴復與郭嵩燾的交往明顯更頻繁和更深入，甚至成了郭嵩燾談論時政和宴請的“座上賓”，即便是郭嵩燾兼任駐法公使去了巴黎，還會帶著嚴復去郊游、聚會和參觀。

郭嵩燾的有意提攜開闊了嚴復的眼界，提升了嚴復的見識。嚴復不再是一個只懂得海軍知識的理工生。他對西歐的政治、經濟、社會、法律有了更直接、更深入和更理性的認知。而郭嵩燾對嚴復則表現出了師長的寬容與賞識。他看出嚴復“氣性太涉狂易”，但沒有和他計較，反而多次說“又陵才分，吾甚愛之”，認為“以之管帶一船，實為枉其材”。正因為如此，郭嵩燾離開英國前，以公使身份照會英國外相，為嚴復爭取了繼續留校半年學習的時間，而不是與他的同學們一起到英國皇家海軍戰艦上去實習。

留校半年期間嚴復學了些什么呢？王拭的《嚴復傳》說，除了與海軍有關的課程以外，還讀了經濟學、法學和社會學的書。

1879年回國后，嚴復顯然是很難從洋務派那里獲得精神的歸屬感的。正如史華慈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所指出的那樣：“嚴復對各方來說事實上皆是外人，對于極端保守分子來說，嚴復當然是該詛咒的人；對于謹慎的改革者，如仍極注重‘保教’的張之洞來說，嚴復對保教公開表示冷漠是極端令人惱怒的?！眹缽突貒?，曾想過投靠張之洞。

《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

[美] 史華慈 | 著

葉鳳美|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16年8月

相比之下，他更能認同維新派的一些主張。但是，不管是以魏源、鄭觀應、王韜、薛福成、陳虬為代表的早期維新派，還是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為代表的后期維新派，主要還是從傳統中學中走出來的，他們的思想資源主要還是傳統中學那一套。正如王栻的《嚴復傳》借用梁啟超的話所指出的那樣，維新人士的所謂西學、新學，多是從一些不成熟的譯本中生硬借鑒過來的，整個中國處于一種“學問饑餓”之環境中，構成一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之新學派。

對于上述狀況，嚴復自然是不能滿意的。他越來越確信，康梁式的“中西醫結合”是不可能治好中國的病的。戊戌變法前，他就對借助孔子之名推行改革的梁啟超說，孔教不可保，亦不必保。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海外的康梁四處宣講保皇。嚴復又怒斥說，真正斷送240年大清王朝的正是他們師徒二人。

他要引進真正的“西醫”以救國活。

欲以兩味“西藥”救國活

那么，嚴復引進的是什么樣的“西醫”藥方呢？

嚴復留英前后，英國經濟學講壇上活躍的經濟學家包括約翰·穆勒、斯坦利·耶方斯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等人。《原富》例言說：“計學于科學為內籀之屬。內籀者，觀化察變，見其會通，立為公例者也。如斯密、李嘉圖、穆勒父子之所論著，皆屬此類。然至近世如耶方斯、馬歇爾諸書，則漸入外籀為微積曲線之可推，而其理乃益密。此二百年來，計學之大進步也。故計學欲窺全豹，于斯密《原富》而外，若穆勒、沃克爾、馬歇爾，三家之作，皆宜迻譯，乃有以盡此學之源流，而無后時之嘆。此則不佞所有志未逮者，后生可畏，知必有賡續而成之者矣?！睋丝芍瑖缽蛯Ξ敃r主流經濟學家的學說是有所了解的。那么，他為什么要翻譯一本120年前（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首次出版于1776年，嚴復開始翻譯是1896年）的舊書呢？

正如前文所言，是因為他認為亞當·斯密開出的“藥方”更對當時中國的“癥”。不過，他沒有照搬亞當·斯密是藥方子，而是著重引進了兩劑藥。

一是自由貿易。

嚴復稱亞當·斯密是“命世之才”，但是對亞當·斯密的理論不是全盤接受，而是有取有舍的，而他最為贊賞的就是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他說，他“獨有取于是書”，正是因為它的自由貿易理論。

他對自由貿易的定義完全摒棄了清廷保守派的主權“神話”和經濟民族主義的家國藩籬，認為“自由貿易非他，盡其國地利、民力二者出貨之能，態賈商之公平為競，以使物產極于至廉而已”。所以，他肯定自由貿易是符合經濟規律，有利于促進一國經濟發展的。

正是基于自由貿易的立場，他對當時知識精英中流行的重商主義提出了批評。

他首先否定了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論，而更贊同詹姆斯·斯圖亞特、大衛·李嘉圖、夏爾·古諾以及邊際效用學派的供求價值論。他直言，“斯密氏以產物之功力勞動為物之真值，值之高下視功力之難易多少為差，其言雖近理，然智者千慮之一失也。蓋物無定值，而純視供求二者相劑之間。供少求多，難得則貴，供多求少，易有則賤。方其難得，不必功力多方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

接著他從亞當·斯密的貨幣出發，認為“泉幣之為用有二：一日懋遷易中，二日物值通量”。所以，貨幣只是“名財”而非“真財”。如果貨幣“所名與所與易者亡，則彼三品者金、銀、銅幣，無異土直而已”。既然貨幣只是符號而不是真正的財富，那么重商主義者關于多出口少進口從而積累更多金銀的主張自然就是無稽之談了。

他直言，對外貿易中“爭進出差（貿易赤字）之正負”是錯誤的。他認為，由于“爭進出差之正負”,會使得“保商之政，優內抑外之術，如云而起”，而結果“既非大公至正之規，而又足沮國中商業之發達”。西方“自斯密氏說行，而長夜始旦”，而中國從林則徐、魏源直到“近世諸賢”，卻仍“力持而篤信”“進出差負而金銀出國之說”，不知道所謂“保商權、塞漏厄之說，無所是而全非”。

二是鼓勵工商。

嚴復認同農業和工商業“理實有本末之分”“物有本末，而后成體”。但是，他反對重本抑末。他的理由是，工商業和農業都是“相養所必資，而于國為并重”。

他還從供求價值論出發對統治集團內部盛行的重本抑末思想進行了批評。他爭辯說，“物之貴賤無常，視求其用者之緩急”“急則值貴”“使知價由供求之多寡緩急而成，則農宗重農主義工商無所生財之說，將不待辨而自廢矣”。

那么，工商業怎么才能得到發展呢？

第一， 國家不能干預經濟。

他的基本出發點是，經濟上的發展變化“理有固然”“勢有必至，決非在上者所得強物從我，倒行逆施”；國家設官管理，“強物情,就己意，執不平以為平”，是“大亂之道”；“蓋財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絕束縛拘滯而后可”。

那么，國家該做什么呢？他認為國家只應辦理以下3個方面的事情：一是私人辦理費用大，而國家辦理則比較節省的，比如郵政、電報；二是對社會有大利，而私人又不愿辦的，比如開辦學校、獎勵制造、保護專利；三是私人還不能聯合經營抑或聯合經營的力量還不足以舉辦,而需要“在上者為之先導”的，但是“必至不得已而為之”，以免擴大范圍。

第二， 國家只能對利潤征稅而不能傷及資本。

嚴復不反對征稅，但是認為國家征稅必須有“道”?！暗馈笔鞘裁茨?？用嚴復的渝安話來說就是“賦在有余”。具體而言就是，“養民之財”“教民之財”和“贍疾病待羸老之資”不能作為征收對象。所謂“養民之財”，就是資本；所謂“教民之財”，就是“教養小民之費”。除去以上三種用途的財產就是有余，皆可征稅。

那么，該征多少呢？嚴復認為要看經濟的發展情況?！百x無厚薄惟其宜”“薄而力所不勝，雖薄猶重也”。統治者的責任就在于“為其民開利源，而使之勝重賦”。

第三， 鼓勵民間投資和消費。

嚴復不反對節儉，但他提倡節儉的目的是積累更多的財富轉化為資本。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所貴乎儉者，儉將以有所養，儉將以有所生也。使不養不生，則財之羲賊而已”。為了讓積蓄轉化為資本，他還主張推廣儲蓄銀行，提出銀行“不徒富國之至術，而教化之行寓之矣。后有君子起而施其政于中國，功不在后稷下也”。

不過，他同時又反對為了增加資本積累而一直把消費限制到低水平上。他當時就已經看到，如果富裕以后而不增加消費，不僅違反了“務富之本旨”，而且會妨礙人們繼續求富的積極性?！笆枪世砀恢g，在一國之母財、支費，相酌劑為盈虛”。

未改變現實反而被現實改變

嚴復引進的“西藥方子”效果幾何呢？

很不幸，幾乎沒有產生任何實際作用。

按照常理，清日甲午戰爭后，國內開始對戰爭失利的教訓進行深入反思，隨后的清末新政又使得引進西學成為一種潮流，《原富》的及時出現，應該能引起國人的高度關注才是。但現實是，滿清王公使不可能聽他的，士大夫同樣不可能接受他的觀點，只有“文化素養高而且喜愛西學的維新知識分子”對他的觀點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據說清末科舉快要廢止的那幾年，投考的秀才舉人，只要從《原富》引用一句兩句，就會得自命維新的主考人的青眼，而高高地掛名于金榜。

即便如此，對維新派知識分子的影響只是暫時的。梁啟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02年《原富》出版后，他通過《新民叢報》創刊號發表文章《紹介新著〈原富〉》，高度評價嚴復的貢獻。同年，梁啟超編寫的第一部系統介紹經濟學說史的著作《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還感嘆透過斯密的學說看到了“學問左右世界之力”竟可以如此之宏大。但是，新大陸之旅和歐陸之行過后，梁啟超不再談論亞當·斯密，與嚴復更是因為嚴復支持袁世凱稱帝而早早斷了交。

嚴譯《原富》影響力有限，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像梁啟超指出的那樣“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摹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繙殆難索解”“鄉曲學子，得讀之者百無一焉，讀之而能解其理者千無一焉”。另一方面還可能跟它生不逢時有關。一個很好的參照就是，嚴復受派抵達英國留學前9年，一個叫中村正直的日本留學生離英返回了日本。他和嚴復一樣是受政府派遣到英國學習技術的，而且除了學習政府要求他學習的技術，還自學了一些歐洲的政治、哲學知識。留學兩年回國后，他亦做了教師，翻譯了《西國立志編》和《自由之理》兩書。與嚴譯《原富》不同的是，中村的譯書成為了日本的暢銷書，1870年翻譯出版的《西國立志編》更是暢銷數十萬冊，掀起日本全面學習西方的風氣。

而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嚴復不僅沒能改變現實，反而被現實無情地改變。他回國后，當年賞識他的沈葆楨正好病逝，于是他只能委身李鴻章的淮系帳下。他雖然通過送錢謀得了北洋水師學堂副校長的職位，后又升為校長，但他始終未能進入晚清政治的核心圈。他嘗試過放棄留學生的身份，通過傳統途徑進入士林，先后于1885年、1888年、1889年和1893年4次參加科舉考試，試圖獲得功名，按照傳統程序獲得升遷，但均告失敗。是嚴復個人的悲劇，還是國家的悲劇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