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會元

江浙金融財團曾經以自己的財力助蔣上臺。但是，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并未將該財團禮為“座上賓”，而是對其采取有拉有打的策略驅使之、勒索之；而江浙金融財團1928年后也在對南京國民政府由“希望”到“失望”的過程中，做著既討好、奉迎又時有反抗的掙扎。雙方處于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中。

壹

發聲參政，寄希望予宋子文

民國銀行家合影：前排宋漢章(左一)、張嘉璈(左二)、錢新之(右一)；后排陳光甫(右)、李銘(中)

在南京政府中，宋子文與江浙金融財團以及上海資本家的關系最密切也最融洽。蔣介石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宋子文與該財團的這種關系，交替采用軟硬兼施、又拉又打的兩手，達到了將財團馴服為附庸于自己的目的。但宋子文對待江浙金融財團的態度和手法既不同于蔣介石也不同于孔祥熙，他的態度較為溫和，其通常的做法是通過拉攏和協調的辦法，利用江浙金融財團和上海資本家，以達到充裕南京國民政府財政的目的。

隨著北伐軍進入北京，身為財政部長的宋子文開始著手籌劃建立預算財政，企圖以此克服和擺脫北伐戰爭期間的財政混亂狀況。為了在這些財政改革計劃上取得江浙金融財團的支持，宋子文極力密切南京國民政府與江浙金融財團的關系。在政治方面，宋子文成立各種委員會吸收江浙金融財團的頭面人物參加（如公債委員會中吸收銀行家陳光甫、秦潤卿、宋漢章等人參加；預算委員會中吸收了陳光甫等人；銀行幣制委員會中吸收銀行家李銘、徐寄扇、宋漢章、貝祖詒等人）。有時還召集不同形式的會議與江浙金融財團的銀行家們進行磋商。1928年6月底，宋子文在上海召開全國經濟會議時就邀請了上海銀行界和工商界關鍵人物，諸如張嘉傲、宋漢章、陳光甫、秦潤卿、李銘、徐新六、虞洽卿、王曉籟等近70人參加。宋子文的做法使江浙金融財團的領袖們重新有了表達自己政治觀點和經濟主張的機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包括江浙金融財團銀行家在內的上海“資本家們希望在南京政府中政治上有點發言權”的參政意識和掌權欲望。

1927年下半年后，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曾對江浙銀行家一次次進行勒索和敲榨，上述宋子文的舉動則表明，南京政府與江浙金融財團之間的關系在宋子文的手中已有所調整和修補。在全國經濟會議上，宋子文向江浙金融財團和上海資本家擺出一副道歉的姿態。他首先對北伐戰爭期間采用極端手段籌集軍費的做法表示歉意。他許愿，北伐已結束，未來時期財政部一定嚴加限制軍費開支，將軍費總額限制在年1.92億元以內，將全國軍隊總人數壓至50萬人左右。在這里，宋子文向江浙金融財團送上一顆政府將不再濫籌軍政費用的定心丸。

全國經濟會議還通過“保護商人財產”的議案。規定“所有私人財產，如船舶、面粉廠、工廠、礦山等等，現在仍被政府當局所占據者，應一律立即歸還，所有非法沒收的財產也同樣立即歸還原主”。對此，江浙金融財團和上海工商業資本家們感激涕零。當然，資本家們并沒有忘記要求南京國民政府鎮壓工人運動、“整理”勞資關系，提出“政府必須制定對工會組織管制的勞工法，以防止滋事之徒利用工會組織挑起事端”，以限制工會活動和罷工。

1928年7月，南京全國財政會議通過全國經濟會議關于編制全國預算和限制軍費開支的方案。財政會議一結束，宋子文即趕赴北京，向正在那里開會的高級將領們轉達經濟會議、財政會議的決議。高級將領們對此根本不感興趣，不予理睬。1928年8月7日至16日，在國民黨中執委會第5次全體會議上，宋子文將經濟會議和財政會議的決議提交大會并再次呼吁限制軍費開支。他說，北伐期間，為保證軍需，曾在無預算情況下每天籌措160萬元軍費，為此，國家重要稅收都已抵押凈盡。唯要迅速壓縮財政支出，采取“統一稅收、統一預算的方案，否則中國不久就要面臨崩潰”。

宋子文

宋子文的一系列所為，使江浙金融財團深受激勵與鼓舞，再次燃起空前的政治熱情。他們與宋子文遙相呼應警告政府：除非政府接受和貫徹全國經濟會議的建議，否則，政府再也不要指望能從上海取得任何貸款了。

面對宋子文及支持宋子文的上海資本家，國民黨五中全會表面上接受了“統一財政和實行編制一國家預算”的建議，并且在1928年8月16日組成了一個9人全國預算委員會。似乎編制國家預算有望、裁遣軍隊有望、壓縮和控制軍費有望、資本家銀行家們減輕負擔有望。1929年1月15日，南京召開軍隊編遣會議，討論軍隊的裁遣問題。會上再次提出并討論編制預算、限制軍費等問題。上海的資產階級“要求南京政府必須裁遣軍隊和決定全國預算”。各地工商、金融界聲援和請愿電報潮水般地流入南京。會議最終接受了宋子文及其支持者江浙金融財團、上海資本家的建議和要求，決定將全國軍費總額限制在1.92億元以內，全國軍隊總人數控制在71.5萬人以內。但是，國民黨五中全會也好，南京軍隊編遣會議也罷，通過的“決議”、“原則”統統都是騙人的把戲，“全國預算委員會”、“中央財政委員會”等機構在實權人物眼中形同虛設。南京軍隊編遣會議收場后，所通過的各種“決議”、“原則”或被束之高閣，或被封于塵中。將領們誰也不愿編遣自己的軍隊、壓縮自己的軍費，都抱著“有槍桿子就有一切”的信條，他們夢寐以求的只是如何去擴大自己的軍事實力。

1932年7月，在有汪精衛、何應欽、李濟深、顧祝同、朱家驊（交通部長）、曾仲鳴（鐵道部長）、劉瑞恒（禁煙委員會主席）、宋子文以及若干江浙金融財團銀行家們參加的上海會議_匕宋子文在應允繼續擔任財政部長的同時，迎合江浙金融財團及上海資本家的心理，向他們承諾不再為內戰而發行新公債，軍費的籌措將主要通過提高稅收和其他一些方法去解決。宋子文的態度使江浙金融財團及上海資本家們大為感動。

不難看到，宋子文與江浙金融財團及上海資本家之間的關系有默契、共同的一面。宋子文有時也利用這種關系挑動或支持江浙金融財團及上海資本家向南京政府提出要求，以便在“考慮和照顧江浙金融財團利益”的大旗下，達到鞏固自己在南京政府中地位的目的。而江浙財團及上海資本家則將宋看成是自己真正的朋友和代言人。

誰也無法否認宋子文與江浙金融財團關系中有爾虞我詐、敲詐勒索，甚至雙方為此“反目”的一面。但是，宋子文與江浙金融財團的總體關系中確實存在朋友關系的一面。

貳

欺軟怕硬，兩度力挺蔣介石

民國上海商界大佬

江浙金融財團被宋子文所感動，他們似乎已經忘記1927年“四·一二”之后，蔣介石和上海黑社會為了錢袋子而對自己的恐嚇、敲詐、綁架、勒索，以投機的心態繼續支持蔣介石及其獨裁的南京國民政府。表現在：

第一，向蔣第二次退隱后的南京政府施加經濟、財政壓力。

蔣于1931年12月15日第二次辭職退隱后，以林森為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的南京國民政府財政困難，“看不出有什么辦法可以走出這個死胡同”。當時，財政問題解決的好壞將是孫科等反蔣派成敗的關鍵所在。在這種情況下，孫科也像“四·一二”前后的蔣介石那樣將解決財政困難的視野轉向江浙金融財團及上海工商資本家。他向江浙金融財團及上海資本家們發出求助呼吁，派出他的財政部長黃漢梁進行游說，將擺脫財政困難的希望寄托在江浙金融機構大量投資購買政府公債上。但這些，都只是孫科的一廂情愿，倒向宋子文且支持蔣介石的江浙金融財團并不與孫科合作。

當時的一些新聞媒體寫道：銀行拒絕支持南京政府，“自民國政府在南京建立以來，這是第一次……銀行界認真地企圖對政府的日常經費進行勒扣，……如果把銀行界對今天國民政府（即孫科政府）的態度與他們對先前的南京政府（蔣介石）的態度加以比較，難道是可以原諒的嗎？”經過再三談判與交涉，上海銀行界才勉強同意每月向孫科貸款800萬元；而在蔣介石退隱之前的幾個月中，上海銀行界卻曾踴躍購買宋子文發行的4.16億元（非票面價值）公債。面對如此反差，人們公開質問江浙金融財團說：“銀行界的先生們究竟是為國家利益還是只為某一派別利益服務?”從而若明若暗地戳穿了江浙金融財團銀行家以拒絕貸款或在貸款上作梗的辦法抵制孫科政府的伎倆。孫科政府維持3個多星期便失敗了，它失敗的重要原因是“沒有取得上海銀行家和宋子文這樣的重要人物的支持。”

第二，在蔣介石復出后，江浙金融財團支持南京政府“整理公債”。如果將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的情形與1927年秋的情形相比，人們就能發現，雖然斗轉星移，但兩段時期的歷史卻雷同得近乎于重演。1927年秋，蔣介石被迫辭職下野。在下野前的春夏時節，他利用黑社會勢力在上海對銀行家們實行“恐怖”手段，兼用軟硬兩手，從江浙金融財團銀行家和上海資本家那里每月敲詐近2000萬元的款項以應軍政所需。而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在南京政府中擔任財政部長的孫科卻沒有蔣介石慣用的那種手法，他所能做的只是反復與上海銀行界進行“交涉”，方法雖然“文明”，但上海銀行家卻只供給他遠不敷用的800萬元。

1931年12月，蔣介石再次下野，孫科又以行政院長的身份再次上臺。盡管孫科派財政部長黃漢梁一再與上海銀行界協商，銀行家們仍一味叫苦，不肯有力支持，每月只貸款500萬元給孫科政府。孫科采取“停付公債本息”的做法對上海銀行界施加壓力后，也只迫使上海銀行界對南京孫科政府的支持有微小的增加，即由500萬元上升到800萬元。

江浙金融財團和上海資本家敢于聯合抵制孫科“停付公債本息6個月”的決定，但他們在蔣介石再次復出后，卻失去了抵制孫科的那種勇氣，老老實實地接受使自己損失慘重的由宋子文制定的公債本息償付方案。宋子文的“方案”出臺背景是，1932年“一·二八”后，“公債市場受到上海事件的影響而陷于癱瘓，致使國家的財政處于停滯狀態。”同年2月18日，宋子文專程到上海與江浙金融財團代表人物討論自己提出的整理公債的主張，即將政府公債“債券的利率減低和延長償還期限。”江浙金融財團與上海工商界的頭面人物，在所謂的“上海持票人會”杜月笙、張嘯林等人的臨場監督下，失去了“用來對付孫科的那種神通”，接受了“整理公債”的事實。“整理公債”后政府各種公債利率統一降至6%，再加上公債償付日期的延展，使政府對公債本息的實際償付數額比未“整理”前減少了一半之多。如，1932年應償付本息的《國民二十年關稅短期庫券》，原來，按票面價值每百元應付息1.83元，在“整理公債”后，每百元實際卻只付息0.94元。“整理公債”的受惠者是南京國民政府：第一，通過“整理公債”減少了近半數的政府償債基金。“整理”后，每月只需從關稅項下撥出800萬元即可應付，這就大大減輕了南京政府的財政壓力。第二，公債整理的實施使南京政府在1932年節約了8500萬元至1億元的公債償付款項。這一數字相當于南京國民政府1932年度總收入6.83億元的12.4%~14.6%。

可以講，江浙金融財團接受宋子文“整理公債”的方案，實際上是在經濟與財政上再次選擇并支持了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

江浙金融財團和上海資本家之所以忍痛接受“整理公債”的計劃，主要由三個原因所導致。首先，國難日益嚴重，尤其是“一·二八”后日本侵略者以咄咄逼人的態勢擴大對中國的侵略，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日見尖銳。大敵當前，國家和政府面臨實際的經濟與財政困難。對此，江浙金融財團及上海資本家銀行家們不可能視而不見，出于民族心而采取一些支持政府的行動，包括資金方面的支持。其次，江浙金融財團做為中國金融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有其妥協、軟弱的階級屬性。這種屬性在該時期明顯地表現為“欺軟怕硬”，他們欺負軟弱的孫科、懼怕掌握著黑社會勢力的蔣介石。這就造成了一種現狀，蔣介石軟硬兼施，江浙金融財團卻表現出一種服貼、恭順及至支持的樣子。第三，江浙金融財團抱有經濟上損失從政治上得到補償的投機心理，但這只能是一種幻想。1932年6月成立的全國財政委員會，由汪精衛、宋子文分任主席、副主席，實權掌握在蔣介石、閻錫山、李宗仁、張學良、何應欽、孔祥熙等黨政大員的手中，而做為江浙金融財團和工商界代表的張嘉璈、李銘、虞洽卿、錢永銘、吳鼎昌、胡云、談荔孫、盧學溥等人實際處于無權的陪襯地位。江浙金融財團雖然承受了“整理公債”的經濟損失，可他們并未從南京政府那里得到政治上的補償。

從1927年秋至1931年底蔣介石兩次下野中江浙金融財團的處境及其所為，我們看到，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并不真正代表江浙資產階級的利益，它對江浙金融財團的策略是予取予求、又拉又打、軟硬兼施，一步步地將江浙金融財團拉上自己的戰車，而江浙金融財團則對蔣抱有希望尤其是在宋子文擔任財政部長時更是如此，財團一次又一次地從財力上支持了蔣介石，但總是不得不一次次地吞下難以吞咽的“苦果”。

叁

屢遭打擊，崩盤瓦解終默然

位于外灘的國民政府中央銀行

蔣介石第二次復出后，并未熱衷于報答江浙金融財團資本家在第二次下野期間為其復出的多方努力。相反，他卻再次盯牢江浙金融財團和上海資本家的錢口袋，花樣翻新地繼續玩弄拉攏與敲詐的軟硬兩手。

宋子文出爾反爾，背棄了4年內不增發新公債的諾言。而且，他還給自己找了架下臺階的梯子，這架“梯子”就是銀行鈔票準備金征稅。在1931年8月1日，南京政府公布過要對銀行發鈔準備金課征2.5%的稅。這項新稅方案公布后因為遭到上海江浙銀行家的強烈反對而延期執行。1932年8月，宋子文重提加征此稅，以此為籌碼，要求上海及江浙金融家們做出選擇：或是交納銀行發鈔準備金稅，或是繼續支持并承購南京政府發行新債，二者必選其一。于是，1933年10月4日，宋子文背信，以財政部的名義決定發行總額為1億元的關稅庫券。

在這次公債發行后不久，1933年10月29日，宋子文辭去了財政部長職務，他的繼任者是孔祥熙。宋子文辭職后，江浙金融財團銀行家和上海資本家的影響及地位急劇下降。宋子文辭職，標明蔣介石對江浙金融財團將采取更為強硬和嚴厲的措施，大體上，到1934年前后時，江浙金融財團再也無力對當時的社會及政局發生影響了。

另一方面南京政府嚴加控制直至取締上海總商會。上海許多銀行是上海總商會的重要成員，一來是為了從資本家那里取得更多的經濟支持，二來為了控制金融財團和上海資本家，蔣介石在上臺之初即逐漸收緊對上海總商會的控制。上海總商會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是上海商界、金融界的自治組織，有相對獨立性并不時地以自己特有的傳統方式去影響和干預政治。蔣介石1927年4月16日曾經要求上海商業聯合會速繳該會已認募的500萬元軍響。對此，上海資本家銀行家及商人卻提出了繳款前提條件，要求南京政府“迅將庫券或債券條例頒布”，只有如此才能盡力盡速籌款繳款。這意味著，上海資本家、江浙金融財團銀行家們認為政府只有在正式公布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和債券條例時才有了可靠的政府信用，他們才肯向南京政府解囊。這使蔣介石十分不悅。將臨月底的4月29日，商業聯合會召開臨時會員大會分攤二五庫卷，但認繳并不順利。到5月5日，各業繳款僅190萬元，與前已答應捐助軍響500萬元及后來允墊借款400萬元總共900萬元之數相差甚遠。因此，南京政府控制的輿論工具聲色俱厲地指責江浙金融財團持的是“落水救命”、“上水求財”的態度，質問江浙金融財團及上海資本家們是否“真愿與三民主義相終”。可見，南京政府與上海商業聯合會之間早已存有嫌隙。

1927年4月26日，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強行接收上海總商會，一舉結束了上海總商會在北洋統治時期的那種相對獨立狀態。

在上海總商會被上海市黨部強行接管后的一段時間當中，它仍桀驁不馴，因而深為南京政府猜忌。1927年12月間，雙方終于再次發生沖突。12月中間，各省總商會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會上，一方面是蔣介石、戴季陶、孔祥熙、張壽鏞等國民黨要員親臨，他們炫耀權勢企圖將會議導向自己劃定的框子內；另一方面，江浙金融財團和上海資本家為主力的各省商會代表則在會上一味向南京政府要求參予國家政權，理由是，“派公債、征賦稅，商人所負義務最重，如果商民不能過問捐稅，則中飽無從剔除，征收胡能核實。”他們要求“全國稅收除關銳、鹽稅擔保內外公債外，其余捐稅宜統交商會保管”。這種“要求”與蔣介石個人包攬一切、一黨主宰天下的“獨裁”水火不容。

上海總商會議事廳正門

1927-1930年，上海總商會為表明政治態度和反映本階級的要求，向各級黨部致電21件，約占同期各類函電總數的10%，除此之外，還有私人聯絡，也有集體請愿。如1928年，虞洽卿率10人請愿團到南京，向國民黨提出8條政治要求。所有這些，都是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國民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因而對包括江浙金融財團在內的上海總商會越來越采取強硬的壓服手段。首先是陰謀策劃、制造糾紛以瓦解上海總商會，然后將其改造成為附庸于南京政府的“上海市商會”。1929年3月，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陳德徵在國民黨三大上提出主要是針對上海總商會的“在全國取消商會動議案”。1個月以后的1929年4月2日，在此人的唆使和操縱下，上海總商會內部兩個受國民黨上海黨部操縱的救國會和商民協會在總商會內挑起爭斗。他們砸毀會館辦公室和家俱，辱罵毆打總商會的工作人員，搶走總商會檔案、財產等，并在社會上傳播“上海總商會將發動罷市”的謠言。一時，上海總商會面臨著黑云壓頂的險惡形勢。事件發生后，上海總商會強烈要求政府予以保護并嚴懲肇事者。4月25日，上海銀行公會、上海錢業公會也都致電南京政府聲援上海總商會，而上海的國民黨當局卻一方面剝奪上海總商會的發言權，禁止報界登載總商會任何說明與澄清真相的聲明。另一方面卻準許救國會和商民協會發表指責上海總商會為帝國主義“走狗”的聲明。做為事件的結局，被停止活動的上海總商會，在事件的“調查”過程之中便被取締了。取代它的是商會改組委員會。一年后，1930年6月21日，商會改組委員會正式成為上海市商會。在這個新商會中，原上海總商會的獨立精髓已被抽空，上海這個新商會已成為政府控制的工具，它必須“遵守上海市黨部的指導和訓令，并且要受上海市行政當局的管轄”。在新的上海市商會內，原來的老商會成員被大量淘汰、除名，留下來的所占比重已不到三分之一。而新的商會成員則“必須信仰三民主義”，“凡對國民黨進行中傷者皆不得為會員。”

南京國民政府就是這樣擊垮江浙金融財團及上海資本家的這一重要的組織依托，并進而對其各個擊破、分而治之。

孔祥熙

與此同時，孔祥熙也將工商業的不滿引向江浙銀行家。在白銀風潮的襲擊下，工業減產、產品滯銷、銀根緊張、大批工廠商店歇業倒閉。上海工商業資本家吁請南京政府改善金融環境、發放工商貸款救濟工商企業。但繼宋子文之后任財政部長的孔祥熙卻極力將民族資本工商業資本家的視野引向上海銀行家，仿佛工商業的窘境完全是民族資本銀行業所造成，銀行的保險柜應向工商業敝開任由工商業資本家去拿取資金，如不然，銀行家便是破壞工商。孔祥熙的目的就是：政府袖手旁觀，將工商資本家的不滿引向銀行，借此煽動工商資本家與銀行家的矛盾，以此壓迫銀行并最后控制之。孔氏的具體辦法是，對于風潮中工商資本家要求政府救濟的呼吁，孔祥熙將自己打扮成局外人，以貌似公允的樣子于1935年2月發表主張，他指出銀行應擔負起救濟責任，建議由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央銀行組成三行小組統一負責對工商業的貸款。這里，孔祥熙提及中央銀行只不過是個點綴，其真正的意思是暗示工商界，救濟工商是掌握在江浙金融財團手中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事。孔氏的做法可起到兩種效應，一、佯裝關心經濟關心工商的偽善相；二、告訴工商資本家，提供“救濟”不是政府的事，而是江浙金融財團銀行家的事，從而將工商業的不滿轉向江浙及上海銀行家，向他們施壓。

1935年6月8日，孔祥熙宣布發行國庫券2000萬元，用于緊急救濟工商業貨款。實際呢？2000萬元中僅劃給中國國貨銀行一家的款項就達500萬元。而中國國貨銀行并非工商企業，而是孔氏的家庭銀行，孔祥熙本人擔任董事長，宋子良任總經理。在該行60%的所謂商股中，孔家占有很大比例。以救濟工商名義發行的“國庫券”實際上被他個人拿去做為發財的資本了。

1935年3月間，孔祥熙請求中央政治委員會同意發行1億元金融公債。關于這筆公債的用途，陳光甫等江浙金融財團的銀行家們曾經天真地提出，將其作為發展商業、扶助經濟的抵押貸款，以緩解經濟困難、資金緊缺之急。江浙金融財團的代表人物沒有想到，這筆數額龐大的公債沒有投向工商，而是被南京國民政府用來加強中央銀行及控制由江浙金融財團掌握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上去。這筆公債變成了江浙金融財團及民族資本商業銀行的絞索。

綜上所述，1927年“四·一二”時，江浙金融財團曾經用金錢支持了蔣介石，支持了蔣的南京國民政府，他們因此而幻想著將自己發展成獨立的政治力量，并得到在南京政府中參政的回報，但是，在蔣介石對之采取又拉又打以打為主的策略下，江浙金融財團的目的最終未能實現。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