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經的體操冠軍因為在短視頻平臺跳了一些“擦邊”舞蹈，連日來引發輿論風波，這樣的事有意義嗎？單就事件本身而言，那確實相當瑣屑，然而耐人尋味之處正在于此：為什么這樣一件事，竟能成為全民熱議話題？

在一個更開放的社會氛圍之下，這恐怕根本不會引起什么關注，也只有在新舊道德觀交替之際，才會引發格外激烈的爭議。反過來說，爭議本身就活生生地展現出那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

1982年，《怎樣鑒別黃色歌曲》一書出版。這本書如今在豆瓣上評分很高，但這并不是因為人們贊賞其觀點，而是當作“史上最雷人/彪悍之書”或笑話集來看的。當初正義凜然地撰寫這些戰斗檄文的音樂家們決不會想到，僅僅一代人之后，他們的著作會在這個意義上成為經典，以至于他們的正義凜然也成了一種雷人之舉。

為《怎樣鑒別黃色歌曲》撰文的大多是一時之選，他們以十分專業的語言來剖析“黃色歌曲”——然而在現在人的眼中，他們越是這樣嚴肅認真地做，越是看起來像在戲仿（parody）和惡搞，連《怎樣鑒別黃色歌曲》這個題目本身也顯得異常可笑。

當我們讀《韋小寶同志生平》這樣的文章時，人人都知道作者是故意在戲仿，但《怎樣鑒別黃色歌曲》的作者卻并非有意為之，也許正因此才格外讓人覺得好笑。它無意中暗合了在無厘頭和惡搞中產生的現代性體驗，并由此以一種意外的方式獲得了新的生命力，居然重新風行起來。

對這本書看法的變遷也暗示著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以至于現在人們回顧二十多年前的那個時代，大概會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陣陌生。

1980年代初朱逢博因站在綠色燈泡圍成的樂池里唱歌，被指責為“資產階級酒吧作風”，另一首《媽媽教我這支歌》也曾遭一位資深音樂家的激烈反對：“能用這樣軟綿綿的情調歌唱我們的黨嗎？”

梁曉聲短篇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提到文革時在北大荒，“我”偶爾聽到河流上游有人在輕輕唱歌：“九九那個艷陽天那哎嗨喲，十八歲的哥哥呀坐在小河邊……”這首歌如今只能算是相當“淳樸”的民歌風格，但在當時

是列入“黃色歌曲”一類，絕對禁止唱的。是哪一個姑娘在唱呢？她也太忘情太大意了！如果讓我們的副指導員聽到，少不了又要開展一場“思想意識領域內的斗爭”。

然而最終令“我”目瞪口呆的是：唱歌者竟然正是副指導員李曉燕。在面對面時，兩人都僵立當場，尷尬無比，儼然在犯罪現場被抓個正著。

1979年推出的《鄉戀》，因使用輕聲唱法，纏綿悱惻，引發極大爭議，一度被禁唱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本書中將一些輕音樂稱為“黃色歌曲”，認定它不是追求真正的藝術價值，而是商品化的藝術，其實也是不難理解的。

雖然作者在認真地追問“絕大部分以男女兩性之愛為主題”的黃色歌曲“問題不在于是否表現了愛情，而是在于如何表現愛情，它所表現的究竟是什么樣的愛情”，這話聽起來也沒什么錯，但現在人只會笑嘻嘻地看這段話，因為現在的流行音樂本身就充斥著這類歌曲，大家早已對洪水猛獸見慣不驚。

這本書之所以在1982年出版，大概也是因為在那個新舊交替的年代，人們的思想還處在掙扎之中；其中一篇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丁善德1980年所寫的就代表了這種且戰且退的想法，在他看來，文革時

不僅群眾喜愛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等被打成毒草，連淳樸的民歌也被說成是黃色音樂。這顯然是十分荒謬的。但在粉碎“四人幫”后的今天，似乎也有另一種說法，認為“根本沒有什么黃色音樂”，主張不管什么音樂，色情的、頹廢的都可以開放。這無疑也是錯誤的。

只有在這種新舊交替的階段才有激烈的爭論，一旦過了這個時期，就沒什么可爭論了。 1980年代初還會說“只有資本主義制度才是‘流行音樂’滋長繁殖的溫床”（頁30）、黃色歌曲“是音樂生活中的一種污染，是受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化、商業化、庸俗化的思想影響的結果”（頁31），如今充斥著流行樂的今天，還有誰會這么說？

這也是歷史上固有的現象。很多總是喜歡關注一些還在爭論的議題，卻不易注意到一些已經不再成為議題的議題事實上已發生巨大變化。

1925年，裙子有史以來第一次露出膝蓋，在西方社會引起軒然大波，恰好當時發生了一場地震，那不勒斯主教竟聲稱這是短裙的出現觸怒了神靈。美國猶他州甚至立法規定女人穿高于腳腕7.5厘米的裙子上街要坐一年監獄。然而等到比基尼出現的時候，短裙露出膝蓋早就不再是一個“問題”，相反它已經顯得相當保守。

1946年Micheline Bernardini穿的比基尼
這款泳裝當時引發轟動，因而以氫彈試驗的Bikini環礁命名

所謂“保守”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許多學者都曾注意到，當今美國的保守派其實比半個世紀前的自由派更自由。保守主義歷史學家喬治·納什（George Nash）前幾年就曾說過：“如果不是在理論上，但至少在實踐中，美國今天保守派的立場就是1980年左派的立場。”

如果追溯更早的年代，這一點就更明顯了。在加爾文神權統治的年代，日內瓦法律規定不準打撲克、唱歌；一個自由民參加洗禮時笑了一下，被判三天監禁；另一個自由民盛夏困頓，在布道時睡去，也被判刑；兩名船員吵架，雖然無人受傷，但被宗教法庭處死。日內瓦號稱共和國，但在現代人的眼里，這些法律駭人聽聞的專制程度只怕還超過阿富汗原教旨主義的塔利班和伊朗什葉派神權政治。

中世紀基督教牧師認為公共浴室是道德敗壞和異教禮儀，16世紀倫敦就沒有一個浴室設施。美國殖民地時期清教徒社團頒布“藍色法律”（blue laws），嚴禁在周日從事某些非宗教性活動，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奧博瑟盧斯，在公共場所穿著低腰牛仔褲將被判處6個月監禁，露出內衣也是違法的。

幾乎直到20世紀之前，整個西方對“道德松弛”都是相當警惕的，不過用諾貝特·伊利亞斯的話說，在“文明的進程”本能被緩慢、逐步地壓抑住了，比如，很多非常暴露的服裝（和女式泳裝）就預設了“一種非常高層次的本能控制”。

在中國史上的情況也不鮮見。上古時中國人登席脫履復脫襪，否則就被認為失禮；到唐代起了一個關鍵的轉變：雖然在祭祀等至為莊嚴的場合里，脫除鞋襪仍屬必要，但“尋常入朝”覲見皇帝的官員，已經開始穿鞋子了。到了清代則視古人的脫襪入朝“近于裸褻”。 現代當然又變回來了： 野餐時如果有人脫鞋除襪喜歡在草地上走走，沒人會覺得這有什么不對。

王笛研究1870-1930年間的成都市民文化時曾指出，當時“一些所謂的‘調戲婦女’的事件，實際上是由于保守的社會環境而被夸大的”，用今天的眼光看許多都是極為平常的人際交往而已。

有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活在當下算是撿了條命》，表明即使在二十年前，只是異性開玩笑搭訕、跳舞等都有可能被視為耍流氓或通奸而惹上殺身之禍，這一點上中國和伊朗、印度一樣，都屬于“連接吻都被視為性行為的東方國家”。

隨著時代的變遷，許多價值觀都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革。在19世紀中葉之前，正式決斗的習俗在歐洲各國盛行一時，紳士們為了捍衛名譽不惜決死（普希金、萊蒙托夫和天才數學家伽羅華都年紀輕輕死于決斗），然而它最終淡出歷史并不是因為法律禁止或道德譴責，而是因為它在后來成了人們的笑料。

當“莊重的紳士趕赴榮譽的決斗場，卻只能引起年輕一代的譏笑，不論它曾經是何等神圣的傳統，沒有任何一種習俗能經得起這樣的考驗” ，所謂“嘲笑終結了決斗”（Ridicule ended dueling）。但話又說回來，一件人們原先嚴肅對待的事在下一代眼里居然顯得滑稽可笑，這本身就意味著價值觀念已發生了巨大轉變。

所以有時我常常想，回顧哪些問題漸漸不再被視為“問題”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當裙子露出膝蓋后，雖然遭到猛烈抨擊，但社會風潮卻還是朝著更“解放”的方向一路前進（直到出現比基尼），然而這個時候卻無人注意：“裙子露出膝蓋”這一件事漸漸地已經沒人爭議了。

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議題也往往如此：觀察哪些事遠離中心議題，可以更好地有助于說明中國所已經取得的進展。因為凡是人們習以為常的事物都是無法引發爭議和聚焦的。

就此而言，《怎樣鑒別黃色歌曲》甚至是有歷史意義的。它恰好在一個轉折性的時刻記錄了一種即將迅速消失的道德姿態——它隨后就顯得不合時宜、可笑、荒謬。

僅僅一代人的時間里，中國人第一次大范圍地體驗著媚俗藝術帶來的現代性，一切非媚俗的作品和情境也被當作媚俗藝術一樣來體驗，以及“不自覺地對審美反應作出戲擬”——這也就是我們隨處可見的惡搞和無厘頭文化，人們采取一種輕浮和不嚴肅的極端形式，游戲地對待早先的嚴肅觀念。

在這樣的語境中，原有的意義已經被消解和去除，完全是一派喜氣洋洋的嚴肅。這大概也是《怎樣鑒別黃色歌曲》的作者們完全無法料想的情形：他們并不是遭到了攻擊或批判，只是他們的一切話語都被以一種新的眼光來看待了，他們說的一切看起來只剩下“雷人”和“彪悍”的效果。

這種轉化幾乎是有哲學意義的：同樣一件物品，當人們用新視點重新安排和觀察它的時候，它原有的意義就消失了，正如杜尚拿著一個普通的陶瓷小便池并標上“泉”的題目拿去參加美術展時，它就代表了一個藝術哲學上的新思想。

想想也是挺悲哀的：一個人真誠而嚴肅地展現他的道德姿態，但這些在后人眼中全然是笑柄。話語是有自己的生命的：一段話語一旦脫離具體的語境，其意義就被完全消解了。一個人在炮火前慷慨宣誓“為革命不怕犧牲”，與在燈紅酒綠中笑嘻嘻地說同樣一句話，其含義和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說到底，誰能避免這樣的命運呢？沒有一個人、一段話語、一個文本能幸免吧。也許不用等二十年，就會有人覺得我這樣認真地討論《怎樣鑒別黃色歌曲》所暗示的社會及觀念變遷，也是一件雷人的事。