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帶與中國古代禮儀制度緊密相連，標志著主人的身份地位，是研究古代輿服制度的重要實物資料。

玉梁金寶鈿帶 北朝—唐早期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1991年陜西西安長安區(qū)南里王村竇皦墓出土

據(jù)目前考古資料顯示，最早的玉帶為陜西咸陽北周若干云墓出土的一條白玉蹀躞帶。玉帶的使用自南北朝始至明末止，前后延續(xù)了一千多年，至明代達到了頂峰。在已出土的明代各類玉器中，玉帶所占數(shù)量較多，而且出土玉帶墓葬的時代幾乎貫穿了整個明代。

由于玉帶的特殊性，凡出土玉帶的墓葬大多等級較高，墓主身份有皇帝、親王和王妃、夠品級的官員及命婦，玉帶在一定程度上見證了明代的政治生活。

01.等級制度

中國的封建社會是一個等級社會，歷朝歷代的統(tǒng)治者都不遺余力地制定各種繁復的禮制來約束社會成員的行為，并將等級制度作為維護專制統(tǒng)治的有力工具。其中服飾制度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體現(xiàn)等級差異最外在的表現(xiàn)手段，而革帶作為服飾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無疑也可起到“貴賤之別，望而知之”的作用。

白玉帶 山東博物館魯荒王朱檀墓出土

明代玉帶在使用制度方面延續(xù)了前代只有皇貴才得以使用的特點，且用帶的制度更加嚴格，這與明代初年朱元璋加強中央集權的統(tǒng)治思想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

朱元璋經(jīng)過多年的艱苦奮戰(zhàn)，終于取得君臨天下的至高權力，他總結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奪天下后便謀求建立一種最能保證明王朝長久統(tǒng)治的制度，在推行一系列鞏固皇權的措施的同時，對思想文化、生活習俗等意識形態(tài)領域也加強控制。

洪武年間對冠服制度不斷進行調整，除規(guī)定了皇帝、皇后等冠服中佩玉革帶外，還對文武百官等各階層的冠服做了規(guī)定，等級森嚴，不得逾越。在《明史·輿服志》中有關于文武官革帶定制的記載:洪武三年(1370年)文武官常服定制，“至二十四年，又定公、侯、伯、駙馬束帶與一品同，雜職官與八品、九品同。”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文武官朝服、文武官公服定制，洪武元年(1368年)命婦冠服定制。見表一。

從表一可以看出，玉帶的使用是有鮮明的等級限制的，除皇族外，唯有一品官員方可使用。縱觀明代出土玉帶及其他材質革帶，并對照墓主身份等級，可以看出大部分出土革帶與墓主身份等級都是相符的，當然，也有一些與制度不符的情況出現(xiàn)，即超標準使用玉帶:汪興祖墓(洪武四年，1371年)出土的包金雕云龍紋玉帶上的龍紋為五爪龍;

江西戴賢夫人徐氏墓(弘治十七年，1504年)出土包金素面玉帶，與徐氏的淑人(正三品夫人)身份不符;

金托白玉帶板 明 江西省博物館

此外，在四川平武王璽家族慕中有王璽夫人蔡氏墓(天順八年，1464年)的金帶、王鑒墓(弘治十三年，1500年)的金帶、王文淵墓(正德七年，1512年)的寶帶，均與其宣撫司僉事--正六品或正六品夫人的身份不符。

金麒麟紋帶銙 明 平武報恩寺博物館長 4.8 ～ 10 厘米王璽家族墓 M20 弘治十三年王鑒墓出土

金鑲寶帶銙 明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璽家族墓 M7 正德七年（1512 年）王文淵墓出土

這種現(xiàn)象的發(fā)生大致有兩種可能，即賞賜與僭越。

02.賞賜與僭越現(xiàn)象

(一)賞賜

玉帶除了是身份等級的象征，還是皇帝對臣子高規(guī)格的賞賜品。將金腰帶或玉帶作為賞賜品獎賞給功臣以示榮耀的做法古已有之，在許多史料中都有所記載。《周書》中有周高祖賞賜李賢金帶的記載:“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huán)金帶一要……”;

李賢墓志銘及玻璃杯

在《新唐書·李靖傳》中有“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銙，七方六圓，銙各附環(huán)，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的記載。

明代繼承了將玉帶用于賞賜的做法:“歷朝賜服:文臣有未至一品而賜玉帶者，自洪武中學士羅復仁始。衍圣公秩正二品，服織金麒麟袍、玉帶，則景泰中入朝拜賜。”

明朝皇帝對皇親國戚、諸子王孫、武將文臣都有賞賜玉帶的記錄載于《明史》中。

嘉靖皇帝為修太廟，公開募集資金，并以玉帶做賞賜。為了太廟工程，嘉靖皇帝收納了多個親王的“贊助”，同時也賜給他們玉帶作為報償。《明史》中記載的就有三個王:定王朱惟焯“獻金助太廟工，益歲祿二百石，賜玉帶襲衣”。蜀王朱讓栩“獻黃金六十斤，白金六百斤。酬以玉帶幣帛”。敬王朱宇溫“獻金助太廟工，賜玉帶，益祿二百石”。

金鑲青白玉鏤空龍穿牡丹紋帶 明 湖北省博物館梁莊王墓出土由20件金鑲白玉鏤空帶銙和2件金帶扣組成

武將中有陳懋、毛忠、王驥，皆因戰(zhàn)功卓著被賜玉帶。

被賞賜玉帶的文臣有:羅復仁、蹇義、夏言、徐階、張居正。

對其他社會各階層人士也偶有賞賜:如對孔夫子的后裔孔弘緒，“驛召弘緒至京襲封，賜玉帶金印”，道教張?zhí)鞄煹淖訉O張彥因“禱雪內庭有驗，賜金冠玉帶”。

汪興祖墓出土的包金云龍紋玉帶的精美程度在出土明代玉帶中也屬少見。汪興祖少時為朱元璋部將張德勝的養(yǎng)子，他的事跡，在《明史》上被附于張德勝傳內。

汪興祖墓志銘

據(jù)墓志和《明史》記載，汪興祖是廬州(今安徽合肥)巢縣人，生于元朝至元四年(1338年)，死于明洪武四年。其養(yǎng)父張德勝隨朱元璋渡江南進后，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六月和陳友諒的一次戰(zhàn)斗中死于龍江。他繼承父職，追隨朱元璋南征北戰(zhàn)十余年，立下了赫赫戰(zhàn)功，官至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死后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東勝候，食祿一千五百石。

汪興祖墓出土玉帶上的龍紋為五爪龍，應為皇帝專用紋飾，《明史·輿服三》中也有“一品至六品穿四爪龍”的記載，以汪興祖生前從一品的官階(死后追封東勝侯)，是不應該使用五爪龍的。參考史料中關于汪興祖功績的記載，并結合明初朱元璋加強中央集權、僭越現(xiàn)象鮮有發(fā)生的政治背景，可以推測這條玉帶應為皇帝為表彰汪興祖卓著戰(zhàn)功的御賜之物。

(二)僭越

在結束了元末的動蕩后，明初的經(jīng)濟已相當?shù)虮郑鐣L氣卻較為質樸。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中央集權，制定并完善各項規(guī)制以約束人們的行為。

政治職位的有無與高低被視作個人社會價值的直接體現(xiàn)，同時也決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享有，不同社會等級的人享有不同規(guī)格的服飾、房屋、車輿、傘蓋、帳幔、器皿，不可逾制。封建專制統(tǒng)治逐漸加強的明初，逾制現(xiàn)象鮮有發(fā)生。

但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復蘇，商品經(jīng)濟逐漸發(fā)展起來，到了明代中葉，這種嚴守禮制的局面逐步被打破，禮制的諸多方面都出現(xiàn)了僭越現(xiàn)象，并且愈演愈烈，屢禁不止。

產生僭越的根源是商品經(jīng)濟的繁榮尤其是在江南等地，物質供給充裕，原本只有社會地位高的特權階層才可享用的一些東西，一般人也開始有能力享用，使人們追求高水平消費成為可能。尤其在商品市場獲利的商人，財富的積累使他們具有了更高的消費能力，這個發(fā)展趨勢影響并改變著人們的社會價值觀。

雙層透雕云龍紋玉帶板 明 揚州博物館1968年邗江縣楊廟鄉(xiāng)殷湖村出土

帶板為青玉質，一套共十七塊，有桃形、長方形、排方和鉈尾。帶板均雙層鏤空透雕。其中十五塊帶板主紋為飛舞云龍紋，在龍紋空隙處均間飾鸞鳥和云草紋。另外二小塊帶板飾鸞鳥紋。龍身瘦長形，其爪為球形，龍頭上方均飾有如意云紋，這是明代嘉靖前后龍的特定形式和特有紋飾。帶板琢雕紋飾層次分明，玉質溫潤，是明代玉帶板中的精品。在一塊帶板的背部粘有銅質帶扣，頗為少見。

過去重仕賤商、以政治地位決定社會階層的傳統(tǒng)觀念發(fā)生了重大的轉變，同時，侯外廬先生指出:“從十六世紀中至十七世紀初，也就是明嘉靖到萬歷年間，是中國歷史上資本主義萌芽最顯著的階段。”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人們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也相應發(fā)生了變化，社會風氣日趨奢靡。這種僭越貴賤等級及奢靡的社會風氣的發(fā)展，是明代中后期社會變遷的主要趨勢。

這種社會風氣也同樣反映在服飾玉帶的使用上。《明史·輿服志》載:“十六年，世宗登極詔云:近來冒濫玉帶，蟒龍、飛魚、斗牛服色，皆庶官雜流并各處將領夤緣奏乞，今俱不許。武職卑官僭用公、侯服色者，亦禁絕之。”

明人沈德符對此曾做過概括:“天下服飾，偕擬無等者，有三種:其一則勛戚。如公候伯支子勛衛(wèi)為散騎舍人，其官止八品耳，乃家居或廢罷者，皆衣服，系金帶，頂褐蓋，自稱勛府。其他戚臣，如駙馬之庶子，例為齊民，曾見一人以白身納外衛(wèi)指揮空銜，其衣亦如勛衛(wèi)，而衷以四爪象龍，尤可駭怪。其一為內官。在京內臣稍家溫者，輒服似蟒、似斗牛之衣，名為草獸，金碧晃目，揚鞭長安道上，無人敢問。至于王府承奉，曾奉旨賜飛魚者不必言，他即未賜者，亦被蟒腰玉，與撫按藩臬往還宴會，恬不為怪也。其一為婦人。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襲用袍帶，固天下通弊。若京師則異極矣。至賤如長班，至穢如教坊，其婦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繡，一切白澤、麒麟、飛魚、坐蟒，靡不有之。”

洞石靈芝紋玉帶板 明 南京博物館（朝天宮）南京玄武湖唐家山出土

參考出土的明代玉帶資料，宦官使用玉帶的現(xiàn)象的確很多，這與制度不符，其中有賞賜，也必定有僭越的現(xiàn)象。

03.宦官政治

明代宦官佩玉帶者并不少見，不論宦官的玉帶是來自皇帝的濫賞還是大膽的僭越，都可以間接反映出宦官在明代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地位，折射出明代宦官專政的政治狀況。由于歷史的原因，出土玉帶的明代宦官慕葬多集中在北京和南京(表二)。

出土玉帶的宦官幕大多出現(xiàn)于明代中后期，這與史實相符。

明太祖朱元璋很注意總結歷史經(jīng)驗他清楚地認識到:“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嬖專忍，其本態(tài)也。茍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為此，朱元璋規(guī)定“內臣不許讀書識字”，并嚴禁宦官預政典兵，與諸司文移往來，甚至將“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的禁令鑄為鐵牌，置于宮門。

到了永樂年間，宦官的境遇開始發(fā)生了改變，因朱棣在奪位和政權的鞏固中得到宦官的幫助，故而對宦官寵幸有加，許多宦官被委以出使、采辦、監(jiān)軍等重任。宜德時宣官享有了讀書識字的權利，一些人還擔負了重要職責。

在《明史》中有載，并痛陳了帶來的惡果:“初，太祖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后宣宗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數(shù)傳之后，勢成積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賢。考其禍敗，其去漢、唐何遠哉。雖間有賢者，如懷恩、李芳、陳矩輩，然利一而害百也。”

明·嘉靖年間太監(jiān)趙政像

洪武初年，宮中宦官的人數(shù)有所限定，“明太祖既定江左，鑒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且“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命過多”。但至嘉靖時期，“所役殆數(shù)萬人”，至“萬歷初，宦官總數(shù)已逾兩萬，而且還在不斷膨脹”。而至“明亡，內豎至十萬”。明代的宦官設置也不斷增多:“寬官……十二監(jiān)、四司、八局，所謂二十四衙門也。”其機構之龐大，為歷代所無。墓中出土玉帶的宦官涉及到司禮監(jiān)、內官監(jiān)、御用監(jiān)。

玉鏤雕凌霄花紋帶板 明早期 首都博物館北京海淀區(qū)太監(jiān)墓出土

太監(jiān)趙芬墓出土壽桃紋玉帶首都博物館

董姓太監(jiān)墓出土龍紋玉帶首都博物館

明代宦官專權愈演愈烈，權力的增長及貪欲的無限膨脹，使他們在許多方面更加有恃無恐，在服飾方面亦是如此，“弘治元年，都御史邊鏞言:“國朝品官無衣之制，夫蟒無角、無足，今內官多乞蟒衣，殊類龍形，非制也。”乃下詔禁之。十七年，諭閣臣劉健曰:“內臣僭妄尤多。”因言服色所宜禁，曰:'蟒、龍、飛魚、斗牛，本在所禁，不合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敝，不宜輒自織用。玄、黃、紫、早乃屬正禁，即柳黃、明黃、姜黃諸色，亦應禁之。’孝宗加意鉗束，故申飭者再，然內官驕恣已久，積習相沿，不能止也。”

在明代，象征著尊貴、財富的玉帶被權臣們瘋狂聚斂，如抄嚴嵩家時抄出“玉帶共二百零二條”“金鑲各色帶共一百二十四條副”。正德年間的錢寧更甚:“帝還京，裸縛寧，籍其家，得玉帶二千五百束、黃金十余萬兩、白金三千箱、胡椒數(shù)千石。”

“嚴嵩私印”銘獸鈕石印 明 江西省博物館

宦官對玉帶的占有欲望也是無休止的，如正德時期權擅天下的大太監(jiān)劉瑾被抄家時，“帝親籍其家，得偽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哀衣、玉帶諸違禁物。”

透雕鏤空花卉龍紋玉帶飾 明 首都博物館明尚衣監(jiān)太監(jiān)張慧菴墓出土

隨葬玉帶十七副之多，多數(shù)為無紋飾的素面，而且存在規(guī)制不完整的情況，但其中有四副玉帶琢有紋飾，分別為減地瑞獸麒麟紋一副、減地花卉龍紋兩副、透雕鏤空花卉龍紋一副

嘉靖初年的《繼世紀聞》細數(shù)了此次抄家物品的消單:“抄沒逆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鐘二千，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鼓五百，蟒衣四百七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寶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八百。”

玉鏤雕凌霄花紋帶板 明早期 故宮博物院

青玉透雕戲獅圖長方帶板 明 故宮博物院

姑且不論所記載的數(shù)目是否完全準確，從中也可以想象當時劉瑾所占有財物、玉帶的數(shù)目是驚人的。劉瑾所占有的這些玉帶的功用，除了顯示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也成為他為私利而進行濫授的工具，“(楊)守隨憤，獨上章極論之曰:“內臣劉瑾等八人，奸險佞巧，誣罔態(tài)肆，人目為'八虎”，而瑾尤甚。……紫綬金貂盡予爪牙之士，蟒衣玉帶濫授心腹之人。附己者進官，忤意者褫職。內外臣僚。但知畏瑾，不知畏陛下。”"明代宦官專權的程度在這些史料中亦可見一斑。

御馬監(jiān)太監(jiān)周臣玉帶 明 北京海淀明代周臣墓出土

青玉四鶴壽字帶板 明 故宮博物院

明代是玉帶使用的頂峰時期，它承載著當時的物質文化信息，同時從以物證史的角度來看，明代墓葬中出土的這些玉帶，就像一面鏡子，印證和還原了當時的一些史實，折射出明代政治生活的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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